柔日读史（节选）

　　三谈骂人

　　因为忽然想到一个“我要骂人”的题目，以补“枉担个虚名儿”之憾，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我要骗人》，翻出来看，发现这位浙东乡先贤其实是虽有“骗人”之志，却无骗人的本领，通篇说的是真话与实情，毫不忌讳。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发表时文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还是看得出对“中日亲善”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即如“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也是“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吧。

　　鲁迅文中又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吧”，此时已是1936年2月，上距写作《祝福》的1924年2月，整整一纪，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提问，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鲁迅以捐款一块钱，“骗”得了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又深感为了不愿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是不应该的，因为鲁迅不相信款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鲁迅也终归不会骗人。

　　骗人：有些人是得心应手、心安理得的，但对只惯讲真话的人来说，就是个难题。

　　骂人，也不容易。

　　以子侄辈写前国民党将领们的史实的黄济人，在《三访黄维》中说到他请黄维去过目原稿的情形：

　　“黄伯伯，我在纸头上骂你了……”

　　“骂我？你没有骂我。”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反而朝我笑了笑，“你写的事情是真的，就不叫骂。就算真骂了，也是活该骂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对黄维其人在这里表现的明达和气度油然产生几分敬意：在涉及个人的史实面前能持这样冷静的态度，不失为有识之士。

　　以黄维的简洁的定义相绳，要骂人，除了不讲道理以外，还须不顾事实。如此看来，骂人，也不容易。“我要骂人”，只好作罢。

　　本想把这个从想要骂人而又撤销原议的过程如实写出，也还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好在前两年先后有过《骂与非骂》《颂和骂》两篇短文有所阐明，倒好像是一种“预感”了，然而一切预感也无非源于经验吧。

　　1989年9月3日

　　呜呼！冷漠、苟安与自欺

　　翻检故纸，抖落一页，抄着鲁迅《题未定草》中一段话：

　　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又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

　　是一个年轻的朋友所抄，并说“那天您谈到‘隐居’的冷清，参照这些话，或可一笑”，日期署元月31日。不可能是前年，也不像今年，那么是1988年元月了。然当时怎么说起“隐”来，已全忘却。

　　我倒想起周作人谈过：“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

　　周作人或是夫子自道吧，他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营垒退出来，一来二去，终于“大隐隐于朝”了。他的血液中，原说是有叛徒精神和隐逸精神参半的，末了只剩下加了引号的隐逸精神。

　　为什么加了引号呢？因为就周作人来说，他确实看透了“社会”的“浑浊”，这种唯我独清的心理导致除了自己以外对一切的彻骨的冷漠，而无能为力的心理又导致了置一切是非于度外的苟安。

　　最后使周作人“下海”的就是这冷漠和苟安。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辱升沉中，暴露了许多人精神上往往不能排拒这种病态，虽然这病不是直接得之于周作人，也没有尽像周作人那样病入膏肓。

　　因此，研究周作人，看透他的病在冷漠和苟安，在今天也绝不是全无意义的。每当我自认为面对着各种“浑浊”的世相而又深受无力感的压迫时，常常冒出掉头不顾的念头，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的心理病，也正是社会病的一部分，由社会病所造成，又助长了社会病，只是我们自以为明察秋毫地分析社会病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还顾自身。从高谈阔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到随波逐流，以至同流合污，正是这样日之就下的。以我们的苟安，指责周作人的“下海”，即使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怕也是三十步笑百步吧。

　　苟安非久安。苟全性命于乱世也罢，苟全性命于治世也罢，在自欺中生存，复将在自欺中死灭。

　　自欺、自慰、自在于苟安中，我们，自称中国知识分子者，将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1989年12月1日

　　(摘自《柔日读史》，邵燕祥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