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叙述一种（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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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屹立于巅峰的伟岸旗手，正是苏东坡。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我家距苏轼老宅仅百米之遥，从小就在他的英灵弥漫处跑来跑去。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生活幸福。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成长。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位女性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

　　性格遗传，母性呵护，书卷气和野性环境，这些不同的东西同时作用于早年的苏轼。蜀地少战乱，“生活史”悠久，民间花样繁多，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生活的丰富又导致语言的丰富，十里之外，别有方言俚语。我一直在揣摩，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语言大师，眉山的语言环境，究竟对他有多大的帮助？

　　眉山人的语言机智、生动、幽默，充满了随意性。比如形容生气：早就忍得你水滴！比如形容冒火：我这火呀，一朵一朵地冲。再如形容小孩子疯玩：天上都是脚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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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在汴京参加礼部考试，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糊名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苏辙也考上了。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苏洵常常在梦中笑醒。

　　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吧。礼部考试的文章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20岁就趋于成熟了。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主考官欧阳修查史料一头雾水。问他时，他竟然说：想当然耳！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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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轼从陕西凤翔回京师任职。这年五月，王弗病故。王弗27岁就走了，不知她生的什么病。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59岁。

　　短短几年间，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他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他才30岁。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练吗？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阴阳隔天地，相爱至深的男女永无消息。这是人类永恒的绝望之一。想念亡人越深切，越能“触摸”到这种绝望。《江城子》70个字，说尽无穷思念，汉语艺术的表达能力真是让人惊奇。而眼下有一种喧嚣：读图时代到来了。我不知道这是鼓吹进步还是提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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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一生的命运与王安石变法密切相关。王安石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15岁。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他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比如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一般商人完全失去竞争的优势，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大街小巷怨声载道。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此间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打比方说，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入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宋史》称：“苏轼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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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密州真穷，连苏太守有时也须挖野菜充饥。这也表明他为官清廉——堂堂太守，若是一心想弄点吃的，想必不会太艰难。苏轼吃野菜，应该是面带菜色了，然而一年下来，“面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杭州“酒食地狱”，他一病再病；密州“斋厨索然”，他反而长胖了。我想，要么野菜营养好，要么他吃野菜的时候心情好。他一面吃野菜，一面修了一座 “超然台”，写下著名的《超然台记》。一遇艰辛便超然，这在苏轼，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从他的诗句推测，他的身材在一米七六左右，匀称，脸略长而微丰。他着戎装，佩剑挽弓，想必是别有神采吧？《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莫言很喜欢这首豪放词，在上海见了我就当众吟诵，抑扬顿挫表情丰富。我估计莫言也是苏东坡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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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遭狱卒毒打、垢辱通宵。他自忖性命难保，藏下平时按量服用的青金丹，准备吞金而亡。

　　宋神宗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宋朝历来重视言官，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怎么办呢？他想了很久，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小太监潜至乌台，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太监回宫报告：苏轼夜里睡觉，大抵鼾声如雷。皇帝一拍大腿：看来苏子瞻心中坦荡，并未藏奸嘛。神宗这一招，倒胜过现在公安部门的测谎器。

　　苏轼出狱贬黄州，达5年之久，一切处之泰然。据我所知，日本人韩国人特别崇拜苏东坡。一般公司职员，因竞争激烈而易犯心胸狭窄的毛病，比如从高级主管降到中级主管，人就受不了，要自杀。学习苏东坡，心胸为之一变。

　　贬黄州的第二年，朋友往还渐多，苏轼感到手头吃紧，乳娘任采莲更有高招：将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悬于饭桌旁，小孩想吃肉，便望望咸猪肉。这叫“咸肉止馋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眉山尚有流传。苏迨、苏过年幼，望着猪肉不眨眼时，任采莲会说：快拨饭，不怕咸呀？苏过告发哥哥盯着咸猪肉看了好几眼，任采莲又说：不管他，咸死他！

　　一桌喷饭。苏轼哈哈大笑。黄州的朋友越来越多，造访的客人走两个来三个，家里的开销捉襟见肘。苏轼又是最怕朋友少的，即便是乡野之人，农夫，白丁，只要上门了，他必定留客吃饭。黄州这地方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碰上旱灾雨灾怎么办呢？为长远计，苏轼不能不想办法。太守徐君猷真是一个好人，他解决了苏轼的难题，把城东一块废弃的兵营拨给苏轼，约50亩坡地。苏轼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合家老小挥舞着锄头，每天累得一身汗。艰苦的耕耘苦中有乐……麦子种下了。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东坡诞生了。苏东坡三个字，从此响彻千年中国历史。

　　东坡先生割麦子打麦子累了，喝蓝小袖挎篮携来的美酒爽了，斜倚田埂看悠悠白云，托腮赋诗：“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唯有支头砖。”凭借此二句，画家们妙手绘丹青，传向后世何难？日本、德国、韩国、美国的汉学家，惊叹苏东坡应对磨难的力量竟如此之大。高官更兼大文豪，下苦力轻描淡写，凸显给世人的，倒是沁人心脾的诗意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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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87年前后，苏轼在汴京做高官，日子相当滋润。他长胖了，有了肚子，放在今天可能是二尺六七的腰围吧。他原本个头高，此间偏胖，照样有身材，有形。他自创一种帽子，高筒，短檐，殊不知戴了几回，全城都流行起来了，呼为“子瞻帽”。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几乎没有不弄一顶子瞻帽盖在头上的。一般后生乃至中年男人皆仿效，科考之时，青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皇宫里伶工演杂戏，两个优伶各戴子瞻帽，互相夸耀学问，小皇帝扭头看苏轼看了很久。高太后抿嘴笑笑。

　　欧阳修之后，苏东坡又是公认的文坛领袖，书画宗师。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翰林大学士，如驻春风。宫中太监老往苏宅跑，太后的御赐之物一件接着一件，小到一包茶，一盒酥，大到一匹马，一盏堆金砌玉的金莲烛。如此显贵的门第，能进去喝杯茶就足以炫耀于人了。士大夫的信条：能处富贵，能安贫贱。谁是楷模呢？当然是苏东坡。宋人一千多种笔记，很难找到一种不提苏东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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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四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江南好山水，好茶好酒好女人，苏轼也欣赏，也享受，却严格限于忙完了郡务之后。在杭州一年半，他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设“安乐坊”治病救人，惩治有官方背景的黑帮头目颜氏兄弟……在临安(今杭州)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他张弛有度，忙里偷闲游山戏水，居然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上，“欲将公事湖中了”。他跟禅宗大和尚佛印比试机锋，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留下的佳话载入《五灯会元》。苏轼的一年半，不得了。

　　当时西湖淤塞过半，苏轼连上奏折请求朝廷拨专款整治。而他的特殊身份，“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又使他能调动官兵协同10万民工奋战西湖。为赶工期，他不分昼夜地巡视在工地上，吃民工饭，喝民工水，一点不勉强。杭州市民送来了许多猪肉，他命人支几口大锅于工地，文火炖他在黄州发明的“东坡肉”。从此后，这种美味在杭州流行开来，更传于浙东浙西。

　　美政美食美诗文，灵感纷至沓来，烧烫了坡翁的双颊。他原本是个红脸膛的美男子，后来60多岁了，面色“极丹且渥”。杭州之有西湖，苏轼居功第一。近20年间，命名，疏浚，筑长堤，堪称划时代的三部曲。难怪杭州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建生祠，家家户户供他的画像，“饮食必祝”——饮水吃饭皆为他祝福。今日之杭州人，称他是“我们的老市长”。

　　农耕文明催生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大师，大学问大境界大感觉大疼痛……孔子、屈原、司马迁、苏东坡、曹雪芹，皆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曹雪芹才活了四十几岁。当下以及可预想的未来，这类人物不大可能出现了。所以，回望古代有了紧迫感。笔者担心：资本的逻辑一旦掌控了文化，会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生活的享乐主义甚嚣尘上，把我们的文化先贤搞变形，进而危及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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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朝廷告下：苏轼“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六月走到当涂，第三道谪命来了：“苏轼，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叫“道贬”。苏轼被降为罪臣，俸禄一律取消。“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还时代以健康的宏大抱负，看来是要付诸东流了。三改谪命，都是章惇所为。这个超级政治打手，出手异常凶狠，务必要让挨打的人趴下，再也直不起腰。副宰相苏辙同样被章惇赶出了汴京，“兄弟俱蹿”。秦观、张耒、黄庭坚等“苏门学士”均遭贬黜……

　　苏轼十月抵惠州，将息数日后，开始用他一向平和而又幽默的眼光打量周遭了。他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意甚喜之，如食螃蟹……”写信不谈别的，专说吃羊脊骨的方法，如何炙烤，如何用木针挑出骨间的微肉，给人美滋滋香喷喷的感觉。末尾却说，这么细致挑吃羊骨，“则众狗不悦矣”。

　　贬惠州的第三年，东坡在白鹤峰营造新居，打算长住。此间东坡情绪好，又展露仙容了，欣然命笔：“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题为《纵笔》的小诗传到京师了，大魔头章惇笑道：苏子瞻还这么快乐吗？贬他到海南儋州去。

　　一纸令下，全家人再次恸哭于江边。白鹤峰的新居刚住了两个月零五天。传说东坡过海，船上放着一副空棺。不惧风浪的老水手做好了一切准备。儋州3年的日子怎么样呢？请先看苏轼的两句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3年后，大画家李公麟为苏轼画了一幅像，旁边有苏轼的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样的诗，令我们无言。一切解释都是皮毛……

　　(《苏轼，叙述一种》，刘小川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