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精神的背景》——知识分子的独特思考

　　《精神的背景》收录了张炜近年来的文学演讲和随笔，可以视为其在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背景”的“游荡”。作者站在时代的前列，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敏锐，从时代背景、历史变革等多个角度，深入讨论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命题，并发出自己冷静而独特的声音，既是对现实的考辨、追询、诘难与质疑，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问题”的焦虑与忧思。

　　《精神的背景》提出的问题，包括对近100年尤其近50年以来中国精神文化状况的描述，我们并不陌生。

　　若干年来，这些问题不断有人在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所谈的和人文精神讨论之间，也有一种连续性。但他用了一种非常感性而有力的方式作了一个整合性的表达，尽管有些判断有片面性，但其忧思的确发人深省。

　　《精神的背景》触及的问题非常多，核心问题还是在考虑知识分子的定位和当代精神文化的生态问题。作者有一点感受我是很能够体会的，现在有点激越的或者深沉的思想和追求，一旦被表达出来，马上就会被吸收、蒸发，用他的另外一个表达，就是“个体完全裸露在历史的视野里”，显得非常微弱。

　　这种悲怆感，《精神的背景》里体现得非常真切。这还并不是所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而是整个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个体都会意识到，在一种强大的具有覆盖性的制度化力量面前，个体如何能保持和生成其自由个性，并有介入历史的力量，确实是个大问题。在一种均质化的过程中，个人存在的意义、空间和条件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一个知识个体变得极其渺小，你发出的所有声音可能很快就无效了。

　　不妨盘点一下，20世纪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面有哪些遗产留给了我们：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运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及其意识形态，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语言论转向所带来的整个思维范式的变化，以及后现代文化论争等等所涉及和带来的问题，已经纠缠在一起。

　　一种总体性研究的要求已经产生，但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还看不清楚。有一点却很显然，我们如果仅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考虑所关注的问题，根本就无法应对事情的复杂性。这就是说，我们仅有文学视野已非常不够。但这里又有一个悖论，实际上只有文学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坚持个人真实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来讲，文学表达是最有效的解毒剂。

　　包括像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也说，如今的哲学也要依赖“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幻想”。他是对现象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深入地研究以后，作为一个杜威传统的实用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个方略的，他强调要用“希望”来取代知识。我想，他也是充分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过程的稳步推进及巨大吸附力。对此持一种简单的情绪化的对抗方式也许会有文学意义，但不会有真正的历史效果。

　　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以后，越来越形成一个趋势，就是人文知识界出于自我反省而解构了文化上的精英意识，但政治上、经济上的精英意识却不断被强化。由此形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不承担了，他还原为平民了，也不需要额外的社会责任了，甚至价值目标也隐匿、模糊或者实用化了。有人甚至在学理上也找到了不承担的理由，还理直气壮。这也是思维上“非此即彼”的症状之一。那么，在精神文化方面，似乎知识分子有时候也面临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就是原教旨，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的目标，而且死活就是它了，不能有丝毫动摇；要么就是一切都没意思了，不做什么承担了，既然没有确定的终极价值目标，大家都处在盲目的历史过程之中，谁能比谁高到哪儿去呢？所谓做不成“文化英雄”就做“码字匠”。实际上，在这种两级震荡和两极思维之间，本来是有广阔的选择空间的，为什么非要执其一端呢？罗蒂的思想我也有一些疑虑，但他有些话说得很精彩。比如他认为，在“真理”和“胡说八道”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种表达可能。如果不存在“终极真理”，人们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吗？这显然是荒谬的。我认为，不排除解构视界又拒绝虚无主义，正是当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也是人文理论的一个立足点。这需要我们探索，也需要长期的表达积累。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在的人文知识及其表达不是布道性的，作为当代知识生活的特点，批判性和反思性应是一个明确的立场。这个立场在知识分子和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包括和自身之间，都会构成批判性的张力。在这个张力场中间，有很多事可以做，而且人文知识分子也应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体及基本共识。但问题是，由于转型期的急迫来临，由于利益化机制的形成，更由于长期以来知识文化的系统积累严重不足，目前人文知识界的状况确实是比较糟糕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张炜的激愤之情。 至于知识界的沙化问题，我认为也不是必然如此的。这里确实有知识人格问题。比如说，在知识生活中，大家基本上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现在教育部搞了一个章程，变成大家要注意引文之类的游戏规则，这虽然也有必要，但和知识生活的内在严肃性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精神的背景》里提到 “在商业社会中知识分子没有形成精神上的抗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的确是曲折的。现在商业社会形成以后，知识分子也没有应付市场的生活经验，在这种机制中间，怎么能够保存自己，怎么能够以有效的方式发出声音，这些都是新问题。我越来越感到，知识伦理或者说知识生活的道德基础问题，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非常需要讨论和研究的。我们知识生活的真实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应该也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如果讨论能够深入到这些层面，会是很有意义的。(王鸿生)

　　(《精神的背景》，张炜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