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书写乡村之痛

　　《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新乡土散文选》是林贤治编选的一本乡土散文集，收录了摩罗、刘亮程、塞壬、郑小琼等20多位作家(记者)书写的数十篇乡土题材散文。中国读者对乡土文学并不陌生，鲁迅的多篇散文名作所写的就是乡土生活，传神而凝练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浙江农村的生活秩序，记录了当时农民遭遇各式重压的困窘，也反映出传统小农生产方式濒临解体的状况。

　　近现代中国曾出现过多位撰写乡土题材散文、诗歌、小说的文学家。但在20世纪40年代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乡土文学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仅仅保留乡土场景、主人公农民身份的颂圣文学，除了嘲讽小农意识，就几乎丧失了批判性，主题总是积极的，纵然有着苦难和曲折，也一定可以迎来光明。主题、基调既定，当然不得陈述更不许渲染农村生活的“阴暗面”。很自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必然呆板化、脸谱化。

　　改革开放后，曾出现过大篇幅书写农村、农民贫苦和农业落后的知青文学，但那也是衬托知青的苦难而非寄予对农民、乡村的某种关怀；不得不提的是，即便是这样稍稍书写真实农村的知青文学，影响力也远不如新的一种脸谱化、模式化的乡土题材文学作品。后一类文学作品可称之为“在希望的田野上”体，有其片面性和虚伪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又迎来了都市化浪潮，乡土文学获得的空间及其影响力都被大大压缩或弱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几年来，都市人渐渐生出了对乡土生活的向往，这其中既有欧美日部分国家文化风气带来的影响，也是因为工业化、都市化带来了不少无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可读到的文学作品，我们以为，乡村就是世外桃源。

　　《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这本书会告诉人们乡村的真实存在。书中部分文章的作者仍然习惯于把乡村描绘成“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所在，但还是有作家写出了《乡村有疾》——江子不同意那种美化乡村生活的写法，他坦言，他在赣江边的故乡农村，“污水遍地……没有下水道，人们把洗澡水、洗衣水和充满了饭菜味的生活废水随意泼洒，潮湿龌龊的巷子，成了苍蝇和蚊子的天堂。污水流到不远的水塘里……每逢下雨，天上的雨水和人们的生活废水在没有硬化的地上堆积、奔突，村头巷尾到处是黑色的烂泥……简陋肮脏的厕所蛆虫顺着水流爬上岸来，在两脚间胡搅烂缠……”江子在文中介绍，这种卫生状况由来已久，曾引发过严重的钩端螺旋体疫情，并非农民不想过卫生和健康的生活，而是因为土地太少、太过贫瘠，还要面临十年九涝。农民要想养家糊口，就不得不投入全部心思和精力乃至透支健康来劳作，还所得甚少。这也是为什么被称为“打工诗人”的郑小琼笔下的外出务工者尽管生活环境和工作保障十分恶劣，几十年间仍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走出故乡、奔向沿海。因为在外打工再辛苦，受到的歧视和恶劣对待再严重，生活质量也有了翻天覆地式的提升，还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但需指出的是，能走出乡村、想方设法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秩序的农民(工)只是农民阶层的一部分，还将有更多的人生活在故土。恶劣的生活环境、卫生保障让留守农民们更容易在刚刚步入老年的年龄，甚至更早的壮年、青年就受到重大疾病的困扰，然而他们大多放弃了救治。同样需要引起重视的还有庞大的留守儿童问题。乡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质量很低，安全缺乏保障，其中许多人成为了农民工二代、三代，走上了父辈的打工道路。《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中的多篇散文，可以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了解。

　　乡村教育大概是为数不多的能获得财政拨款、被列为各级政府管理职责的乡村公共项目。本书中鲁顺民的《公办王家山》一文，则反映出这样的公共项目获得的实际支持力度。乡村中小学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像该文中马世奎这样一些带着“傻劲儿”熬在乡村教育一线的劳模，才得以存续下来的。

　　王祥夫所写的《井下的骡子》，则反映了晋北一些小煤窑用骡车拉煤，骡子被累到极致的情状：“肚子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后腿部的肌肉突然中了电样抖了起来，瞬间又像中电样传遍了全身……鼻子发出‘吐噜，吐噜，吐噜，吐噜’的声音”，但它还不得休息，尽管皮毛已被汗水濡湿，“大大的眼睛周围全部是煤尘，鼻孔的周围亦全是煤尘，煤尘被泪水和鼻涕一层层堆积在那里”，又将开始新一轮劳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番描绘所说的不光是骡子，也写出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以及无法摆脱命运重压的无奈。

　　诚然，《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这样一本收入几十篇乡土题材散文的文集，不能担当起全面刻画中国乡村和农民的重任，但颇为可贵的是书中文字的质朴和情感上的真实。借助这本书，可以带给如今已经走出乡村的城市新市民们以思考：为什么乡村生活会从百年前鲁迅笔下的状态，进一步下沉到而今的低点？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同样，这本书也提示与乡村有着巨大隔膜的都市人去正视问题，去洞察乡村荒败与城市乱象之间的联系，拿出诚意和责任，从一点一滴做起。(郑渝川)

　　(《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新乡土散文选》，林贤治编选，漓江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