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1月起,他的名字,倏忽间在知识界某一范围内不胫而走。他的遗诗,甫一出版上市,竟一销而空,旋又加印。
牟宜之(1909-1975),是一位难以给他的身份准确命名的传奇人物,一位从不辜负时代而时代却辜负了他的慷慨之士。他少年有为,发愤自砺;青年报国,投笔从戎;中年蹭蹬,沉郁多艰;终至在漫天的尘埃中不甘心地倒下,死不瞑目!
也许,他就像一位生错了时代的古之名士?不,他正是一位由他那个时代锻打出来的斗士,上承古风,下启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风范,他视为终身操守准则,高标耿介,至最后一息。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年多难之后,他保持了清醒,绝不合流。可谓“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仰,也没有俯,他活得堂堂正正。如他所说:“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有事实表现的。”
这,才是百年之后亦令子孙无愧的“大丈夫”。
像牟宜之这种人,其实可以没有墓园、没有纪念故居、没有记功碑,他之金石灼灼的言行事迹,就是一座至高至伟的非人工的纪念碑。
牟宜之生于1909年,是一位典型的“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末世运偏消,横跨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几乎全过程,是命定的悲剧一代。很可惜,当他在66岁不幸忧愤而终时,恰是大雾弥天的1975年,离曙光初露仅有年余。
这一点,若他地下有知,必长歌当哭,万世心也难平!
在20世纪,牟宜之为国运所催迫,百年风雨中,亦文亦武,或官或民,以至很难只用一种身份来界定他。李锐先生在为《牟宜之诗》所作短序中,仅称他为“诗人”,我觉得再恰当不过。这不仅是因为他在20岁之后至临终,留存于世200余首意蕴丰富的旧体诗,更重要的是,他或革命、或从军、或为政、或被谪,都不脱诗人本色,“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少年行》,《牟宜之诗》,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他的脱俗、超拔、傲岸,正是诗人之气质。作为肉身的人,他虽被时代浊流所摧折,但作为精神的人,他是不可被摧折的,永远昂起头颅,以身为薪,为异常稀薄的文明之脉添一抹微光,燃亮一颗星辰。
做人至此,足矣!
现实中的牟宜之,结局是苍凉的,庙堂不能容他,江湖居然也归不得,在距故乡咫尺之遥的地方延宕着,成为天地均不容留的人。他是恶人吗?他是叛贼么?不是。恶人或叛贼服输了,还能有一个体面的进退居处。然而,这个忠勇之士,这个为中华复兴而捐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儿子生命的人,却一度“死无葬身之地”!历史何由对他如此严酷?
天意从来高难问,然而牟宜之在临死时已经看清楚了。他的旧体诗,如匕首般锋利,勘破世事,谈笑古今——谁没有日薄西山的一天?他只坚信忠奸不两立,后世有定评。他活着时,愿为生民肝脑涂地。他死后,必使佞人宵小无地自容。
这里,且简单交代一下我书写此传的缘起。
牟宜之,是我多年好友牟广丰的父亲。2010年年底,我曾受广丰嘱托,为他兄长牟敦康写一部传记。牟敦康(1928-1951),解放军空军第一批战斗机飞行员,东北老航校第一批学员,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于1951年11月30日在朝鲜大和岛上空与美机激战中,不幸壮烈殉国,时年23岁。
斯人英年早逝,可谓求仁得仁,然今朝人事全非,遗体沉于朝鲜海域不得还乡。我在写牟敦康的时候,很伤感,只能以激情文字来掩盖。
2011年11月底,传记《寻找牟敦康》出版,恰是敦康兄阵亡60周年纪念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密山老航校旧址纪念馆和出版单位联合举办了纪念会和新书首发式,相关的老兵们及其后代在京云集,盛况空前。
于是,广丰顺势向我提起,可否为其父亲牟宜之作传。此项工作,原有别人在做,却因故中断,我惟有当仁不让。
到此时,我对牟宜之事迹,已然很熟悉了。在书写牟敦康传记时,曾接触过大量牟宜之的资料,我意外发现:这位相貌威武的父亲,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竟也有千般柔肠,如鲁迅“回眸时看小於菟”,舐犊之情难掩,遂造就了敦康兄这样一位青年勇士。因此,我对牟宜之金刚怒目背后的温情,也多少了然于心。
早在2009年,广丰就赠我一册《牟宜之诗》,诗人的咏史之作,放言无忌,烛照幽玄,读后令我击节三叹。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人物形象,早就在我心头浮出。因之,接下来的事,就水到渠成了,有赖于多方友人的相助,堆积如山的资料摆上了我的案头。
按照习惯,我写当代人传记,总有按捺不住的冲动,要到传主生活过的地方去实地踏查。山川风物,楼堂院落,我总要停留一下,呼吸一口彼地的空气,才能领会到传主彼时最细微、最真实的所思。
接着便是——我重向北方行,于2012年3月先赴北京了。
凝望飞机舷窗外的云絮,有千载如斯的宁静,遂想起司马迁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泰山鸿毛,是如何分野的呢?
古来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说的便是泰山之死,意谓忠贞之极。关于“武死战”,向来异议不大,我们见过很多物质性的丰碑,在昭示人们勿忘。但对于“文死谏”,到了现代以后,似乎变得可疑起来,至今难见一座光明正大的“文死谏”碑。
我于是遐想:牟宜之晚年,正逢“文革”乱世,沉冤不白,漂泊于济南而无着,终因忧愤而故去。他便是属于“文死谏”的正直君子。古时有担当的读书人,谓之“士”。他的病殁处,理应有一座沉冤碑,上书“死谏之士牟宜之含恨殁于此”这才对!这才算是打开了历史的死结。惟如此面对历史,才能无愧于“良心”二字。
机械虽能让人鹏飞万里,却总有牵绊来自冰冷的地面。当代人,何时才能真正践诺虚心纳谏的信条?河清可期,而此日可待乎?
在20世纪,一个人只要年逾一个甲子,在梳理他一生的时候,都不免有身世飘零、纷乱如麻之感。我翻阅案头牟宜之的资料,那些走笔龙蛇的钢笔字,那些学究气十足的老式稿纸,那些印着“最高指示”或“万寿无疆”的信笺,还有那张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的“华北人民政府委任状”,都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搜索百度网上的“百度名片”,牟宜之先生名列其中,对他的简介,仅留下260余字。我感叹现代的语文,虽能创造出那么多的夸饰之语,却亦能完全剔去历史的血肉而不动声色。如仅看记载官职沉浮的几百字,一个慷慨悲歌之人的一生,与一个庸吏又有何异?
不过,饶是如此,细心的读者还是能看出端倪来。
他的出生年份——1909,以中国的纪年论,是宣统元年,即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初年。这一年,“走向共和”的民意汹汹,清廷被迫下诏预备立宪,权臣袁世凯罢归,各省咨议局蜂起。
在这一年降生的人,欲躬耕林下、诗酒唱和而终其一生,可得乎?即便今日之莘莘学子,只要稍微读过两本近代史,也知那是万不可能的。国难、天灾、人祸,与“20世纪中国人”相纠缠,几乎纠缠了他们一生,至晚近方歇。
这一年,是中国民俗的“鸡年”。不知这一年降生的人,有多少人具有“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的壮怀?但可以想象,他们要走的路,将是何等奇崛,甚至匪夷所思!
百度的简介说,牟宜之“1925年参加革命”。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大革命在广州发源,国事又是一轮翻新。那时他年仅16岁,那是个什么年龄?相当于今日一个孜孜于应试的高中生而已。青衫少年,一般的思想激进尚可理解,但被认定“参加革命”,须有怎样过得硬的事迹方可?
简介说,他“以乐陵县长的身份,投身抗日”。乐陵,是鲁北与冀东相邻的一座古老县城,由燕国名将乐毅筑城,西汉时即设县。牟宜之在彼时,当的是哪个政府任命的“县长”?其玄机又何在?
看简介,牟宜之在八路军115师任职后,从事的多为“对敌工作”,即策反和统战工作,这又使他的身世有了“谍战”的色彩。他究竟有何奇才,能使组织屡次委他以这般另类的重任?
如此一位“老革命”,进城后身居主流,担纲城市建设,与文化、新闻等意识形态门类均无关,又缘何因言获罪,沦为贱民?
1966年“文革”狂飙突起,他屋漏偏逢连阴雨,又是以何种身份被“下放”?下放之后,是何种遭遇?所有这些,均语焉不详。
在语焉不详中,善与恶都隐于纸背,惟余文字上的无瑕疵。
一种惯性的流行剧演了多年,品评人物向来就是这样,似乎都有“大团圆”的结局。但作为后来者,我们有权利发问:革命,似不应该如此对待它的儿女!
拨乱反正以来,所有曾经显赫而蒙冤的,都已经被“正名”了。然而,那些千千万万于20世纪上半叶背叛阶级、毁家纾难、热血报国的青年,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机会显赫的。他们那一代人,弃学问、仕途而不顾,投军报效,奋身救亡,其动机是无可指摘的。无论何党何派,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应为后来的种种荒谬负责的,因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爱国,不应无端被质疑,尤其不该受到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马后炮”式的批评。
其实,他们就是梁启超所呼唤的“少年中国”之担当者。我以为,无论他们后来显赫与否,或落脚于国土的哪一隅,都应统统予以“正名”,这才能维持民族之正气。
——历史的书写,当如是。
牟宜之到1949年,年已40岁,倘从少年时便一心向学,或成国学大师亦未可知,即使后来遭逢坎坷,也能享到今日知识界奉上的不尽香火。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那一代精英分子多有未选择治学而汲汲于救亡者,所以如此,皆因国事不宁、生灵涂炭之故。热血男儿,壮志蹈海,他们是有权利青春无悔的。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虽九死而未改其初衷,就更不该被遗忘或被轻视。
那一段历史之所以发生,自有其顺天应人的道理。在改道变异之前,两代有志青年所洒的热血、所演绎的人生,不啻是现代版的《史记》与《左传》。他们之幸,就在于可袒身而击鼓骂曹、可击楫而唱恢复中原、可亲手掀翻一个旧世道。
忍气吞声,壮夫所不为也,这是他们奋斗的价值所在;而吾辈,恐怕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清秋子)
(《国士——牟宜之传》,清秋子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