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农家军歌 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张瑞江的中短篇小说集《雪土流光》中的一部分无疑属于典型的“农家军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家军歌一直是军旅作家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一翼。正像有的批评家精辟指出的那样，这些作品“从当代农民‘逃离土地’的人生选择中，在社会结构的松动和社会利益调整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农民军人’进行冷静而真实的剖析，吟唱出了一组在现代化建设中艰难跋涉的‘农家军歌’。”吟唱农家军歌的军旅作家都为农家子弟，农民军人和乡土中国是他们生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现实存在。乡土中国孕育、养育、培育了他们，也束缚、压抑、阻碍了他们。军营为他们的生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提供了挣脱束缚、冲破压抑、跨越障碍的可能性。因此，乡土记忆和军营历练就成为他们作品的基本内容。张瑞江的小说也不例外。不过，在基本相似的生活内容之中，他的小说还包含了富于个性的精神气质。

　　首先张瑞江的小说对乡土中国、对乡土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冷静的剖析。一般说来，军旅农民作家对乡土都怀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愫。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乡土文化的生成物，乡土文化铸就了他们的体魄、血脉和灵魂，那是一种无法剥离、无法分割、无法摆脱的内在合成。所以当他们回望乡土时，总免不了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而张瑞江的小说则多了几分清醒。他的批判虽然含蓄却不失犀利。比如《命案》中对生命价值的普遍忽视，就连死者的亲生父亲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也只是仇家能否在自己家族面前抬得起头。同时，小说展现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命题，然而多数人却坚持集体错误意识不动摇；《镇阳》中的邪术报复则更鲜明地表现了文化心理的精神作用，以超现实的逻辑来维持命运，用非逻辑而逻辑人生；《四季》中肥爷和瘪爷河边钓鱼时的闲谈简直就是民间传统文化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为了避免鱼被瘪爷钓上后遭到死亡，肥爷只能买瘪爷的“活鱼”而后放生，放射出人类对大自然对万物生灵的博爱情怀。《民间生活》则在平静中埋藏了更深沉的痛苦，贫穷与愚昧形成了恶性循环，民间生活陷入了无出路的绝望境地，这不仅是经济的绝境，更是文化的绝境；《雪土流光》表述了穷苦百姓在熬制碱硝不能改变命运时，一个叫“骆驼”的女人来到村上，竭力阻止村人熬硝卖硝。在艰难困境中，女人利用“开光”这一手段，实现了对那特定环境中特定群体的精神救赎，同时也实现了自我救赎。

　　其次，张瑞江小说中的农民军人对自己的命运进行着积极而又无奈的追索。虽然也大都是在为逃离农村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但与同类作品相比，这些军人的活动已经相对疏离了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更多的是个人内心的纠结、开解与升华。这是军营里一群孤独寂寞的人们。他们是《远山》里的军人羊倌，是《日月》里的军人巡线兵夫妻，是《营房》里班长李虎和他率领的一班战士。他们虽然进入了现代化的军队，从事的却是封闭环境中的或原始：如放羊，或简单、枯燥、循环重复的工作：如巡线、看守空营房。他们逃离农村的愿望要想实现，首先必须克服孤独寂寞，并在孤独寂寞中开创人生的新境界。甚至像《蹚过河去》中的马干事，虽然身处机关，面对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博弈，但他必须蹚过的那条河也在自己的心中。在这一个个的人生故事中，张瑞江深刻地揭示出了个体存在的人在其生命存在过程中，在开创人生境遇、改变人生道路过程中，必然面对的精神孤独。

　　第三，张瑞江小说的人物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执著、执拗直至顽固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既是传统文化的滋养，又是军营文化的历练。在小说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迁徙》中的景爷，一个是《父子团队》中的老梅。你可以说《迁徙》是在揭露官僚主义和不体恤民情，但在反复出现的关于怪字、关于祖祖辈辈不识字、关于“冤死不喊屈，打死不告状”的祖训等对话中，分明显示了一种信念，一种来自家族文化传承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持并成就了景爷的执著，以一己之力对抗并战胜了强大的政府行为。老梅的执著同样也有这种逆潮流而动的性质。在全社会澎湃着经济大潮的时代背景下，老梅却一心要在自己私营的企业中成立民兵营。他的行为的深层心理原因来自他自身早年的经历，他曾亲自组建炮团，并任炮团第一任团长。不过在新形势下，不仅他的民兵营迟迟不能成立，就连儿子小梅任团长的炮团也在军队精简的背景下被撤了。欣慰的是在炮团撤销后，民兵营终于在老梅的焦盼中诞生了。人物悲剧性的命运与那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颇有几分相似，但他那抱定“落后就要挨打”的信念和最终舍身救灾的英勇，依然让人因其悲壮而感动。

　　此外，看得出来，张瑞江在小说语言上是颇为用心的。他的语言极为精简，能用一个字的就不用两个字。很少用大段叙述交代情节，特别是在短篇小说中，基本上是用场景和对话推进情节。同时在人物的身体感觉和心理感觉上则不吝啬笔墨，不仅细腻，而且力求新鲜。对语言的自觉是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基本条件，张瑞江已经具备了这一条件。(牛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