唢呐一样的小说——评长篇小说《谁是赢家》

　　唢呐是民族乐器，也叫喇叭，吹气的唢呐嘴挺小，出气的那个喇叭口却挺大，在民间常用于红白事吹奏，发声响亮。它是一种外在形象鲜明、音色独特的传统乐器。我用“唢呐”来描述李发锁的《谁是赢家》，而不用西洋的小号、长号、中音号，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以传统的叙事方式为主体；二是因为这部小说写作的切入口小，如子弹命中目标，只有花生米大的弹着点，但这子弹在目标体内旋转，出口却如碗口大，呈喇叭状；三是因为表现内容涉及民间悲喜和百姓生存状态，而且，这部小说调门高，颇有余响。

　　《谁是赢家》的主体叙事方式是传统的。虽然小说叙事的结构中心是在人物性格与故事间摇摆，这有别于传统小说基本以故事为结构中心，但叙事时间基本采用连贯叙事，叙事视角基本采用全知视角，这是中国小说比较传统的叙事模式。文章中，“小题大做”一向是令人惊喜的。惊喜来自意外，“老鼠拖葫芦，大头在后面”。这部长篇小说用的便是这种写法，开口小出口大，这是一部“喇叭状”的小说。

　　现在具体谈谈“喇叭”到底是怎么生成的。首先勘察“弹着点”：一块10.5米宽的凹地。原本这块地没有人要，但“盲流”刘玉山夫妇看中了它，购地3米开爿裁缝铺；镇城建所所长王龙一听了算命先生的话，打算在此要9米，开建材店。这块凹地一共没有12米，不肯退让的王龙一就把事情往复杂的方向扯。王龙一想以权势压倒这对“盲流夫妇”，但这对夫妇不肯妥协，他们围绕1.5米宽的门市展开了争夺与捍卫。这样一来，这颗“子弹”(推动情节发展的冲突)就“旋转”起来。最后，双方的亲人、批地的人、承建方、办产权证的部门、镇领导、法官、几级法院的领导全部被卷进来，一根毛线扯出了一个线团——甚至无形中，这1.5米地的权属，成了地方小领导间示好、较劲的一个冷僻战场——这就特别像《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这样，就生成了一个“喇叭口”，刘玉山夫妇是无辜被动的卷入者，官司六次判他输，无奈之中他们成了全省有名的上访者，成了当地政府“评先”的障碍。一件小事，升级为政法委书记都要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来解决的社会大事，由私人小事慢慢变成社会大事。但这篇小说不纯粹是以事件为叙事的结构中心，它的叙事结构中心是在事件与人物之间摇摆的。所以，在分析“喇叭状”生成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人物”这个因素。在从人物角度谈论时，我想直接以“唢呐”为喻体。小说中的那颗“子弹”(冲突)，实际是由人物性格决定它必然“旋转”起来，不可能停下来。人物的性格，是这把唢呐的吹气嘴。刘玉山的妻子曲云莲，出身于部队干部家庭，父亲为人正直，曲云莲在部队大院号称“花斑山豹”，聪敏刁蛮，不是可以妥协的人；王龙一成长于铁匠家庭，是现任某领导的私生子，从小生活在病态的家庭关系中，性格阴郁而好强，生父提携他后无法制约他，还得继续顺着他，王龙一似乎把对权力与金钱的攫取当作了对他不幸人生的赔付。刘玉山夫妇与王龙一之间的冲突，从人物的角度看就是性格所引发的冲突，带有不受支配的必然性。一件小事，耗费了刘玉山夫妇八年时光，中间付出的情感代价也十分巨大：亲人的病痛与死之。刘玉山夫妇与王龙一，争夺了8年店铺，投入的资金均超过店铺本身数倍，表面上是在争经济利益——房产，实际上是“无赖”帽子究竟戴在谁头上的问题。细小吹气口吹进去的气，终要从大喇叭口出来。从性格写到人物的遭际和整个家庭的命运，如同往唢呐里吹气，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演奏。

　　这部小说涉及民间悲喜和百姓生存状态，某些处理方式和清朝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16世纪威尼斯资产阶级的借贷案类似，但韵味大异。当代中国百姓的公民意识增强，而公权力滥用有待进一步约束，可能成为深层的社会矛盾，所以，领导人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生活在基层的刘玉山夫妇以傲然的姿态，宣示强烈的尊严感，他们不以获取金钱补偿为目的，是对公民权益、道德底线的苍凉的维护。在小说中，刘玉山父亲的临终遗言“饿死不当贼，屈死不告状”，是作为生活智慧留给儿子的赠言。这曾经是一个民族的百姓记忆，它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变成了一种心理结构，指导人物行为。既有的心理范式在新时代潮流中已被冲决，但影响还在。新中国宣告“人民站起来了”，那声音犹在，那是领袖的声音，主要针对的是旧社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声音，则是一种嘹亮的回应，张艺谋早年的电影《秋菊打官司》里有这样的声音，这部《谁是赢家》里面也有这样的声音——这是黑土地上，老百姓发出的声音。一件比老鼠尾巴还细小的官司弄成了牛腰粗的社会问题，反映了社会管理的漏洞。一件小事通过8年争夺方得解决，反映了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艰难，也说明干部作风对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国梦”的极端重要性。从小说表达的这些意蕴来看，这部小说的调门是很高的。那么，“谁是赢家”呢？小说没有直接回答。掩卷遐思，书名留下的问题颇具余响。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赢家，又都是输家，悲欣交集。(王 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