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感的纯真

　　2013年年初，因“花开阔绰”一词，盛可以在网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先是对词义本身的解释、作家造词的合法性产生了分歧，作家、普通读者和编辑都加入讨论。沿着网络运行的普遍轨迹，事件慢慢有了火药味儿，夹杂着意气用事、唇枪舌剑和人身攻击。

　　我在网络上跟踪着这一过程。当盛可以那篇长微博出现，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威风凛凛、“一场非常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的武士”(苏珊·桑塔格语)，以简短明晰、“色情”而又巧妙双关的语言，穿越男人和事件本身，轻盈、犀利地进入道德和政治核心，让人看到更深远的本质。那时刻的盛可以，妩媚而好斗，真是性感极了。躲在群众的背后，我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仿佛突然到了醉的程度，开始感到某种解放的自由。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盛可以小说的整体气息和味道，毫无疑问，是“性感”。“性”不是噱头，不是某种精神的启发和总体感觉，就是身体行为和欲望本身，湿漉漉的，携带着肉体的沉重、质感和声音的暧昧与躁动。它在男女之间制造最丰富的想象并形成一种本质存在关系。在正面强攻的同时，盛可以也能够消除掉“性”的陈腐和古老的局限，幻化为最有力的也最富象征性的武器，以妖娆而神秘的身姿带领你走进真相的森林。

　　《干掉中午的声音》《Turn On》是盛可以最早的成名作。泼辣直接的性描写，冷酷无情的性驱逐，文本充满湿润的隐喻和锐利的反讽，作者从男女的性关系中穷尽自我的存在和精神的困境。和通常的由“爱”至“性”相反，盛可以从反向进入，从“性”到“爱”，然后到家庭、道德与社会。之后一系列小说《沉重的肉身》《人面狮身》等等，都刻薄凶猛又让你口舌生津，“性”不再扭捏出场，而以其暧昧而粗鲁的本质彰显人的存在的黑洞。这些作品充满着某种不可言说的“邪性”，它们超越日常的禁忌，直接进入人类灵与欲的最深处，爱的渴求，肉身的狂奔，黑暗，痛苦，有着惊心动魄的美。它们使盛可以“干掉”了林白的自赏和婉约，“干掉”了陈染的纠结和徘徊，将女性和女性写作拉向了一个更直接的战场。

　　盛可以有一种能力，她“省略了一切华丽的细致的表现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变得柔软的因素”(李敬泽语)，“哗”一下揭开蒙在生活之上的大幕，直接进入内部的逻辑。读她小说中的男女关系、世界关系，你不需要纠缠于它道不道德，因为它与道德无关，她探索的是我们如何认清并服从自己生命内部的要求。长篇小说《道德颂》以“道德”为主题，但此道德非彼道德。它无关通常的社会道德、夫妻道德，而是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关系，身体直接相撞时彼此的选择和所产生的疑惑。“没有道德现象这个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尼采这句话也许是对这本书最好的统领。书中的女主人公旨邑几乎连一分钟都没有想到自己作为“第三者”对水荆秋妻子的伤害，因为那不是她所在乎的道德，她所在乎的是自己的生命感受。她为什么爱他，为什么不爱他，身体为什么退潮，又为什么涨潮，这关乎她作为“个体”的“存在意识”。

　　爱水荆秋，几乎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艺术，旨邑以力拔山河的气势把自己置于道德的低地，借此开始了隐秘的寻找自我之路。盛可以所要谈的始终是作为个人的道德：人如何能达到认识自己并尊重自己。旨邑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她纠缠着自己思维的每一个方向，细细盘察，不放过任何想要姑息自己、苟且某种世俗的倾向，她拷问自己情感本身的真实度，拷问自己面对自我时的恐慌与孱弱。

　　“把精神说清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而这精神的实质又企图通过对“性”和“身体”的考察来显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但是，每当你以为人物陷入了对自我的真正拷问，陷入了本质的空虚和黑暗之时，盛可以总是以幽默、富于自嘲和反讽意味的三言两语把你从那貌似深沉的语境拉出来，文本重又轻盈，远山辽阔，丰富无边。但只是稍微的歇息，仿佛交响乐中的停顿，只是为了更宏大的开始。旨邑又重整旗鼓，拉一张新的网，把自己和水荆秋网进一个自设的虚拟场景中，进行新一轮的编织、挣扎和探讨。在这里，旨邑就像一个女王，虽谈不上指挥若定、威严镇静，但却紧握着命运的丝线。她作品中的女性无不如此。《道德颂》是一本女性之书。在和身体、男人斗争的过程中，女性痛苦、软弱，但却有飞蛾扑火的庄严和勇气。

　　当旨邑感到子宫“枯竭”，坐在面前的懦弱的水荆秋也无比遥远之时，作者顺着旨邑的目光，把我们带入到她那无比丰饶而又绚丽的精神“子宫”，“遭遇十字架或者手术刀，这是命运的奢侈”，此时的旨邑像一个女哲人，超越了自身的苦难，变得泰然、充实而又自足。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突然产生了丝丝的怀疑，也许，作者对文字操弄的兴趣远超于她对人物命运的兴趣，她对人类某种精神状态的书写远超于她探索真相的兴趣。丰满、美丽而自在的语言离开人物，直接来到你面前，构成文本另一层审美空间。这既是《道德颂》的轻盈所在，也是它的可疑之处。

　　2013年盛可以出版的长篇小说《死亡赋格》(台湾版)让人意外。这个似乎对男女关系(广义)、肉身与精神如何统一更感兴趣的小女子，把笔转向了更大的也更复杂的空间。作品仍保持着她一贯的写作起点，从“性”、人类身体的感应入手，但是，“性”不再只是关于男女关系与精神存在真相的考量，它被政治绑架，变为最好的爪牙和利器。

　　小说主人公源梦六从大涣国的动荡之中逃到“天鹅谷”。“天鹅谷”，一个已经实现了乌托邦的天堂，一个人类所能想象到的美好之地。那里，智识、精神、修养、思辨似乎都是文明的最高形式，每个人都俊美、节制、博学多识，即使生育，也要依据最科学的方法。但是，男女之间不可触摸，身体变为禁忌，不能敞开，“性”作为不洁的存在被天鹅谷从根本上清除。

　　当黄金般的最高理想和使命要变为现实时，它首先要销毁的恰恰是人最基本的自由：性与爱的自由。“性”如此充满不确定性，如此有诱惑力和生命力，它游移，强烈，不易掌控，而它的晃动如此剧烈、随意与多向，会给道德和秩序带来根本性的恐慌和不安。性是权力的最好彰显。通过对性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得到了实现。福柯以无限关联的研究方式让我们意识到“性”背后的巨大网络。“性”从来都不只是“性”本身，而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

　　《死亡赋格》有向《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经典“乌托邦作品”致敬的意味在里面。对乌托邦的追求最终走向乌托邦的反面。对纯粹完美的追求恰恰包含着最大的暴力。尤其是，当一切暧昧、芜杂而又混沌的人性都被驱逐时，人类还剩下什么？一切都仿佛是“模仿”的存在，宛若火柴盒里的游戏，只有任其摆布的行尸走肉的身体，而无灵魂的躁动、不安。这便是政治的最高目的。

　　我仍然喜欢《北妹》。我一直舍不得去谈它，害怕它被《道德颂》《死亡赋格》的复杂和宏大所遮蔽。我愿意把它放在最后来谈，以显示它在盛可以作品中的重要性，虽然它是作者的最初作品。《北妹》有许多明显的缺点，譬如文本结构的二元化和人物形象的简单化；象征的生硬和突兀，包括最后钱小红的乳房，与整个文本的精神气质并没有完全融合；情节的过于戏剧化，尤其是当李思江结扎获得赔偿后男朋友却卷钱逃跑等等，但这并不妨碍《北妹》拥有一部优秀作品的独特品质。如果说《水乳》《道德颂》是充满挑衅意味的邪性的盛可以，《死亡赋格》体现了试图从性与权力关系层面探讨政治与人的关系的盛可以，那么，《北妹》则呈现了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虽遭受挫折，却没有屈服并保持着永恒的纯真的盛可以。

　　《北妹》已经显示了以后盛可以的“邪性”特征。小说从钱小红的“胸部”写起。这个“胸部”太不安分，它突破常规，明目张胆地晃动，直接冲破道德的篱笆，进入身体和欲望的领域。它以天然的性感带着纯真而懵懂的钱小红去寻找世界和命运。

　　阅读《北妹》，经常有一种感动，甚至有略微想流泪的冲动，这流泪并不只是因为这些女孩子备受生活、制度和男人的蹂躏，也因为那无论如何屈辱而仍然纯真的情感，哪怕这纯真甚至只是某种愚钝的天真。这纯真的光亮虽然微弱，但却非常有力，支撑着两个漂泊异乡的女孩子走下去，它弥足珍贵，并且高贵。正是这纯真，使小说的内部空间晶莹剔透，闪闪发光。

　　小说的最后，两个女孩子——被结扎再也没有生育能力的李思江，“胸部”无限膨大几乎成了怪物的钱小红，在大街上哭喊着告别。在这个充满躁动、欲望和欺骗的现代城市，在这个宣称可以寻找新生活、实现梦想的地方，她们用方言呼喊着彼此，慰藉着彼此。“莫送哒，小红。”“我有空会给你写信，思江你莫哭哒！”“猪日的，莫哭，莫哭哒，搞得老子都忍不住了。”“小红，你自己想想办法，我走哒！”没有人听得懂这对话，也没有在意这两个女孩凄怆的呼喊，但这语言连结着她们的生命和情感，构成一个独我的、光亮的小世界，来对抗这外部的和普遍的世界。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它就是一个世界，一种物质的、地理的、色彩的形态。在《北妹》中，方言还有更具体的含义。“北妹”并非只是客观的地理词语，它含有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区别性对待和歧视性的观念。当你说湖南话，当你被叫为“北妹”，当你被发现没有深圳户口时，你的暂居、漂泊的身份就被确定了。这也正是北妹们血泪命运的真正根源。张为美为了取得深圳的“绿卡”不惜出卖色相，最终却成为代孕母亲；活泼、大胆的朱丽野为此失去了性命；单纯秀气的李思江一进入深圳就得为获取“暂住证”出卖色相和身体；顶着不安分的“胸部”的小红更是无法逃脱被抓进樟木头看守所，被警察调戏的命运。“城中村”、“工厂”、“酒吧”、“发廊”、“酒店”、“出租屋”，这些随着改革开放伴生而来的事物见证了“北妹”的奋斗、辛酸和挣扎，也见证了欲望的不止与纠缠，纯真的脆弱与韧长。

　　那爽脆、爱憎分明和绵长的湖南话，成为《北妹》最温柔、最生动也最有冲突性的色彩，小说的纯真、愤怒和悲怆都与此有关。它甚至是性感的，那个与之相关联的地理也是性感的。盛可以把这“地方”内在的性感给呈现了出来。并且，它越是受到挤压，其内在的性感、多汁、丰富就越是能够被体会，它在文本中构成了一种强韧的结构张力，也减弱了其中单面的控诉意味。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创作中，盛可以去除了这一重要的“地方”性感维度。(最近，盛可以又迷上了画画，全是乡村童年生活，如赤子之心，好像有某种记忆的复苏和气息的恢复。)

　　这一纯真在盛可以随后的创作中越来越隐蔽，有时候，甚至被作者的成熟、虚无和长驱直入所驱赶，但还时时闪现。《道德颂》犹如一片沼泽世界，对男人冷酷、残忍，有控诉的倾向，但旨邑的偏执和永不放弃的自我思辨成为书中最宽阔的光亮。《死亡赋格》中的源梦六时时处于一种虚妄的辩解之中，作者总是在肯定他的同时又拆穿他。但是，他对诗歌的坚守，对杞子的爱，对肉体的向往在文本中形成一种明亮灿烂的光。这或者也是《北妹》最早奠定的基础。

　　在盛可以的小说世界中，“性”始终是结构文本的基本元素，它元气充沛，横冲直撞，构成鲜活而饱满的身体和形象，以对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塑造和压制。在这里，人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充满着探索的欲望和勇气。

　　这一特质也使盛可以区别于“70后”作家普遍的早熟气质和某种类似于精神早衰的暗淡。不轻易下结论，不轻易幸福、美好、悲伤或虚无，一切尚未完成，需要我们继续走下去。当《死亡赋格》写到源梦六在重新看到他所思念的杞子，并看到她就是“天鹅谷”的精神领袖和缔造者时，我特别担心作者把一切的光亮都撤去，让作品和源梦六陷入完全的黑暗和虚无之中——让杞子没有任何柔软，让源梦六彻底虚无，让人生所有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但是，盛可以显示了一个小说家和精神探索者对复杂性追求的本色，“你拒绝写诗，已经证明了你是一个诗人，你没什么好惭愧的了”。“拒绝”就是反抗，“沉默”也是斗争。作者用回环往复的小说结构展示了这一精神的复杂性，多种空间的同时交织使我们看到人对自身认知的困难和坚持。

　　当源梦六重新回到现实之中，以颓废而沉默的形象站在名利场的边缘倾听那喧哗的诗人的声音时，他听出，“他们的声音经麦克风的传播，充满了被修饰的美感。”是的，这是一个被修饰了的时代，权力通过“性”进行修饰，诗歌通过“语言”修饰，我们通过“孤独”和“个性”修饰，以掩饰那早已丧失了的信仰和生活。

　　但总有那么一个人，他/她的不合时宜，他/她对“肉体”(男人和女人)纯真的热爱，会击破我们的堡垒，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千疮百孔和装模作样。(梁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