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难归之痛”

　　阅读高海涛的散文近作，不由得想起与他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

　　2005年春，我有幸参加了鲁院高研班的学习，认识了高海涛。高海涛是辽宁的，我是山西的，因年龄相仿，又都在作协系统工作，彼此间的交流就多些。

　　我与高海涛有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给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投稿时，他就是责任编辑，后来也有较多的交流。鲁院相遇，真有故友重逢之感。

　　东北人我见过很多，大都给人留下了高大豪爽、侠骨柔肠的印象。但高海涛给我的印象却是真诚、儒雅、稳健，颇有学者之风。他也有慷慨激昂、才情横溢的时候，譬如在研讨会发言中、在酒桌上的交谈中。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有了更多关于文学的交流。可惜两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很快都离开了鲁院。

　　告别朝阳区八里庄那个偏远、小巧、安静的鲁院，已经8年了。我们大家的工作、写作、人生都有很多变化。我知道高海涛还在辽宁作协工作，他的评论也能偶然见到，虽不多，却颇有独到之处。我期待着他能写出更多、更系统的评论文章。但没想到他近年来却改弦易辙，一头扎入了散文创作中。

　　我细读了他的十几篇作品后，感到有些吃惊、感动、甚至震撼了。这是让人心动、深思的散文作品。高海涛以他的赤子之心、文人情怀，生动展现了一个古朴、神奇、丰饶的辽西乡土世界。我觉得，经由这些作品，我才真正走进了高海涛的精神世界。当然，我觉得他的散文也有缺憾，譬如他追求散文文本的丰富开阔，不免使思想内容显得庞杂，整体结构显得凌乱，在构思上不够严谨、和谐。

　　高海涛的散文思想高远、内涵丰盈，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而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着力表现的“故乡的‘难归之痛’”主题。中国的乡村世界正在萎缩乃至消亡，而城市丛林正在兴起以至膨胀。但现代人特别是精英知识分子，却在遥望、回忆、想象、重构着一个乡村世界乃至乡村文明。高海涛笔下的辽西黑城子、北票，其实只是童年记忆、历史传说中的乡村世界。它曾是现实存在，自然也有作者的想象。但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作者也难以真正回归了。它只是构成了作者以及我们大家的一个精神家园。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家园是截然不同的，有了它，我们就能在一定限度内，抵御现代社会的诱惑和异化，使现代社会的建造多一点自然、和谐、人性的东西。

　　在高海涛笔下，故乡辽西被写得细腻、优美、多情、浪漫。《故园白羽》中写道：“我出生的地方叫黑城子，我把它称为羽书城。因为它的地形柔曲丰沃，像极了一片羽毛。从北票县城向北约百华里，你就会看到那片慈光凝碧的祥羽了。”用一片白色羽毛形容自己的故乡，使那片土地一下子有了灵性和诗意。他在同一篇作品里，历数了北票县的历史地理、民间传说、著名人物，还有古生物化石——中华龙鸟。作者对故乡的自豪溢于言表。

　　他进一步写道：“朝阳——北票——黑城子，这是我生命的三个原点。它们从南到北，一字排开，并且距离差不多均等，都是近百华里。所以有时想，我的故园很像一套阔气的北方三进大院……”在作者的心目中，故乡不仅仅是黑城子那一小块地方，而是整个布满丘陵的辽西。从高空俯视，从乡到县到市，俨然成了一座农业文明时代的三进大院。这是一种多么宽广的胸襟！

　　而在《故乡海岸挑花》中，高海涛的故乡视野完全溢出了具体地域。他说：“年轻的修河哥，那些年他每年都要去两个地方，一是北边的科尔沁，一是南边的绥中。绥中有大海，科尔沁有草原，它们不仅让风华正茂的修河哥心驰神往，也让童年的我多少次耿耿难眠。”绥中属于辽宁葫芦岛市，而科尔沁已是内蒙之地了。但它们与黑城子紧密相连，有大海、有草原，同样是高海涛心中的故园。也就是说，高海涛的故乡，是一片开放的地域，饱含着自然风物、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的一方天地。它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精神的。

　　在回忆中学生活的散文《苏联歌曲》中，似乎整个70年代的那一段特殊岁月在他笔下获得了精神故乡的意义。还有写军旅生活的《在军营那边》，一个年轻人带着乡愁参军入伍，又带着乡愁回到故乡的精神历程，同样非常感人。高海涛的散文中有些是游记性的，如《贝加尔湖与烟斗》《西方美人之思》；也有些是随笔性的，如《寻找男孩克拉克》《康德在我心中的样子》，同样弥漫着浓浓的乡愁与乡情。往往是人在旅途，心怀故乡，人到中年，童心更盛，遂使他的散文在整体上具有了独特的思想文化意味。因此，高海涛把自己的散文称为“乡土文化散文”或“文化乡土散文”。

　　在高海涛笔下，故乡的风景有时是写实的，有时是写意的，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中的那一片小菜地是写实的：“父亲种过多少菜，我们全家人谁也记不清，只记得一年四季，那个农家小院，上接北斗，下连地脉，总是瓜菜丰盈。白菜、黄瓜、大葱、土豆不必说，比较稀罕的还有香菜、荠菜、樱桃萝卜、小茴香、矮菜豆、佛手瓜、秋腊菜。”《青铜雨》里的故乡雨是写意的：“‘青铜雨’——我想，这是多么壮丽、多么恢弘的雨啊，它是雨的雕像吗？如果是，那么，可能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我的家乡更适合建这个雕像了。”在写实的菜园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陆游、杨万里等的淡雅诗风，在写意的故乡雨的想象中，我们领略了史蒂文斯的凛厉笔调。高海涛穿行在现实与历史、记忆与想象的时空“隧道”中，苦心构建着他的辽西故乡世界。

　　在散文作家的乡土题材创作中，乡土人物的描写是一个重要课题，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塑造了一批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高海涛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散文的境界，因此在人物描写上颇有自己的特点。他很注重人物的现实和文化背景，轻形似而重神似；更钟情作者自己的抒写、议论，在文本的叙述中凸显人物。我以为，高海涛虽然重视人物描写，但还不够自觉。从整体上看，他是写事多而写人少，有些人物是碎片式的，缺乏完整感、立体感。在乡土人物塑造上，他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高海涛写人物其实有较深的功力。

　　《四姐在天边》是一篇写亲情、写底层不幸女性的力作。在“八个兄弟姊妹中”，四姐是吃苦最多、命运最惨的一个。她从小就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在做家务、帮助人、讲故事、读闲书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但她因病致残、经历两次婚姻，最后竟沦落到离家出走、流落街头的境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海涛沉痛地书写了四姐的悲苦命运，深深地忏悔了自己对亲人的淡漠和麻木。在乡村，像四姐这样的人物并不少见，她代表了那种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卑微女性形象。

　　《故乡海岸桃花》中的堂兄修河哥，则是一个民间文化人物形象。修河在60年代的修河劳动中弄残了双眼，丧失劳动能力后自谋生路学会了打卦唱曲。他行走在辽西地区、绥中海边、内蒙草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地方风物、现实变迁……作者把他比喻为现代辽西的荷马，想象他的盲杖将会化为海边桃林中的一棵桃树。这是一个独特的乡土人物形象，他继承着古老的民间行吟文化，代表着底层民众的一种生存方式和人生信念。此外，海涛散文中当过村长的父亲、沉醉在菜园中的母亲，还有怀揣信仰、头顶乡愁在美国做牧师的好友Y等，都是令人感动和深思的人物形象。

　　高海涛厚积薄发，初试身手就写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散文，实在难能可贵。同时，我依然希望他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继续耕耘，多出新作。(段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