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成就历史，成就艺术——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观后

　　12集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是一部弘扬了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将历史记忆化为当下记忆，达到了文献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在许多新的点上给人以情感的冲击和思想的启迪。首先，我认为正如导演徐海鹰在文字版《后记》里所说，刘效礼关于“纪录片是影视家族中的贵族”这句话给了这部片子思想引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电视文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以量换质，又以质换量的发展历程。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争论，就是在电视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媒体上去做精英文化有无可能。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相比某些低俗的电视剧和以猎奇为目的博取眼球和收视率的其他电视节目，纪录片的确是影视家族中的贵族。这个“贵”就是它在一片娱乐声中坚持它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的主流价值，以此来提升观众的文化趣味。这也是文献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在此我首先要为《苦难辉煌》创作团队坚持逆势而上的文化导向表示敬意。

　　我看了这部片子以后，想谈三点个人的学习体会：

　　第一，信仰至尊的内涵开掘  《苦难辉煌》用一条红线把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或者在其他影视作品中、历史和文学著作中多次被使用过的素材串起来，赋予它新的意义。历史固然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女孩，但确有多种解读角度，尤其是在文化多元的今天。能否在展现历史本相时触摸到历史本质，这是做历史文献片的一个硬功夫。这种自觉性越高，作品就越有价值。该片所选定的题材，其规定性就是要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奇迹般胜利给观众一个回答。《苦难辉煌》的历史时期是从十月革命传来马克思主义、寻求真理的仁人志士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像苏俄般的社会主义理想。从建党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自身处在不断寻路、找路的摸索过程中。而外部环境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大的兵力优势要“剿灭”红军和共产党。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苦难最多、最为艰苦曲折的时期。正像片中朱总司令晚年，当人们因为“文革”而对国家前途担忧时，他说，我们党像井冈山、长征这些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血雨腥风和共产党的多灾多难在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已有许多表现，为什么《苦难辉煌》依然令人感动、震撼？因为它凸显了“信念至尊”。换言之，它立了一个很好的“主脑”。“多难兴邦”是要有前提的，就是要信念不改。孙中山至死未改他民主共和的“中国梦”。文献片展现了这位伟大的民族主义先行者去世之前写下的致俄苏的遗书。除了敌人的强大，共产党人在这个发展时期还遇到了内乱。大革命失败后朱毛创建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本来形势很好，但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执行极“左”的路线，又使革命根据地丧失；甚至发生过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忠发和顾顺章的叛变，党中央机关险些全军覆没。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实现长征会师之后，又有张国焘的另立中央……这些都不是局部的牺牲和苦难，而是致命的、全局性的苦难。只有信仰的力量才能战胜这些苦难。片中表现的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被俘和宋希濂的那番对话，方志敏被俘后的戴镣长街行，以及刘伯坚写给妻子的遗书……那种视死如归令人震撼。当然，有信仰坚定的，也就有不坚定的。该片如实反映了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些红军将领的叛变。在忠诚与背叛中彰显了信仰的高尚和力量。信仰还表现在对中国道路探索上的不离不弃。遵义会议之前“左”的路线几乎把红军推向覆灭的边缘。最终是毛泽东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洋本本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坚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的信仰；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毫不动摇，两者缺一不可。信仰，就像毛泽东年轻时代崇拜过的梁启超所说的：“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有了信仰，才能不伤元气。《苦难辉煌》提炼出这条红线并以它为灵魂统领素材就使片子有了“元气”，使它站在了一个思想的制高点上，使片子具有了立意高的质地。

　　第二，双重尊重的创作理念  《苦难辉煌》是一部极具当下性的作品。历史文献片当然要尊重历史事实，靠事实说话，但是它又是给今天的人看的，又是经过编导们再创造的“第二现实”。《苦难辉煌》在其构建的“第二现实”中就灌注了信仰的力量。而仅仅纸上的史料就不具备这种力量。毛泽东和他的红军时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该片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表现了这一点，同时它又是尊重现实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最容易忘记历史又最需要历史的时代，人的身体走的太快灵魂跟不上的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一个最耀眼的时代主题就是“中国梦”。“中国梦”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十八大报告讲到毛泽东那一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所谓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主要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不仅包括诸多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有在对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认识。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当中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几段历史特别值得利用专题片、电视片等其他手段化为国民记忆和国家记忆，这是一个民族精神凝聚和传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就决定为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而奋斗，用坚定的信念改造了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今天的根本制度，没有哪一个政党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做到，他是今天我们执政党的合法性存在的理由。正如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所说，国民党为何败给共产党，一是没有民心支持，二是内部腐败。这些都是对应着当下，穿越到今天。此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也都对应着当下，启发我们“中国梦”在今天怎样实现。《苦难辉煌》所具有的当下性品质是历史文献片的可贵品性。

　　第三，大含细入的艺术呈现  《苦难辉煌》是一部史诗文献片，该片将那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几乎尽收其中，还涉猎了一些没有表现过的历史。这些决定了它的纵深与宽度，而信仰至尊又决定了它的立意高度。如果把这些视为“大含”，而“细入”则体现在它不放弃具体细节和小的节点。恰恰是这些“细入”之处体现出片子的新意和亮点。这样的例子太多恕不一一例举。我只要举几点就能看出编导“四两拨千斤”的功力。一张红军号谱原来是当年的电报密码，98岁老人至今保存了一块当年泸定桥上的木板，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可见一斑；陈毅在3年游击战争中负伤后把腿绑在树上自己动手挖子弹以及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定要见袁文才的妻子，见面第一声就叫“嫂子”，多少沧桑事，尽在一声中。《苦难辉煌》没有猎奇却努力寻新，其内涵和立意体现在实境中，体现在情景再现中，体现在解说中，体现在权威人士出镜等诸多元素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充分利用解说词和权威人士的出境。传播学认为，传播内容是由传播者决定的，传播者变化，传播效果和程度也随之变化，这是因为人们根据对传播者所具有的可信性来对信息的真伪作出判断，因此优秀的电视片要想追求节目的权威性一定要求助于权威人物，引用权威机构的信息或者数据。举一个例子：南昌起义片段中讲朱德元帅传奇，朱和平将军出镜讲了一段，讲他爷爷32岁已经是云南警察厅长，相当于国民党中将了，把家里上学欠的债都还清了，还给他的父亲买了祖坟，又把全家都接到泸州。当时是春风得意。但是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参加共产党，共产党的前途在哪里？共产党人总数不足200人。朱德却下这么大决心抛弃所有，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此佐证朱德和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仰非常有力。古人那句话“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应很能概括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规律。遵循规律才能使作品入眼入脑入心。(范咏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