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为了“聚会”的告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老所长何其芳逝世已36年。作为1976年年底入所的后来者，我与其芳同志接触甚少，但有两件自己亲历的事，却感触殊深、难以忘怀。

　　一是跟老所长惟一的一次面对面。那是1977年7月12日，凌晨3时许，老人家因长期积劳成疾，突然发病，吐血不止，被急救入住协和医院。那个时候文学所有一个传统：哪位老同志重病住院，相关的年轻同志都要安排守床护理。这一次，全所较年轻的同志都轮流值班，我也在其中。那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病房，与原值班同事交接完后，轻轻地坐到病床旁边。这是一间面积不大的单人间，室内陈设很简单。所长正在安详地睡觉。我没有打扰他，眼睛专注地盯着床边的吊瓶，生怕有什么闪失。过一会儿，老人家醒了。他慢慢睁开眼，发现身边换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有些疑惑。我赶忙探过身去，自我介绍是最近刚从上海调到文学所的。他一边费劲地伸过胳膊和我握手，一边缓慢而亲切地说：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曾讨论过你的事，欢迎你来文学所工作。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些具体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告诉他，自己能来文学所，一方面觉得很幸运、很高兴，同时又深感惶恐不安压力很大，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现在“文革”刚刚结束，文学研究亟待恢复和发展，很需要人。你还年轻，只要定下心来，好好努力，一定会有进步的……我怕老人家太累，让他先安心休息。然后自己反复咀嚼回味着所长的这段教诲。这位严师慈父般的老领导，他的亲切诚恳与鼓励期待，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头，成为生命中不竭的精神力量。

　　而老所长的追悼会则给我留下了更加难忘的印象。

　　1977年7月24日，由于病势危重，抢救无效，老所长不幸赍志而殁——他原本自信可以至少再活15年的，并给自己设定了几大任务：尽快恢复和推动文学所科研工作的开展，赶写已经起始的回忆录，继续德国诗人海涅诗歌的翻译，写一部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长篇小说，他甚至还有强烈的诗歌创作冲动……然而，命运之神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一切只能成为永远的梦。

　　他的突然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令整个文学所沉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好像丢失了灵魂，一时不知如何是好。10年之后，钱中文先生在一篇怀念文章中还这样写道：“其芳同志的逝世，使文学所呆木了许久。好些业务工作刚做了筹划，开了个头，可突然又中断了，打散了，失去了头绪。”痛定之后，文学所决定为敬爱的老所长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时间定为8月4日上午10时，地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临时领导小组(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此十分重视，决定追悼会由林修德亲自主持，宋一平致悼词。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追悼会。

　　那时，虽然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已经半年多，但在上层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还占据主导；文化领域，那个给中国文艺界带来灾难性打击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依然受到保护。许多“文革”中深受迫害的老领导、作家、艺术家、学者，大多已获得人身自由，可头上顶着的种种政治帽子、错误结论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他们内心期待着一场更深刻的变革，但又疑虑重重；渴望着与“渡尽劫波”的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们重新聚首，却又不敢贸然相约……有人说，那是一个“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有些事情非常敏感的时代”，是一段严冬刚过“乍暖还寒”的时期。大家都在翘盼着一个堂堂正正“聚首”的机缘。老所长的追悼会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缘。老领导、老朋友去世，出席追悼会，表示悼念和哀思，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作为个人，自然不必有太多顾虑。不过，大家还是怀有别一种隐忧：一群刚被“解放”的“问题人物”一下子汇聚在一起，能让人放心吗？会不会有人出面干预？国家未来政治走向又将会如何……

　　为了开好这次追悼会，文学所一方面尽量广传其芳同志逝世和举行追悼会的消息，同时对所有与他相关的重要人物专门印发讣告函件。果然，那一天闻讯前来吊唁的人数大大超出原来的预期：吊唁大厅门外的空地上，早早就挤满了人。仪式开始之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排成几路没有结尾的吊唁大军。这种阵势惊动了相邻吊唁大厅的人们，许多人好奇地过来围观探寻，当得知逝者是著名诗人学者何其芳时，纷纷主动加入队伍之中，使得声势愈加威壮。有人估计，当时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以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为主，其次是党政军界有关人员，也有不少喜爱诗歌文学的青年学子。

　　在这个队伍中，有很多名家惹人注目，如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以及康克清(朱德夫人)、薛明(贺龙夫人)、于立群(郭沫若夫人)、李贞、张香山、周扬、夏衍、林默涵、冰心、叶圣陶、钱锺书、俞平伯、余冠英、唐弢、蔡仪、毛星、贾芝、臧克家、王伯祥、丁玲、李季、汪曾祺、张光年、冯牧、贺敬之、朱寨、葛洛、罗烈、唐棣华等等(本希望能找到当时的签到簿，将这些重要人物悉数准确列出，然而费尽努力终于无果，以致上述名单不仅遗漏甚多，还可能出现误差，实在是一大遗憾)。这些人大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都早早来到，吊唁开始之前，被安排在贵宾休息室交谈，大家嘘寒问暖，互道珍重，完成了十多年来第一次短暂的“聚会”。据说，为了实现这次相聚，还有不少动人的故事。如在“文革”中与周扬一起被批为“阎王殿阎王”的林默涵，那时还在“发配地”江西丰城，尚未完全获得自由，但觉机遇难得，便持文学所发的“讣告函”亲自跑到省城向省委组织部“请假”，获准后，一路风尘赶到北京；张光年曾在诗歌问题上与何其芳意见相左，激烈论争，有过感情隔阂，但最后还是决定参加，不止是为了捐弃前嫌，更是希望借此会见一些老朋友；周扬当时虽已自由，但仍未安排工作，还住在组织部招待所里，也特意前来……现在七八十岁的许多重量级的学者、作家，当年正是三四十岁上下的青年人，也因此有机会在这里相交相识。

　　我当时是追悼会现场工作人员，有幸接待了郭沫若副委员长。一路把他搀扶到贵宾室，许多朋友过来看望问候，气氛热烈，感人至深。当时在我的心中，这个活动实际已成为“文革”之后北京文化界第一次非正式的盛大聚会。它的顺利举行，预示了文化解放的春天即将来临。我甚至以为，在新时期文化发展进程中，这不应该成为一个被忽略的事件。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当时的时代氛围，现将追悼会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报道附录如下：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二、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人大代表，原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何其芳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林修德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宋一平致悼词。悼词中说：何其芳同志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何其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他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衷心拥护和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何其芳同志是我党的优秀的文艺战士，他热情积极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在文艺界历次重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都站在斗争的前列，并为党培养文艺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工作中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何其芳同志对于“四人帮”的长期排斥和压制没有屈服，“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临终前，他还带病写了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长篇回忆录。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何其芳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以及学术界、文艺界负责人和工作者等。

　　这里明显地透露出以下信息：中央党报对追悼会及时做了公开报道，总体上是给予肯定的。但具体报道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新闻稿由新华社统一提供；出席人员只列出三位恢复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其余众多文化知识界的知名人物一概不提。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忆及当年风云，倍增感慨，尤其是对曾为文学所的诞生与发展作过重要贡献的前辈，更是崇敬有加。(汤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