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事”

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事”

——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读后

□姑丽娜儿·吾甫力(维吾尔族)

　　在维吾尔语中，作家被称为书写者。书写者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以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讲述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新疆各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文化、精神、情感，围绕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这个中心，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蕴含着象征意义的小说结构，揭示了我们正在面临的严肃而重要的社会问题。

　　“文革”结束后，关于“文革”期间中国各阶层的命运，都有大量的表现，也有许多佳作问世。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乡村所经历的“文革”前后的历史，文学表达是不足的，起码，用汉语书写确实是缺乏的。《这边风景》讲述的是在“文革”之前这个特殊的年代，新疆伊犁边民外逃事件中，一群普通的维吾尔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悲欢离合。小说值得我们驻足凝视、引发我们再思考和再阐释的地方很多。在这里笔者主要集中谈三个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深刻表现维吾尔族文化

　　小说以民族志的书写方式，由外而内，一层层编织出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维吾尔文化和维吾尔族的精神生活，超越了许多写新疆、写维吾尔族但又游离于本土文化的创作，打破了既定的关于新疆、关于维吾尔族的文学想象，并引导读者改变已有的对新疆的阅读习惯。

　　文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特别关注书写在本土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新疆16年的生活、在维吾尔底层民众中的生活，足以让作者认识和了解一个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和心理特征，使作品能够对维吾尔族的文化、心理、个性进行深入的描述：“作者常常放下正在发展的情节而搞些民俗学的关注，艺术的得失自可商榷，但它绝非自然主义的琐屑。维吾尔族是一个民族，有他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性往往并不主要表现在某种奇闻或者连篇累牍的谚语，而是贯穿于它的全部的、每日每时的生活，是这个民族历史、地理条件、生产水平的表现，并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和文化。”对维吾尔文化自信的定性，也只有王蒙先生这样长期在新疆生活、对维吾尔文化有深刻感知的人才能如此准确的把握。这样的书写方式，逐步引导读者阅读的改变，引导读者重新审视维吾尔族文化。作者继续写到：“维吾尔人是一个非常推崇语言的价值、喜爱诗、喜爱幽默的民族。即使是文盲，也喜爱诗和诗人。民间传说故事中，常常包含着许多精巧的隐语、比喻、笑话。甚至有以语言为专业的人。”作者不仅仅写维吾尔族，也用同样的方式写伊犁地区的锡伯族：“锡伯族，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又是一个生产和文化都相当发达的、十分自尊地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和传统的民族。他们的先人生活在东北，清末从军全体来到新疆，并在察布查尔、霍城、塔城一带定居下来。在近百年的新疆风云变幻中，锡伯族一直是稳定的，和各族人民团结得都很好。在和顺这个年龄不算大的干部身上，同样体现了锡伯人的清醒、机敏，而又极其谨慎、耐心，有时甚至颇有些大智若愚的味道。”

　　写文化的创作动因，使小说经常处于有趣的比较之中。有对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比较，也有南疆和北疆的维吾尔族的比较。这样的书写，不断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习惯、思考方式和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认知方式，敦促读者不仅仅是为猎奇而进行消费性阅读，而是在文本提供的鲜活材料中，对自己以往的经验加以整理、反思。激发读者的兴趣、想象、思考，并促使读者形成有个性、有见地的有关维吾尔文化的结论。“维吾尔人形容大小长短与汉族最大的不同在于，汉族人形容大小长短，是用虚的大一部分，如用拇指和食指间的距离，或用左右两手间的距离表示大小长短，而维吾尔人是用实体，如形容大与长，他可以以左手掌切向右肘窝，表示像整个小胳膊一样大，而用拇指捏住小指肚，则表示像半个小指肚一样大。”这样的有趣比较在这部小说中常可以见到，包括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信仰等等。这样，活生生的维吾尔文化被作者在生活中、在不引人注目的细微处表现了出来。

　　由日常的生活，作者进而描述了维吾尔族文化的核心特质：“乃孜尔和托依，是穆斯林家庭经常举行的把世俗生活和宗教仪式结合在一起的活动。托依的意思是喜事，包括结婚、摇床喜和男孩子割包皮的割礼。乃孜尔的含义是祝祷，它的情况比较复杂。除了办丧事要有3次(七天、四旬、周年)乃孜尔以外，远行之前，久病不愈，乃至做了噩梦、有什么烦闷，都可以举行祝祷以消灾免祸。两者都要做都瓦，也都要由主人招待吃饭，女客都要送礼。这是一种把宗教虔诚、民族的精神团结、好客的慷慨、社交的来往应酬与生活的调剂花样糅和起来的活动。有时，周年祭灵的乃孜尔也绝无继续悲哀之意，按照宗教的说法，人死是到真主那边去了，一味悲伤就会成为一种罪过。周年祭奠时主客的关注都在礼仪、口腹与排场上。再加上多少有些宗教色彩的、原生的民族民间麦西来甫，维吾尔人由家庭主办的集体活动的规模与频率，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这样的深描甚至是很多人类学家都很难做到的。

　　由对维吾尔伊斯兰文化的介绍，作者更加深入到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维吾尔人性格的内核：“伊斯兰教已经渗透到维吾尔族近400年的历史和人民的生活当中，人们不能无视它的影响、凝聚、吸引、慰安以及动员的力量，尤其是不能无视它对于人民生活的规范作用。其实这种力量并不仅仅是神学的或来自彼岸的，须知在很大程度上，宗教的力量在于神性和人性的结合，它也是由人的、此岸的因素造成的……清洁的原则：在伊斯兰教这里，清真是一种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卫生的需要。没有这种价值崇拜，没有经文诗的和音乐的魅力，也就没有乃孜尔感人的力量。”这样的描述，对维吾尔伊斯兰教文化的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准确定位和表述，却也远远超出了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

　　南疆维吾尔族和北疆维吾尔族的区别，留下了维吾尔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层面的印记，具有民族志书写的意义。南北疆维吾尔族的区别主要是指喀什人和伊犁人的区别。作者在小说中写到，喀什和伊犁的维吾尔族，的确代表了维吾尔族文化的两个方面、两个时代，以及传统与现代。喀什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原因，在古代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是维吾尔文化的集结地，萨满教、摩尼教、佛教都曾在这里兴旺发达并出现了较高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化群，后来由于政权的需要，这里有一个王者自上而下推行了伊斯兰教，喀什又被称为维吾尔族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发源地之一。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喀什的维吾尔族文化一直是维吾尔文化的中心，产生了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师麻合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突厥语大辞典》，同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以及维吾尔式木卡姆也最终在这里定性并成为维吾尔木卡姆的代表，维吾尔文学的主要作家也产生在这里，甚至在许多朝代，喀什维吾尔文学就是维吾尔文学。但是，近现代以来，喀什逐渐封闭，保持着自身的传统。与此同时，受俄罗斯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伊犁和塔城成为新疆维吾尔族新思想新文化的集中地。前苏联的文学作品、生活方式、穿着打扮等都影响着这里人们的生活。维吾尔族的戏剧革新、文化革新都在这里呈现新的风貌，大批出国留学的青年在塔城、伊犁聚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这里得到迅速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伊犁人成为新潮、开放的代名词。他们夸张的比喻、哈哈大笑的姿态、轻松幽默的玩笑等都与喀什人的生活格格不入。“伊犁的男人带着硬沿帽子，女人围着头巾；而在南疆，男女都戴小花帽；这里夫妻骑一匹马的时候总是妻在前，夫在后，而南疆则相反；伊犁人把西红柿叫帕米都尔，而南疆则叫小葫芦。伊犁的歌声也因为土地的辽阔而更加舒展、悠扬……”作者还对喀什人和伊犁人做饭、和面等细节做了有趣的比较：雪林古丽从喀什来到伊犁，她不再戴花帽而是扎头巾。这样的细节很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族内部文化现象。如果作者不是对这两个代表性地域文化有如此深入的了解，是不会关注到如此的细节的。

　　为了展示维吾尔族伊斯兰教文化更具有世俗性、民族地方特性，作者塑造了阿西木这样一个虔诚老实的农民形象，伊斯兰教文化值得积极肯定的方面和造成的相对的封闭保守，在他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伊斯兰教教导顺从、敬畏。敬畏死亡，这样的理念使虔诚的穆斯林有敬畏感、警觉和自律，有了崇拜和祈求，有了珍重和虔诚，有了鉴定和规范，有了依傍和归宿：“阿西木爱种花，他的院子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他小的时候听老人讲过，花本来是天堂里的东西，是天堂的标志，造物主为了慰藉世人和给凡人们透露一点天堂的信息，才赐给了人间以一小部分花朵。”虔诚自律也成了他的生活原则：“种瓜的人靠浇水来催熟增重，一个纯洁的穆斯林怎么能干出这种无耻的勾当？这和卖牛奶掺水一样，死后身体会变黑，墓穴都会倒塌的。”但他也有谨小慎微、甚至愚昧落后的一面。但是，“当分裂分子动员他出去的时候，他连想都没想过要离开他脚下的这片土地”。阿西木是维吾尔族广大农民的代表，他们善良、自律、顺从甚至也有些愚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祖国。

　　这样对维吾尔文化的民族志书写，描述从不曾被披露过的独特的精神内核，并不说明维吾尔族和中国的其他民族是格格不入，在一个文化的孤岛上生活。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各民族之间有很多共性。小说中写到，从最早到新疆的内地汉族干部尹中信眼里，“生活习惯的差异并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随性、乐观、热情、幽默和对美的追求。尽管有世世代代的封建压迫，尽管每一个老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天真的情趣，他们重视美就像重视实用……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确实是很有魅力的。但是同样使尹中信感动的、而且可能更为感动的是这个民族有许许多多和汉族的共同点，重要得多的共同点……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与汉族人民迈着同样的步伐，进行着同样伟大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的斗争，关心着同样的问题，唱着同样的歌曲。这些共同主要的东西是暖人肺腑的，他认识重温远古的历史，怀念共同的道路，畅想美妙的明天，看到、感到兄弟的维吾尔人民与汉族人民怎样自古以来把命运结合在一起”。

　　这样既具有民族志式的深描，同时又能做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为汉语读者群建构一个更加客观的维吾尔文化，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这样的书写，也在逐步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打破以往对维吾尔文化的理解、对伊斯兰教以及维吾尔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单一理解，使读者逐步接近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但也有缺点的真实客观的维吾尔族文化。

　　作者对维吾尔族文化的了解，对维吾尔族心理的把握，使他在叙述上采用完全维吾尔化的叙述。这些使他的小说妙趣横生，与民族志书写相得益彰。

　　维吾尔族的馕和馕文化，是维吾尔族饮食文化、也是维吾尔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在维吾尔族生活中十分重要。小说从欧洲及汉族的饮食习惯写起，将维吾尔族制作馕的过程进行了深度描述，比如制作馕的馕坑，作者别出心裁地称作土炉。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由此总结出维吾尔人生活哲学一些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第一是重农主义，他们认为馕的地位十分重要，有人甚至说馕的地位高于一切。第二是唯美主义，他们差不多像追求一切使用价值一样追求各种事物的审美价值……很少有别的民族像维吾尔人这样在自己的一般干粮上刻花纹的。维吾尔人，种花和种菜一样积极，屋子里到处是装饰性图案，在6片木板制作的很简单的木箱外面，要用数倍于木料的工、料和耐心，用喷了金粉和染了黄漆的细木条镶嵌装饰成很细致的图案，他们甚至在每天都要吃的馕饼上也雕刻图案！而且还有在馕饼上印刻图案、花纹的各种专门工具。”这样对馕的文化解释，甚至把馕与维吾尔族的民族性格和生活哲学相联系，从未有过。因此，作者将打馕的过程称为“维吾尔族家庭生活的盛典”也恰如其分，就连维吾尔族人也不曾这样关注和总结过，是维吾尔族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家庭团结协作的结果。

　　除了对维吾尔生活中的关键文化事项作了具有民族特性的深描外，小说中用了维吾尔民间的许多口头常用的语言，这是只有当地民众理解的，甚至连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都不可能理解的维吾尔语。其中还包括当地维吾尔化的汉语，“艾来白来”、“你苕了吗”、“白卡尔”、“杨楚科奇——摸口袋的浪荡”，等等。维吾尔族的生活就这样以原有的状态、本应有的方式被表达了出来。

　　以人物之美表达新疆之美

　　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能吸引阅读者逐步接近作者的意图、寻找小说的中心，并能创造性地延伸阅读。 作者塑造了50多个各具特色、性格鲜明的不同民族的人物形象，把小说的核心内容，潜藏于这些人物群的关系、事件、矛盾和冲突中，吸引读者自己去寻找写作的核心所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小说人物结构，给了读者无尽的阐发和想象空间。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边塞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其他类似的诗歌、传记等，作为一种书写，千百年来已经在内地汉族普通民众心中留下了关于新疆文化的遥远的想象、记忆，也为有关新疆的书写留下了底色，成为想象新疆、书写新疆的视野背景。自此以后的文学书写，即使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也是在这个视野背景之中：维吾尔族文化呈现为粗犷、开放、热烈的男性的特征。小说《这边风景》却依据作者对新疆、对维吾尔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把握，颠覆了长期以来既定的对新疆的文学想象和书写模式，塑造了两个非常细腻的女性形象作为维吾尔族人民的象征：柔美、不事张扬、内敛，甚至是无可奈何、从不做自我表白。这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雪林姑丽，另一个是艾米拉克孜。

　　雪林姑丽是作者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书中除了其他对雪林姑丽的描述外，第45章整个都是对雪林姑丽的描述。作者甚至完全走进小说，自己直接直抒胸臆，回忆自己刚来到新疆的感受， “在我临离开新疆时，雪林姑丽夫妇为我送行，做了很多可口的饭菜……你腰上扎着一条白色挑花的围裙，头系头巾而不是花帽，你已经从阿图什人变成了伊犁人。临行前，你说了一句，如果他们用不着你，你就回来，我们这里有要你做的事情……这么多年来，你们了解我的为人，正像我了解你们。你说的这句话，你用你那天真的和温和的嗓音说的这句话，像雷霆一样在我心头响起！这真是金石之声，黄钟大吕。这是什么样的褒奖和鼓励！一点天良，拳拳此心，一腔热血又在全身奔流，此生此世，更复何求。谢谢您呀，我的妹妹，谢谢您呀，雪林姑丽……”

　　作者对雪林姑丽柔顺、胆小的性格倾注无尽的同情和追问：“是谁给了你这个怕字呢？是你那严肃而虔诚的父亲吗？是你终日无言的母亲吗？是喀什噶尔的那个辉煌的圆顶建筑吗？是象征着宗教、圣地、天使和上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和著名的阿帕尔霍加的墓地吗？伊斯兰的清规、穆斯林的戒律，古老生活的游戏规则，旧日子永久的记忆，沉重而又温暖地陶冶着你啊，你洁白的丁香花枝。”

　　由于长期养成的性格，使她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不断被伤害，“你还不习惯于这样的幸福，因为你太习惯于不幸，习惯于失去幸福，习惯于被忽视和被歪曲”。“而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伤害人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的一切活动的核心。信口一说，就能把利刃捅进丝毫也没有防备他的人的心窝上。好人约束自己而恶人百无禁忌，这就是恶人最大的‘优势’！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如果说，从南疆来的雪林姑丽身上有更多因袭的传统对她的影响，那么，艾米拉克孜则是维吾尔人民性格的另一面。在小说的第39章，我们看到艾米拉克孜文雅、尊严、坚强，从不接受怜悯，不接受轻视。她的残缺，是因为父辈的封建、愚昧，这对她来说是挥不去的心灵创伤，也是她发奋努力的动力。同时，这更是维吾尔族文化和维吾尔人性格的映射，正因为父辈的封建带给她无法挽回的伤痛，使她终身带着痛苦与屈辱，也成为她更加善待他人、勤勉努力的动力。第39章的“小说人语”中说“你聪明的，当然已经读出了小说人对于艾米拉克孜的在意，它倾注了多少心血、喜爱、怜惜、惦念还有祝福！她是那样美丽而又不幸，尊严而又遗憾，骄傲而又艰难，温雅而又端庄，自信而又无言。她是那样强大而又平凡，健壮而又伤残。她是小说人码字儿树立的一座石雕。她永远与新疆维吾尔农村男女心连着心。是恩重如山的新疆各族人民、是那个荒唐的也无比奇妙与美丽的年代、也是小说人个人黄金年华的纪念！”

　　小说男主人公伊利哈穆和其他几位人物，包括汉族干部尹中信、公社书记赵志恒、县委书记赛里木等，构成了另一个人物系列，都是国家形象的体现。伊利哈穆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维吾尔族男性，也是乐于助人、性格开朗的好干部。他非常爱学习，所以他处事冷静、讲原则，带领周围群众向前看、朝前奔；即使被组织和群众误解，也丝毫不动摇坚定的信念。当时党的许多思想、毛主席的指示，都是由他传达给群众，而群众中存在的问题，总是由他进行说服、教育、反思。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把欢笑、把党的政策带到那里。经过学习，他认识到“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兄弟的汉族人民的亲切帮助下，历史悠久、色彩绚烂的维吾尔民族和维吾尔人民才真正地改变了自己被奴役、被榨取的悲惨命运，并且真正摆脱了落后的、不文明的状态，进入了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亲手创造着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新风尚，幸福的鸟儿如今才真正栖留在维吾尔人民的额头……我就不相信一个对自身的民族毫无感情的人会热爱兄弟民族、热爱祖国。但是，看问题绝不能停留在民族的区分和关系这个现象上……”这是维吾尔人民的心声，也是维吾尔族对自我的认识。他对雪林姑丽和艾米拉克孜关怀备至，是她们的主心骨，也是她们精神的支撑。艾米拉克孜终于走出家庭，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乡村医生，也与他的支持分不开。

　　所以，即使出现了许多问题或误解，甚至其中有险恶用心者的蓄意破坏，有伤心的泪水、被挑拨造成的情感的伤害，但雪林姑丽和艾米拉克孜，从未改变对伊利哈穆的信任、爱戴和支持。由此，通过作品中的其他相关形象和事件，作者完成了由人物形象和文化书写所要表达的关于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命题。这是小说的核心，维吾尔族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他的内心情感和心路历程、在国家的重大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所思所感是什么？

　　直面严肃的现实问题

　　从作品的字里行间、从作者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读者可以感知到作品深含的意味远远超出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作者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爱，直面了许多尖锐的现实问题，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部分。

　　小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也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反思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新疆的各民族现状等，并能直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至今都在困扰着新疆。   

　　作者首先思考了新疆和谐的各民族关系。小说中的老王是长期在维吾尔族地区生活的汉族人，他精通维吾尔语，用维语说话，用维吾尔语思维，有时候说的汉话不知不觉受到维吾尔语的影响。他的祖辈在这里生活，接触的人当中90%都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他学习吸收了很多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东西。尹中信是汉族干部中的优秀典型。他到新疆工作后，希望更多地了解维吾尔人民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友谊。他知道，在中国，各民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越是了解新疆的历史，越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毛主席派来的老战士，应该为维吾尔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应该更多地、毫无隔膜地了解维吾尔人民，应该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添砖加瓦，应该做的远远超过我们的祖先，这是历史赋予一切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的一种责任。因此，在“小说人语”中，作者问道：聪明的你，你爱人民吗？你爱新疆的各族人民、维吾尔人民吗？你爱雪林姑娘们吗？

　　同样，对各民族中存在的隔阂和不良心理对民族间的团结和睦造成的影响，作者写到：“一个人们有意无意常常忽略的方面，那就是，恰恰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这个各民族劳动人民亲密无间地相聚的地区，人们会具备一种相当顽强和敏感的民族自尊与自以为是，稍稍过头一点就会成为民族保守心理甚至民族偏见。人们在学习兄弟民族的优点、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同时，往往力图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和传统。”这是作为一个长期在新疆生活、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习性的睿智的思想者对我们的提醒。因为在新疆，可能正是这些小节，会在各民族心中留下纠结。因此，作者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将事实摆出来，向我们提出了严肃的思考和追问。

　　作者写到：“民族感情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它经常是潜在的、不明显的、甚至是被否认的。在作者以老王为形象，写出了他对维吾尔族的了解和尊重，但是，也有伤他的心的时候，他非常尊重穆斯林清真的习惯，所以在他家里即使是最保守的清真寺人员也能十分放心地喝茶、吃饭。当有人把他这个汉族人和猪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痛心。他想，汉族人吃猪肉并不是什么缺陷，正像穆斯林不吃猪肉也不是缺陷一样。为什么我这样注意，这样尊重你们的生活习惯，你们还要将这样的恶言加在我身上、甚至对我的孩子大打出手呢？”

　　同时，作者也批评了另一种倾向：“尹中信想起自作聪明从北京调来的一批干部，有些人直到现在吃不得羊肉，不但不吃羊肉，而且一提起羊肉就显得厌恶、反感、痛苦万状，他们的表情不亚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少数民族兄弟提起猪。他们信奉的是一种什么宗教呢？是体制构造的变异吗？是大脑皮层的条件反射吗？他们受过什么样的刺激？还是用自己禁羊反羊来有意无意地表露自己身份的尊贵？说明自己绝非新疆或者西北地区的土著，而是来自关内繁华的大都市呢？他有点怀疑。”

　　正是因为这样的细小的隔阂，恰恰被敌对分子利用，进行了分裂民族、破坏国家的分裂活动：“但是今天，他又一次清楚地看到那么些心怀叵测的人正在企图利用民族的区分来分裂人民，企图把统一的中国人民的整体割成一块又一块的血肉！再往这裂缝上撒下盐。”所以，作者借14世纪波斯诗人欧马尔·海雅姆的诗歌追问：“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蓝宝石般的苍穹之下，为什么又要分成异教徒和穆斯林，有什么意义？”我认为，维吾尔族读者应该认真思考这样的追问。

　　作者写到伊犁乡村百姓之间亲密无间的、真挚的民族友谊和感情，老王和里希提是最典型的。他们是生活中的挚友，在解放前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希提哪怕只剩一块馕，也要掰一半给老王；而老王如果有一碗酸奶子，也要等里希提回来一起喝。多少个寒冷的夜晚，他们瑟缩在一条破被子下面取暖；多少个炎热的夏日，他们脱光在一条渠道里洗澡。老王放羊，丢了羊，里希提陪他连夜到山坡上寻找；里希提喂马，老王经常熬夜帮他提水、拌料、铡草。国民党匪兵搜捕里希提的时候，老王冒着危险掩护他逃跑；当一小撮维吾尔族上层人物混入三区革命队伍制造民族仇杀的时候，里希提用胸膛保护了老王的安全……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考虑过对方是异族吗？从不。”所以，当一些人故意制造民族偏见和仇恨时，伊利哈姆懊恼地谴责，“该死的民族偏见和隔阂：难道你比几十年的同甘共苦，比十几年的党的教育更强有力些？难道仅仅因为民族的区别，血汗凝成的友谊，却经不住那些风吹草动的考验？”作者是满怀信心的，作者在小说人语中写到：“他对新疆充满信心，他对各民族人民充满信心，他对友谊和爱情充满信心。所以他承认可能的纠结，他空前地将笔触放到这样的纠结乃至事件上，他相信过而且依然相信着，他相信面对真实承认真实就一定有希望。”

　　其次，作者提出了新疆最为敏感的宗教问题。作者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和宗教观，也传达了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问题。

　　对于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文化，他提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和他们千百年来的文化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结合，是神性和人间性的结合。作者在这里提出的维吾尔族宗教的世俗化的特点，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惟有对新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全面的把握和对国家前途命运有深深的责任感，才能提出这个思考。这是迄今我们的宗教研究学者和民族理论家都还没有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关乎维吾尔族思想文化内核以及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

　　最后，作者用维吾尔民众最常用的质朴的语言表达了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广大维吾尔民众对祖国的坚定的信念。在令人痛心的1962年的伊犁边民外逃事件中，虽然有很多人离开了祖国，但广大维吾尔民众对家乡、对祖国的感情是没有办法动摇的。

　　被逼被骗差点出国而最终还是留在祖国的伊萨穆东在自己的信中写道：维吾尔人的幸福在哪里？维吾尔人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是在那边吗？在铁丝网的那一面？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唱不出自己的歌儿。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王蒙先生的创作一向都对中国的文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边风景》不仅仅以真情实感描写新疆的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生活，呼唤一个文学时代的到来，更注重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关切，这些各民族的普通大众，是国家的基石也是国家为之努力的根本目的。今天，新疆已不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异域，新疆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新疆的各族人民更期盼用自己的努力，演绎国家的故事，塑造中国少数民族的形象。这样的愿望应该被认识、被理解、被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