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拓展视野的精神之旅——读李铮长篇小说《吕端全传》

　　李铮的长篇历史小说《吕端全传》，洋洋八十余万言，是我近年读到的最厚的单本书。长篇小说就是要有长度，要有一定的规模，它当然不是字数的堆垒，而是呈现一种繁衍、扩散的气象与威严。《吕端全传》就是一部拥有这种气象和威严的佳作。阅读的过程，如同一次温暖又拓展视野的精神之旅。它引领我们走进尘封的历史，从中体味时代的跌宕、人生的变幻、官场的玄妙、爱情的温馨以及历史的沧桑感。

　　一，小说接地气，通人气，有文采。

　　作者以人性的标准，开拓历史，刻画人物，拷问时代。在艺术上追求考据、文献与想象虚构的紧密融合，抵达了艺术真实逼近历史真实的审美境界。

　　作为历史小说，它以五代、宋初为主要对象，躲开了汉唐明清，其选材本身就具有开拓价值。作者以辩证的观点来把握诠释史料，既写历史的人，更写人的历史。通篇以史为据，广备文献，兼及野史传说，其线索明晰，几乎述尽五代十国战乱五十载和宋初三朝的重大事件。或金戈铁马，或宫廷激变，或爱恨情仇，笔墨腾挪酣畅。历史记载，民间轶闻，地域掌故等都成为写作的参照。当下现实的语境，也为小说提供了新的思想元素。他不苛求历史，不隐恶，不溢美，倡导对人的终极关怀。厚重的历史感，为五代和宋初的历史，绘制出一份形象化的证词。

　　作为传奇小说，《吕端全传》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作品汲取古今传奇经典的精髓，突破历史事件的限制，充分施展艺术虚构的魔力，成功地找到写实与虚拟的制衡点，使故事情节有了超载历史的飞翔姿态。英国历史学者卡莱尔说：“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小说有时确比历史更接近真相。《三国演义》三分写虚，七分写史，开创了模糊历史与小说界限之先河。《吕端全传》反其道而行之，它三分写实，七分虚拟，且将写史部分一一地标注出来。文中不时出现“史见《五代史》”，“史见《宋史》”等标注，令读者不忍匆匆跳过标注而进入读史状态。这种“文言注白话”的小说形制，无疑是李铮的一个创造。在“正说”与“戏说”之间，作者选择了“正说”。但小说有的章节，亦不乏超现实主义的描写：第64节，遭遇满门抄斩的姑娘子玉，侥幸逃生，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精神恍惚，不堪爱情困扰而患病，其亡父李崧冤魂附体，频频喊冤叫屈，声情凄切。情节渲染惊悚诡秘，亦幻亦真，动人心魄。“清白何须问，扪心当自知，平生若无愧，定有昭雪时”。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深隐着作者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呼唤正义公理的普世主题。正与郭沫若的“失事求似”的创作主张相吻合。小说第94节，第95节，写吕端草拟檄文时的心理细节，生理幻觉等，都非常逼真贴切。作家丰沛的想象力和情态摹拟的能力，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收到令人惊奇的艺术效果。

　　作为官场小说，作者以建设性的眼光，倾情传播清明政治，民生第一的思想，着力揭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鼓吹广布仁德、广施善政的治国大略。通过吕端、赵匡胤、吕余庆等形象的塑造，推崇廉政诚信友善，“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付出为情，担当为义的为官、为人的智慧人生。这些都可作为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文化基础和借鉴资源。

　　小说乃天下之公器，播撒健康思想，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乃文学人民性之要义。面对日益物化的现实和冷却了的血脉，作家已然负起了救赎灵魂的责任。

　　作为语言艺术，《吕端全传》以讲述者的全知视角，淋漓明快的文字，把帝王与百姓，大臣与妻妾，战场与情场，官场与人场，政治与经济，生民与社稷等等诸多错杂场景、事件编织起来，组成经纬交叉的人物传记式的连环体，构成百川归海的大趋势。使作品结构圆润自然，枝干内部汗液流转，一枝摇，数枝动。情节之间穿插以诗词、歌赋、掌故、传闻等，使文脉畅达游动，跌宕有致。作家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吕端全传》的语言，讲节奏，有韵律，如单田芳的评书，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又如渔阳鼙鼓，明亮滚烫，催人奋进。这样的艺术形式，很适合表现燕赵慷慨悲歌的思想格调，尤其对呈现吕端的诚信仁义，生不苟合，死不苟且的品性，亦极为妥贴。

　　二，作家出色的考据能力。

　　《吕端全传》的成功，还源于作家的考据功夫。作家的考据研究，是对历史的重新把握和审视，也是对历史材料的仔细推敲和鉴别。因此，考据研究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前提条件。从姚雪垠到二月河无不具有出色的考据研究才能。同样的，李铮在写作之前，进行了大量的阅读研究，诸如四书五经、三坟五典、医学棋艺、天文地理、麻衣神相、唐诗宋词、《二十四史》等等。他所积累的知识、史料很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对于那些史学家不屑一顾的零七八碎的素材，比如当时、当地人们穿什么衣服，怎么吃饭喝水，怎么写字等都要在脑子里形成具体的形象，才能进入作品。正是有了深厚的考据积累和常识积累，他的艺术想像力才有了根基和翅膀。

　　如果说作家历史考据的目的侧重于准确地叙述历史，那么，对人物的精神特质的考据，则强调形象地、深刻地阐释历史。人是小说的终极目标，对人性开拓的深度，决定着作品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在主人公形象精神内核的把握上，李铮始终是冷静清醒的，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贯穿全篇。吕端与同是宰相的寇准相较，性格迥然有别：前者是智慧者形象，后者是精明者形象。借用书中赵普的话说：“吕端与其他官员最大的不同，是他总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把皇帝放在第二位”。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继承传统、陶铸人心、整饬世风、富国强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社会抱负。赵普的这句话可以视为作者对吕端精神个性的总体把握。也是人物思想脉络的总纲领。吕端形象决不是那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小角色，而是如诗所言“看破红尘惊破天，是非莫辨也堪怜。人生自古真境界，只在聪明糊涂间。”的大胸襟大气度。李穆的这首咏叹调画活了吕端大智若愚的精神个性，亦可称之为照亮全篇的“文眼”。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塑造人物，不被历史资料牵着走；以正史为依托，准确地揭示时代社会的本质；以民间野史为想象的触发点，丰满人物的人性内涵，为人物性格的人间色彩创设存在的依据。恪守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写作原则，多角度多侧面地塑写人物，无论是“风云气”，还是“儿女气”，都必然成为人的历史，人的心灵发展史。吕端、赵匡胤、赵光义、吕余庆等，由一个个历史人物，升华为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的过程，即是一份有力的证明。

　　三，写出了那个时代人物的局限性。

　　什么才是历史小说的真实性？怎样表现这种真实性？读了《吕端全传》，我以为，就是那个时代、人物的局限性。只要作者正确地、充分地表现那个时代、社会、人物的局限性，就必然地透显出那个时代、社会、人物的真实性。我们还是以主人公吕端为例。吕端长期混迹于朝野之间，再直的筷子放进水中也会变弯的。因为，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强权政治，都以消灭异己，扼杀思想，制造奴才为目的。像吕端这样学贯古今的文化人，往往首当其冲，成为强权政治的祭品。他的独立自保的策略，如掩饰锋芒，不拉帮不跟风，适度的世故等等，并不能躲过强权政治的阴影。吕端还称不上是创造历史的巨人，却是个照亮历史的宰相。他的清醒在于：若不能改变朝廷，就改变自己。这是他的明智，也是他的局限。至于那个“半生疑心在，一屁见忠诚”的故事，不过是文化人消极自卫，谋求赏识的插曲，令人欲哭无泪。

　　值得庆幸的是，作者没有神化吕端。他状吕端多智，并未近诸葛。相反的，却客观地写出他的种种局限和无奈。这些东西，都从某一侧面强化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其意义非比寻常。爱因斯坦指出，人的一生中，“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他的话窥破了人的局限性的谜底。欲望的无限性与实现欲望的有限性的冲突就是人生。李铮正视并表现了这样的人生，也就体现了那个时代、人物的真实性，同时也标志着作者参悟并把握了那个时代。

　　我们不必知道大宋王朝是否曾设“鸡圣”职位，但我们仅从流氓大亨、快哉园老板牛旺绞尽心思地争占“鸡圣”的故事中，就可以嗅出作者对官场的批判立场来。像这类出人意料的惊人之笔，为小说主旨的深拓，凭添了无尽的分量。

　　四，小说拥有一种风情独具的地域性。

　　风情独具的地域性，是一切优秀小说的重要表征，它主要源自作家的乡土情感。《吕端全传》的地域性，集中表现在对属于廊坊的特定的地方风物、风情、风俗的展现与描绘上。

　　譬如，波光树影中的龙河、凤河、大唐古刹隆福寺、长明灯楼、敦台、溢津关等等，均成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和性格的投射物。所谓近水者，柔；近寺者，善。特殊的风物、风俗对人的铸塑无时无刻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者，以文化人也”。龙凤河的血脉，燕山的骨骼，荆轲的侠义守信的品质，都在吕端身上得以充分地显现。“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潜)，吕端等形象为廊坊地域文化的养成，提供了厚重的基石。

　　那些偶见的方言土语，如昨天称“夜儿个”；指某人坏脾气称为“狗怂”；称农家女孩儿为“柴禾妞儿”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接地气，有生命的话语，传递的情感信息，具有风情独具的亲和力。

　　总之，《吕端全传》的出版，为廊坊的文化建设，为河北的文学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感谢作者，让我完成了一次拓展视野的精神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