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生活 驰骋想象 锻造精品力作

　　编者按：日前，河北文学院邀请封秋昌、张东焱、何玉茹、杨红莉、黄建生、李延江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就2012年度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长篇创作进行了座谈。拟分两期刊发。

　　拥抱生活 驰骋想象 锻造精品力作

　　——河北文学院2012年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发言节录(上)

　　司敬雪： 今年文学院作家创作出了很多长篇小说，是一个丰收年。我院邀请评论家封秋昌、张东焱、杨红莉、黄建生、李延江，还有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何玉茹，研读了大家的作品，他们有些很好的意见、看法。作家们在创作当中也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想法是实现了的，也可能有些想法实现得不太理想。今天作家和评论家坐到一块，在这样一个放松的状态下，大家放掉一切禁忌，把话说亮、说透，希望对作家的创作有好处。

　　封秋昌：徐广慧的作品我是第一次阅读，读了她的《运河往事》之后，觉得徐广慧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作家，她会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运河往事》究竟是写什么的？我的第一感觉，它是一部书写人生苦难，以及如何面对苦难的小说。写苦难的作品不少。徐广慧这个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她不是抱怨苦难，而是直面苦难，在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是坚韧。人生苦难这个主题，具有普遍性。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对苦难，小说的主人公有一些理性的认识。在如何看待苦难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消极、悲观、痛不欲生地面对苦难，而是认为苦难是难以避免的。比如说，香飘对元稹的《离思》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诗的理解。香飘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到的是，经过了大的苦难，那些小的苦难就不算什么苦难了。

　　《运河往事》还揭示了造成苦难的原因，归纳起来我觉得有几点：第一是贫穷。比如，她写的麦家就很贫穷，贫穷造成她家的苦难生活。第二，就是疾病。因为疾病更加重了贫穷。再一个，关涉到人性中恶，像小秀、田老三的所作所为，又加重了香飘的痛苦和麦家的贫困。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她这里写的几个主要人物，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我姥娘，就是香飘的母亲，在生活和苦难面前从没有低过头。她对子女的爱不是一般的爱。到北京给香飘看病，她几次卖血，为了凑足做手术的钱，割去了一个肾。这个人物面对苦难，腰板是挺起来的。再一个是香飘，除了宽厚、仁慈、忍让，又自强、自立、自尊。她非常宽容、忍让、隐忍，但是她绝对不允许别人侮辱她的人格，香飘很不幸，作为一个女人，她得的是不能生孩子的病，老百姓俗称“石女”。她没有上过学，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地认，后来学会了看书看报。所以说她很自强，她在苦难面前是这样一种表现。

　　这个作品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不概念化。她很少提“贫穷”这个词，都是通过一些细节，让读者感受到贫穷。徐广慧是有文学的感受能力的。但是也有两个问题。首先，作品总体来看显得有些平淡，还缺乏对苦难更深一层的开掘，缺乏一些震撼人心的东西。虽然苦难有普遍性，但她写苦难的特色还不是很突出，那种不可取代性还不太突出。

　　唐慧琴的小说《牵牛花》我也看了。她的优点是，不是用固有的文学观念来框定和裁剪生活，而是用真实的生活，来丰富和拓展文学表现生活的空间。我们搞创作，往往有习惯性的文学思维，用文学思维去规范生活，这一点是不应该的。唐慧琴没有这样的文学思维，但是她研究生活、研究人物，对农村的人、情、事，对人物之间的关系，琢磨地很深。这一点很可贵。

　　何玉茹：我觉得唐慧琴的《牵牛花》其实是讲了一个爱情故事，是放在农村改革开放的背景中。唐慧琴在作品中写到了权力。农村的权力，还有家族，这两点在农村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唐慧琴说她不是有意识的。我觉得，作家得有意识，只有有意识了，才能把这个问题想透，然后表现清楚。她还是缺少理念，还得补充理论。如果没有理论，光靠写作的感觉，还远远不够，还不能提升到比较高的高度。

　　封秋昌：要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咱们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联系起来思考。

　　何玉茹：对。好像每个作家都有阶段性，必须得在某一阶段强调什么，或者强调理论、强调思想，或者强调感觉，得有一个强调的阶段，慢慢地进入成熟。唐慧琴的特点是会结构故事。徐广慧的特点是善于捕捉细节。但是我觉得还是缺少什么。构思一个小说的时候，想要表达什么。只是苦难还不够，这个太泛泛了。想要表达什么，这是作家的直觉。

　　司敬雪：我觉得实际上小说创作要走一个曲线。对读者来说，作家首先要提供一个具体的东西，让读者从一无所知，到慢慢了解，到获知一个有感染性的，很生动的东西。然后，再拐回来，通过看到这个具体的东西，大脑中想到其它的东西，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让他生出更多感慨。

　　今天开这个会我是有一个想法。河北离政治中心最近，政治对人、对生活那种吸附力在河北体现的是最重的。一个作家要搞好创作，必须懂得政治，但是，要防止过度的政治吸附力对思想的禁锢。刚才跟山西作协的张主席讲，老一代的著名作家，我们想到山西有赵树理，河北有孙犁。孙犁和赵树理比较起来，孙犁给我们提供的是非常诗性的东西，让人在生活的沉重之外，感觉到自由、舒放。赵树理是面对现实，有勇气还有智慧。说到河北文学，今天不拿孙犁和赵树理来比较，要拿赵树理和后来的浩然比较。浩然是写实的、现实的，他的小说非常有生活。看浩然的《艳阳天》，开头我是很兴奋的，《艳阳天》开头写麦收，肖长春家老少两个光棍，很有生活质感。但是后来浩然用一种非常狭窄的视野写农村，写政治运动，把所有人的东西都压抑掉了。最后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马老四把仅有的粮食喂牲口，自己吃野菜。社会主义强调集体的重要，这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推导出来，集体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人变成牲口都不如，那就走到了反面。说到根本，集体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让人过上幸福生活。如果它无法保护人，那就要反思集体出了什么问题。河北的作家浩然为什么会走到这么一个逻辑死结里？这实在值得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再看看山西的赵树理，他也是拥护集体的。但是他有底线，他没走到荒谬地步。虽然为了坚持底线他人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要捍卫生命的理念，十分宝贵，表现出一个优秀作家的杰出品质。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讨论会，放到山西来开，是希望我们的作家要坚守河北悠久的传统，用好丰厚的文化资源、文学资源，同时，主要是希望我们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看看我们的不足，吸取其它地域的营养，我觉得这样能把我们的文学做得更加厚重、更加有力度。

　　张东焱：座谈会我理解就是恳谈会，有什么就说什么。

　　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涉及到了村民的精神、伦理、观念上的变化。他写滹沱河岸边柏树庄的日常生活，写得很地道。他的小说是接地气的，有养分的，是贴近平原土地的，贴近百姓内心的作品。他总是从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出发，写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东西，或者以建设性的眼光来迎接新农村的各种变化。他对农民命运的诠释是传统现实主义的。

　　主人公李连春那种客居和漂泊的精神状态，是很真实的。李连春说城市再好也是人家的。这是一个进城又还乡的乡下人生活的简史，也是他精神履历的形象呈现。康志刚没有写李连春上任之后怎么带着大家发家致富，直接写五年后的一个夏天，避开了众多农村小说一般写人物上任之后，怎么披荆斩棘使旧貌变新颜的过程，略去了那种同质化的东西，显示了他取舍的能力。

　　另外，几个人物写得也很好，比如白玲玲，这个人物是很有原创性的；还有大白桃，形象很鲜活，叙述的游戏性，文笔放纵、信手拈来，把这个人物的泼、野、刁的性格都写出来了，这是很有典型意味的人物。大白桃的处事哲学，就是“再没理我也不认输”，这种流氓文化孵化出来的人物，就是她的丈夫、前任村主任刘囤生长的基础。这种丧失自爱、自持和道德自律的文化，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制度。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

　　《天天都有大太阳》是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的结局彰显的、歌颂的主题，让所有善良的人扬眉吐气，然而会不会导致主题有失深刻？我们河北作家都主张贴近生活、诚实写作，我赞同这一主张。但是如何超越生活，穿透生活，使艺术的想象力更蓬勃，这是作家应该探讨的课题。

　　由此，我说到唐慧琴的《牵牛花》比《日头日头照着我》好多了，比《栓马草》也厚重了。这部小说最可贵的是，写女性的爱情并没有写牵牛花怎样去缠绕别的植物，写的是一种非依傍状态，非攀附状态。不屈不挠的，自由的伸展和从容淡定的绽放，是生命的一种勃发状态。作家写出了人的冷漠中的温暖，坚硬中的柔情，攻击当中的动摇和体谅，重心是写生活的酸甜苦辣。她对真善美是肯定的，是深情的，向往的。

　　在中国的乡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内的私德大于一切，家族内的私德是决定一切的，所以乡土中国的爱情婚姻存在着很多变数。《牵牛花》写的离婚不离家，写的私奔，借种，童养媳，这些都是。而这种变异的形式，恰恰丰富了人性展现的广阔领域。写到离婚不离家对人性的展示，对乡土中国的人伦的展示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地方唐慧琴的小说写得很地道，她写到了乡间百姓化解家庭矛盾，邻里冲突，两性纠葛的能力和智慧。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保持我国基层政权和民生稳定的粘合剂。

　　司敬雪：比较来说康志刚、唐慧琴的作品相对成熟些，徐广慧还有些技术上的问题，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处理。

　　他们提供的现实的故事，都挺生动的。非常宝贵的就是他们的叙述激情，叙述出来给我们的感动，是来自于他们对生命、对生活、对个人非常具体的感受。但是同时，还需要文化的底蕴，文化层次的穿透。读了作品以后感觉挺好，再深处想一想，还有什么更大的触动，还能引起哪些文化方面的思考？这才是更重要的。人物写出来，不能是偶然的。作为小说，要写超越偶然的因果链，要有一种更大的因素，文化层面的因素，决定这个人会不得不痛苦，不得不死，那样，小说就会更深刻，会感动更多人。

　　我觉得徐广慧应该多读一些文化方面的书籍，补充一些。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这些人为什么老是受苦？文化书籍可能会帮你打开思路。

　　封秋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恋乡的情结呢？恋乡情结究竟是一种现代意识，还是一种传统意识？我觉得，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城乡要走到一起的。作家当然可以写人物的“恋乡”，问题是作家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写李连春在城里闯荡之后，又回到农村，因为他认为城市再好也不是我们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把城乡给对立起来了，这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作家对这种看法给予了肯定。这不太好。所以作家看问题站位要高，避免肯定不该肯定的东西。

　　张东焱：刚才看的这三部长篇，不约而同地都写村庄，鲁迅也是写村庄的，但是谁也没超过鲁迅。为什么呢？鲁迅是站在世界看村庄，具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

　　封秋昌：河北作家对写的人物、生活，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感，对人物、事件要持审视的态度。现在很多小说是贴着人物、跟人物站在同一个高度来写的，这是很多作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河北小说不够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红莉：小说需要形象，不能没有形象，但是文学或者说小说走到今天，只有形象是不够的。因为今天人们对艺术的接受程度、普遍性，还有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已经大大地提升了。优秀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品，除了形象以外，还要给人思想的启发。

　　河北在这方面显着弱一些，深度不够。看完小说感觉毛茸茸的，确实是从生活里面来的，而且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但是与打动人的艺术的真实和震撼力还是有距离。为什么从生活上感觉是很真实的，可是到了艺术的感受就不够了？这是怎么从生活真实超越到艺术真实的高度上的问题。

　　有人说过，小说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按照生活的或然写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如果只是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可以是新闻也可以是历史，但是肯定不是文学。按照生活的规律去追溯，事件可能发生，既有生活的规律在作支撑，同时也要超越生活里基本的、原生态的现象。这是一个艺术形象问题。

　　作家一方面要有生活体验，另一方面还要站位高。我们做学问或读书时讲究进去、出来、再进去，这样几个步骤。要研究一个对象要先进去，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样，但是如果只在里面不出来，超越不了这个对象，实际上也看不清对象，所以第二步还要出来。出来了以后，在外面俯视这个对象，第三步再进去的时候，才能真正把握这个对象本质的东西。

　　河北的一些作家，其实是在第一步比较多，超越不够，第三步从超越再进去，显得更薄弱些。这就是对作家的其它能力的需要，不光是生活的观察能力，还有思考能力、把握能力、分辨能力、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