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历史的个性化叙事——2012年河北长篇小说概评

　　2012年的河北长篇小说，一是数量由前几年的十几部猛增到二十余部；二是打破了现实题材为主的局面，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在数量上平分秋色；三是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其中较为优秀的作品，都不再满足于对过程、事实、问题的纯客观反映，而是见出了作家对现实和历史的主观感知和思考，以及不同作家的不同个性即主体意识。

　　先看现实题材的作品。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中的主人公李连春，在村里当团支书时，因为精明能干而受到村长刘囤的压制和排挤，被迫进城另寻生路，经过十多年的拼打之后，又弃城回乡，在与刘囤竞争村长时，高票当选。此后经过五年的努力，把一个人称“胳肢窝”的柏树庄，变成一个现代化新农村，展现出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作品略去了连春进城创业和柏树庄旧貌变新颜的具体过程，而凸显他的创业精神对柏树庄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感召力。作品展示的矛盾冲突，一是李连春和原村长刘囤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权力的争夺和转换，李连春取代刘囤，是民主取代专权的历史性的进步；二是李连春和一块长大的好友拴保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拴保认为连春进城创业是对土地、家乡的背叛，而拴保从反对连春到坚决支持他当村长，所体现的是农民在精神和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三是白玲玲与刘囤的暧昧关系及其矛盾。刘囤凭借手中的权力，长期霸占、控制着美貌的白玲玲，白玲玲虽不情愿，却无力摆脱这种控制。村民都认为白玲玲是刘囤的人，但在柏树庄民选村主任的时候，白玲玲却出乎意外地暗中为李连春拉选票。白玲玲对刘囤的“背叛”，是她向往正义、自由和人格意识觉醒的表征。而李连春的当选，也使得白玲玲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在这里，李连春和白玲玲命运的翻转，是和时代以及柏树庄的变化休戚相关的。从整体上看，在对平淡的农村日常生活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中见出时代、人心的变化是这部作品的特点。

　　唐慧琴的《牵牛花》分上下两部，珍珍和花儿母女两代的爱情、婚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家族之间和家庭内部的分裂和矛盾贯穿全书。如果说《天天都有大太阳》凸显的是柏树庄所发生的社会性变化，《牵牛花》所揭橥的则是木庄人、特别是女性从乡村伦理中挣脱出来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作品昭示我们，所谓 “乡村伦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在当地所形成的人伦观念、习俗及其相应的民间道德准则和为人处世的“礼数”。乡村伦理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它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本家族的利益，但同时也要维持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从而形成家族之间既有矛盾又相互依存的统一的村庄。所以，在木庄，不管是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都关乎着整个家族的利害荣辱，因此办事、说话都要符合约定俗成的“礼数”。王珍珍在与赵大宝的新婚之夜的逃婚(与相互真心爱慕的何长山私奔)，在木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看来是有违“礼数”的大逆不道，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丑事和丢人的事，由此引发了赵、王、何三个家族之间的激烈争斗和难以化解的矛盾。小说的下部，在家族矛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诸多新的矛盾，并且相互缠绕、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花儿和赵明的结婚，又让何、赵两个家族的矛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对立又要合作的微妙局面，而家族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曾经稳固的乡村伦理和“礼数”，变得不再那么稳固了。比如，婚丧嫁娶的程序、礼数依旧，但具体方式和婚礼上人们的关注点却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和转移。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木庄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心思富并开始羡慕、崇尚“有本事”的人了，也正因为这样，曾一度遭人唾骂而下台的何长山又被重新推举为木庄的当家人。但木庄人在精神上真正从落后的乡村伦理中解脱出来，又显得是那样缓慢，那样艰难。年轻时的珍珍曾经为追求爱情而大胆地逃婚，但与何长山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则又陷入了和离婚不离家的大凤争“名分”的拉锯战中，直到老之将至，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内心搏斗，才从自己因“争名分”所带来的痛苦中，在花儿爱情观的启示下，还有她看到大凤有“名分”而无男人的孤独无依、苦苦支撑所受的煎熬，才促使她幡然醒悟，才意识到虚妄无用的所谓“名分”是捆绑了自己大半生的绳索，反过来觉得大凤也很可怜和值得同情了。

　　唐慧琴熟悉当今农村真实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也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如塑造了王珍珍、花儿、何长山、长山娘、大凤、四凤、翠竹、何老钟、参谋长、赵四宝等众多有特点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但由于设置的矛盾过于密集，又影响了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人物的凸显和深度挖掘。

　　徐广慧的《运河往事》，虽然也写了解散生产队、土地承包、牲畜分户喂养、公社改称为乡、农民有了做生意耍手艺的自由等，但这只是人物生活的大背景，作品的主旨则是对人生苦难的书写与诠释。人生苦难，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中国人有苦难，外国人也有苦难；历史上有苦难，当代也有苦难，将来仍然会有苦难。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恒久性和人类共同性的主题。《运河往事》的新鲜之处在于，它不是展览苦难，不是抱怨生活，而是认为生活本身就包含着苦难，或者说，有苦难是生活的常态。在作者笔下，“我”(叙述人)姥娘和“我”母亲麦香飘，就是不抱怨生活而敢于挺直腰板直面苦难的人物。若说造成苦难的原因：一是贫穷，二是疾病，这二者又互为因果。三是农村长期封闭所导致的落后和愚昧。四是村支书田老三为一己私利的胡作非为，使得“我”姥娘一家脱贫的愿望和举措更加步履维艰 。值得一提的是，徐广慧描写的苦难不是来自既有理念和概念化了的苦难，而是来自实际生活的具体苦难，是带着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的苦难。《运河往事》塑造了 “我”姥娘、“我”母亲麦香飘和“我”大姨麦香飞三个有新意的女性形象，相比之下，麦香飞这一人物更为立体、多面、复杂。只有叙述而缺乏细节是当今许多作品的通病，而《运河往事》的优长恰恰是善于用细节说话。

　　再看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何玉茹的《葵花》，通过葵花(伊建和)一生的坎坷经历，第一次揭示出个体与组织(个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并进行了哲理意义上的反思和质询。这是何玉茹的独到思考和发现。

　　《葵花》写了主人公伊建和七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历经抗日战争，土改，文化大革命和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表面看，作品所描述的不同历史时段，似乎只是葵花(伊建和)人生经历的线性延续，其实不然。因为主人公葵花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遇到了同样的困扰，这就是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矛盾，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矛盾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作为个体的伊建和，向往的是自由；而作为她生活于其中的“组织”，为了群体的利益又必然要限制个体的自由(战争年代尤甚)。所以，一方面伊建和主观上为了个人的自由而进行主动的自我选择，而在组织的干预与限制中，实际上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相当有限。应该说，个体向往自由是合理的，组织为了群体的利益限制个人的自由也是合理的，矛盾的双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你很难说谁对谁错。因此，这是一个人人都会遇到的无法解决的精神性的生存悖论。我们过去的作品，在处理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时，总是从政治的角度，强调个体服从组织，特别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何玉茹的《葵花》，则是从人性和生存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矛盾关系，并且第一次肯定了追求个人自由的合理性，然而在现实中又难以实现。伊建和的一生，就是生活在向往自由而不得的悖论之中。从这个角度说，伊建和的一生都是不如意的，但她没有因此而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相反，她从切身的经历中体悟到个人是难以抗拒社会和组织的，这反倒让她有了一种超脱和释然，但她又绝不放弃争取有限自由的努力。所以，别人的误解也好，自己受的委屈也好，她并不耿耿于怀，过去的就过去了，这就是她面对女儿对自己历史的追问和质疑不加争辩的原因。总之，我觉得《葵花》是一部反思历史，参悟人生，揭示人生精神性困境和悖论并具有哲理意味的小说。

　　曹明霞的《日落呼兰》虽然只有十六万字左右，却给人一种丰富、厚重、沉实的感觉。呼兰河畔是她的出生地，虽然离开故乡已有20年，但青少年时的生活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再加上大量地查阅资料和深入采访亲历者，遂使这部长篇具有浓郁的东北风情。小说视野开阔，有空间感，有饱满的令人难忘甚至震惊的细节，无论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都有新意存焉。

　　首先，题材上的新开拓。描写东北抗日时期的作品不少，但伪满洲国在日寇占领时期，那里的人们究竟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经受着怎样的灾难和痛苦，却不是已有抗日题材的作品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在这方面，《日落呼兰》可以说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其次，具有长篇小说应有的深广度。近年来出现了长篇热，但许多长篇有长度而缺乏深广度，与其说是长篇，不如说是拉长了的中篇。《日落呼兰》却在不长的篇幅里，以呼兰河边一个小村庄为背景，以洪庆山为第一主人公，以洪家家破人亡为代表的普通村民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又将抗联战士困居山林的艰难斗争、占领者花样叠出的统治手段和惨无人道的血腥杀戮、地下工作者、伪装成商人的日本军人、称为 “开拓团”的日本移民、警察、汉奸等尽收笔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将生活在伪满时期(1931——1945)的东北民众所承受的鲜为人知的灾难性生存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惨死”。而活着，却成了一种朝不保夕的“奢望”。用庆山三叔的话说，“能活命，就算赢”。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对战争进行反思和质询。小说不仅对日本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残暴性进行无情揭露、鞭笞，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它反人性的实质和对人的善良本性的扭曲。反侵略当然是正义的自卫战，但反抗者以牙还牙的反抗也要被迫采取暴力手段。因此在打打杀杀的过程中，同样会因人性之善的被扭曲而伤害无辜。比如，百岁当了抗联团长之后，为了省时省力地解决给养问题，不仅下山抢“开拓团”的财物，还一时性气打死了徐财主。因此，无论战争的正义与否，都会制造暴行和杀戮。《日落呼兰》的第一主人公不是抗日英雄，反倒是洪庆山这样一个勤劳善良，胆小怕事，只知道干活挣钱养家糊口的人。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渴望和平，渴望安定的生活，反对你杀我，我杀你的战争。而渴望和平，正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为了维护和平，避免战争，那些曾经的侵略者，更应该以历史为鉴，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这是《日落呼兰》给予我们的启示。

　　刘建东的《一座塔》内涵丰富，凡读过的都说有“嚼头”。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嚼头”，却又人言人殊，难以达成共识。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它的多义性，可以让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美国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在《美感》一书中，曾经将艺术作品的“表现”区分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的事物；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即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又说：“假如价值完全在于第一项，我们便没有表现的美。”可是，若单看出版社的“内容简介”，那么《一座塔》就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日故事，这只是它审美表现的第一项，而《一座塔》的人言言殊之处和价值所在，恰恰因为它还有审美表现的第二项，即作品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和被唤起的形象。)

　　其次，叙事方式上的先锋性。与写实性的作品不同，刘建东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些人物是精神化了的符号，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我”的二姥爷张洪儒。另外，还有象征、隐喻手法的大量运用。如塔、监狱、为龙队长塑像寻找山峰的石匠们、张洪儒隐匿的石屋，东清湾的集体失语，等等。然而，拿这座塔来说，它究竟象征和隐喻的是什么？就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说是“家国沉重而不倒的隐喻”(施战军语)，有的说是“回望历史的精神之塔”(金赫楠文章的标题)。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欲望之塔和罪恶之塔。张武备被挂在塔上示众和张武厉在塔上与同父异母的13岁的张如烟的乱伦之举就是表征。

　　第三，由于以上的原因，《一座塔》“被表现的思想”就更会见仁见智了。在我看来，作品的最有新意之处，一是对历史记载(包括传说)的真实性的质疑。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同一个张武备(游击队的龙队长)在民间传颂中的被神化和敌方的妖魔化。而被神化和妖魔化了的张武备，都与真实的张武备相去甚远。由此可知，历史记载是意识形态化了的记载，而历史的真相却被隐匿或歪曲了。二是对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审视和质疑。张洪庭和张洪儒兄弟二人，看似矛盾、对立，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人的两面，分别代表着儒家思想中的两种相反的构成因素。张洪儒用儒家的“理”和日军谈判而受挫，因无计可施便躲入石屋隐居起来，表明儒家之理在侵略者那里根本派不上用场；身居A城的张洪庭表现出的则是不分敌我的“忠”，他的两个儿子为日寇效力，他为光宗耀祖要建一座全城最高的“塔”，却成了侄子被挂示众、儿子和小女偷情乱伦的纵欲之地，这是何等地具有讽刺意味啊！这就是我对《一座塔》的理解。我相信，其他的读者肯定还会有另外的领悟和解读。这正是作品的张力所在。

　　由于篇幅原因，此文只选了上述六部长篇进行评说。不过，我认为三部历史题材的长篇，更能代表2012年河北长篇小说达到的新高度。

　　愿河北作家写出更多更好更具主体意识和独创性的作品来！（封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