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与高校文科改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胡亚敏访谈

　

　　闵建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一直非常重视文学教育在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上的作用，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您和您的团队在高校文学教育方面就开始了一系列改革，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您认为当今大学的文学教育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高校文学教学应该有哪些作为？

　　胡亚敏：培养高素质的国民是中国教育的神圣使命，而文学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情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从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所列出的培养目标和名目繁多的课程看，大都把知识和能力放在首位，相对忽略一些更为基本和重要的东西，即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独立人格。在我看来，情感、责任心、价值观等这些非智力因素应该是当今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核心部分，文学教育应该在丰富人的感觉，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加强民族认同感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学教育与“体验式教学”

　　闵建平：在开展文学教育中您提出了一种“体验式教学”模式，我想问的是，您提出这种模式的缘由何在？

　　胡亚敏：体验式教学的提出与当今文学教育存在的过分理性化和知识化的问题有关。我们尝试首先从课堂教学入手，探索一种思辨性与感悟性相融合的教学方式。这些年来，高校文学教育的人文性逐步被知识性或工具化所遮蔽，文学中的情感教育日趋淡薄。以中文系的主干课程为例，如今文学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深奥，甚至在评析作品时也冷静的像外科医生做手术那样。文学史教学也偏重于知识记忆，学生被要求记住某某年代的代表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即使讲到艺术特征也是条分缕析，而文学中那些鲜活的、感性的东西，文学所蕴含的对生命的体悟等则渐行渐远。这种过分科学化的教育抑制了学子对文学的感觉和兴趣，若长期下去，学生不仅失去诗意与灵动，甚或变得冷漠和封闭。

　　闵建平：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在体验式教学上做了哪些尝试。

　　胡亚敏：我们所说的体验式教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多被理解为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来研究问题，特别是把能否撰写论文作为考察研究型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体验式教学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为宗旨，它强调激活知识的人文内涵，尤其注重对学生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熏陶。体验式教学旨在建立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梅贻琦曾打过一个很精彩的比方，他把大学比作池塘，学生跟着老师学就如同小鱼跟着大鱼游，跟着游的时间长了就知道怎么游和游向何方，如今的高校需要提供的恰是这种师生同游同乐的环境。

　　体验式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情感投入非常重要和必要，很难想象一位对学生和所讲授的课程无动于衷的教师会受到学生的欢迎。讲台上的挥洒自如除了得力于教师对所授课程的了然于心外，更重要的是得力于教师内心所拥有的那种实现自身价值的幸福感，而激情深处则是书本知识与人生体验的融汇。教师在课堂上是在用心、用情讲授，通过自身的感动来感染和教育学生，和学生一起享受理论的奥妙和作品的魅力。而这种激情演讲决不是“作秀”，从根本上讲它源自于教师对教学的热爱，产生在教师与学生心有灵犀的互动中，可以说，没有爱心就不可能有课堂上的激情，更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在一次校友返校的座谈会上，有位校友说，大学里学的有些知识已经模糊了，但华中师大文学院老师们上课时的那种激情却记忆犹新。

　　对学生来说，体验式教学主张“引而不发跃如也”。文学教学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有些知识需要老师解释，有些则要靠学生自己去感悟。李贽在《四书评序》中说：“千古善读书者，陶渊明一人而已。何也？以其‘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夫读书解可也，即甚解亦无不可者，只不可‘求’耳。盖道理有正言之不解，反言之而解者；有详言之不解，略言之而解者。世之龙头讲章之所以可恨者，正为讲之详、讲之尽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少讲、精讲，若事无巨细地讲，只会使学习兴味全无。读书作为一种补充，总是与课堂教学相伴而行。在文学批评教学中，我们开出了一系列经典书目供学生自学时选择，让每个学生在细读和品味中感受经典的力量。当然，引而不发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的作用在于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学习，尤其要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有位学生上完《文学批评》课后写道：“文学批评给我的启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科的知识，更让我收获的是对整个文学的更深的感悟和热爱。”

　　文学教育与学生的人格培养

　　闵建平：随着“90后”成为大学的学生主体，这些学生在知识结构、学习方式和文化诉求上有一些新的特点，您认为高校文学教育应该如何适应新的教育对象，如何提升这些学生的人文素养。

　　胡亚敏：首先还是从教师说起。应该说，高校绝大部分教师是敬业的，但迫于评价体系的压力，许多教师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和完成各种指标上，直接后果就是本科教学被漠视。因此，教师要回归本位，培养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教师的价值是与学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学校是否名副其实，一位教师是否优秀，其重要的考量就在于是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美国学者白璧德在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1908)中就提出，“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要有独立之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我们的老师需要将目光从各种指标系数转向活生生的人，认真关心这些有梦想、有渴望的“90后”学生，做学生的朋友，尽可能了解他们的心理和需求。当然，一位教师不可能关注所有的学生，但如果每个教师都与几个或几十个学生做朋友，我们的高校就会充满温暖和阳光。我还想说的是，教师的人格力量和学识水平对于学生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熏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里不一甚至性格分裂的教师对学生的成长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闵建平：您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人文素养？而文学教育在其间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胡亚敏：所谓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是才。文学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从目前高校的现状看，尽管有很多学生很优秀，但也有一些问题，有的表现在品质上，高分低能，唯利是图；有的则关涉到生存能力的问题，如缺乏与人相处的能力，面对逆境往往有一种挫败感等。在我看来，高校文学教育应该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作用。我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每个学生都应该具有独立地理解自身和周围事物的能力，一个缺乏独立意志、对任何事情唯唯诺诺的学生是很难为社会作出贡献的。

　　读书是独立思考的基础，文学教育首先要培养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把读书变成一种自觉。如今社会上诱惑太多，学校里潜心读书的学生并不是很多。记得一次硕士研究生面试，我询问考生读过哪些书，结果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除了教材之外几乎没有读过本专业的其他理论书籍，这是令人震惊的。因此，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和习惯是大学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教师有必要为学生提供经典书目，鼓励他们博览群书，因为广泛阅读有助于开阔视野，激活思维。而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在读书中运用足够的自信去质疑、理解和消化知识，使其成为自身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二是团体协作精神。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对新世纪人才观作了定义：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这几点对于中国大学文学教育极有启示意义。良好的沟通能力对个人的成才很重要，尤其在当代社会，是否具有团队精神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如今，我们的教学对象大部分是“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里处于中心位置，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加上网络发达，很多学生都把课余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网上，现实中的朋友并不多，甚至同一宿舍学生间的交流也很少，有的学生常感到莫名的孤独。在教学改革中，我们曾通过课内外各种学习共同体的形式培养学生们“共处”的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使他们不仅享受到通力合作的快乐，而且还有新的收获，学会了互相欣赏，发现身边同学的闪光之处。当然，提倡协作精神并不是完全忽略个人的兴趣，团队的成功同样需要优势互补。同时，协作精神与学生的个人品德直接相关，其中学生的自律、诚信和宽容在与他人相处中也是很重要的。如何把竞争性和协调性结合起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文科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文学教育探索的目标之一。

　　三是充满爱心和快乐。马克思讲人的解放是一种全面自由的解放，它包括现实的解放、精神的解放和感觉的解放，其中关于感觉的解放过去我们讲的很少。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人的感觉解放上走在最前面。有些大学生做事目的性比较强，在获取一些有名目的东西的过程中往往失去了对学习和生活的感觉和乐趣。我们希望通过大学教育特别是文学教育，培养学生纯正的审美趣味和能力，使大学的生活更加完整。从高校走出去的人不仅仅是拥有一堆证书、符号化生活的单面人，而应该是一个有爱心且感觉丰富的人。我们的学生需要学会感受爱，需要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感受周围美的人、美的事物、美的音乐、美的风景。而更高的要求是传达美，传递爱，主动关心他人，在帮助其他人的过程中感受快乐。

　　闵建平：您列出的这三点要真正实现还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

　　胡亚敏：而这正是文学教育的职责和魅力所在。从高校走出去的学生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有大爱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这一任务任重道远。

　　文学教育与民族认同

　　闵建平：您曾提出了一个概念——“趋同性焦虑”，这是针对高校文学教育提出来的吗？

　　胡亚敏：也不完全限于文学教育，趋同性实际上已成为当代的一种社会病。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互联网所具有的解区域化的能量，中国社会向西方趋同的现象愈演愈烈，蔓延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也渗入到民族的思想文化之中。我们如果对此掉以轻心，毫无防范，将使中国文化的特质逐步被削弱，甚或导致其独立性的丧失，最终迷失自我，丧失民族个性，这是很危险的。高校的文学教育同样也存在趋同性，经常听到的一个口号就是“与国际接轨”，其实这是需要分辨的，有些东西可以接轨，有些东西是不能接轨的，尤其是人文学科。中国高校的人文学科一方面需要充分吸收人类的全部文化财富，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负有传承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责任，这正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而文学教育在保持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

　　闵建平：最近您提出差异性研究，强调抵制同质性或单一性，主张在全球化语境下培养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不过，关于增强民族认同感这一观念有人觉得有过时或狭隘之嫌，您为什么在谈文学教育时要谈这个观点。

　　胡亚敏：提升民族的认同感首先是对全球化的回应，防止文学和文化被殖民，这是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的一种警觉，我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经历了从“别求新声于西方”转向本土的过程。同时我们在对西方的追寻中发现，西方著述包括教科书很少提及中国的文学，除极少数西方学者外，大部分对中国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中国，因而他们不可能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开出有效的药方。目前高校存在的另一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在文科教学中有被抑制或被边缘化的倾向。因此，文学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弘扬、对于扭转这种趋势、唤起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和文学是一座殿堂，需要细细品味，你不妨试试，在诵读中国古典诗文的过程中往往会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当然，文学教育也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重新审视并做出新的阐释，尤其要关注其与现实的关联，这也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同时，通过文学教育提升民族的认同也是当今大学生价值重建的需要。在价值多元的语境下，强调对民族的认同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它将成为大学生精神家园的支撑。我觉得之所以有一些大学生感到生活和学习没有目标，甚至认为生命没有意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目标和归属感。周恩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鲁迅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和激情。对民族的认同感也彰显出一种社会责任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没有民族意识的学生很难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当然，对民族的认同并不完全是一些抽象概念，它可以化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每个人的奋斗正是民族复兴的基础；而个人奋斗和社会需要的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民族认同与世界意识这两者并不矛盾，全球化语境下需要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盛正是对世界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有了世界这个参考系，我们才能在国际关系中认识到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优势和不足，了解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能有学习的动力和奋斗的目标。(闵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