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群体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史上对新月社的评价虽一度经历曲折，但对其进行客观的历史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也有近30年了。虽然学界对“新月”这一团体的界定以及称谓并不一致，但还是可以从中分疏出大致统一的描述来。“新月社”的称呼虽然宽泛一些，倒也可以涵盖与此相关的新月俱乐部、新月派、新月诗派等概念，尤其当我们从知识分子与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讨论的时候，相对宽泛的界定更便于超越文学及其文类的界限，进行多角度的观察。

　　新月社是一个成员复杂、组织松散、活动时断时续、前后变化较大的文人团体。如果简单概括新月社前后10年的活动方式，大致可以这样表述：从1923到1926年间的早期活动阶段，新月社借聚餐会、俱乐部(北京松树胡同7号)为依托，以聚餐、戏剧等联谊活动为主，是一个集官军商学于一体的名流贵媛之雅集；1926年后的新月社中期，开始在文艺建设方面显示其实绩，它以《晨报诗镌》和《晨报剧刊》为标志和核心，主要致力于新式格律化和戏剧现代化的探索与创造。1927年之后，新月的活动中心从古都北京移至上海，以经营新月书店和编辑刊行《新月》月刊和《诗刊》(季刊)为主，这是它的后期。“成员复杂、组织松散、活动时断时续、前后变化大”，这当然是近现代所有自发的人文团体的一般性特点，但对于新月社而言，这一特点因与成员们所秉持的共同理念相关而显得更加明显。

　　新月社及其同时期或随后的相关知识社群如《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胡适)、《自由评论》(梁实秋)、《学文》(叶公超、余上沅)、《华年》(潘光旦)等群体，活跃在20世纪的某个时段，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至抗日战争期间。它从“五四”新文化阵营(以《新青年》为标志)分化而出，与激进的左翼知识群体相对的知识分子阵营，它同前者共享“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传统，都是人文(人道、人本)主义传统在“五四”后的延续，但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与体制的理想与方式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异、矛盾甚至对立。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它容纳了当时国内一批上流社会成员，有银行家、军人、官员、学者、教授和名媛姝丽；从参与者的文化趣味和共享的价值理念而言，它聚集了一批以留学英美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作为其骨干，他们的社团联谊活动，通常是聚餐、游乐、读书颂诗、演剧和高谈阔论，明显仿效甚至是延续了欧美上流社会的交际方式，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留学期间多少都参加过欧美国家当地的上流文人活动，比如徐志摩、陈西滢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至少也在英美大学校园中参与过各种社团的活动，胡适、闻一多也是典型。不过，说是仿效欧美，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中国文人雅集传统的一种现代翻版，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由此也吸引了沈从文、顾颉刚等非留学英美的文人学士(当然同时也有如钱锺书、冰心等留学英美者自远于这一圈子之外的例子)，因此，这一知识群体影响之大，在当时的文化阶层中自有一股不小的力量。

　　学者朱寿桐曾以“绅士趣味”来概括新月社群体的特点，说“新月派是一个以绅士趣味和精神相聚合的文人团体，而不是一个以主义或思想相号召的单纯的文化社团”(《绅士气度与新月派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抓住了新月社的群体特征。不过，新月社虽不以主义或思想“相号召”，却仍共享现代西方民主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只不过他们群而不党，有自由独立的共识而不以严密的政党组织为活动的旨归，因而被描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萍踪偶聚”(余荣虎《萍踪偶聚 本为“道“同》，《新文学史料》2005年4期)一群。事实上，新月社群体的主要历史文化成就，往往也是通过其骨干成员的个体成就及其影响的方式体现的，从胡适到徐志摩，从闻一多到梁实秋，无不如此。由此也体现出新月社内在性格的两面性：既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价值，又需要作为社团群体的价值共识。一方面其组织松散，因此没有明确统一的纲领，没有统一的步调，更不会有一致的行动，在政治、文化、文学和艺术上的主张各自差异，甚至因此也被认为其不成其派、不成团体。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其松散，而具有相对的开放和包容性，它容易与其他个人或者群体因某一方面的共同爱好与趣味而进行联合，进而达成相应的文化实践成果。比如，因为共同的戏剧趣味和理想而与留美学生组织的“中华戏剧改进社”联合，确切地说是1925年下半年，新月社接纳了留美归来的中华戏剧改进社的成员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梁实秋和张嘉铸(禹九)等，使其成为新月社的新一批骨干，既壮大了阵容，又增添了活力；又比如，因为《晨报诗镌》而与闻一多、刘梦苇、饶孟侃、朱湘、于赓虞等新诗人的合作，也使新月派诗歌聚集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与地位的流派。这当然都与诗人徐志摩有关，他的热情是其良好的推动与润滑剂，但同时也是这个群体性格特点。更扩大一点看，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及其他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作如是观。这种包容与开放性，尤其在与左翼团体内部所常见的频繁争论乃至宗派斗争情形的比照中则更加明显，这种差异有时与个人性格与道德无关，而是有关于当事者的思想理念及其行为方式，更有关于时代语境的压力。相对而言，新月知识群体的内部虽然也歧见多多，但成员相互间要宽容得多。

　　这种自由主义知识群体的内在悖论，得益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文化土壤，孕育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背景，从长时段的文化发展角度来说，对文化生态的多元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也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建构的历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的角度看更是如此。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正是在引入外来思潮的刺激下发生发展，并为前者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养料，以新月社为代表的知识群体，正是将以英美文化与文学为主体的近现代西方文化积极引入，并在思想文化和文学等多个领域，进行广泛的实验和创造，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进程。就文学领域而言，它至少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调整，为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戏剧(话剧)的发生与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与出版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不过，新月社的这一内在悖论，在中国历史的现实进展中，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凸显了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群体的窘境和困境。强调个体自由的理念而又成为团体，并且要与其他团体在价值理念、政治主张、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等领域展开竞争，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稳定，价值观念多元并存的时代，不失为一种文化生产的良性社会生态。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内外环境，显然与此相反。在新的时代共名中，在阶级与民族矛盾日渐尖锐的时代背景下，在现实环境急切需要个人和群体做出立场的选择和明确政治姿态的时代要求中，新月社这一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体，以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价值共识的松散的知识团体，往往在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阵营间显得左右摇摆，立场模糊。这一群而不党的“派别”，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里，从群体角度看去，常常显得左支右绌，矛盾多出。其宽容、理性而稳健的性格，容易被认为到处妥协或者讨好；而坚持自己的主张，四面“出击”的结果，又不仅目标散乱，反而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被激进者指为圆滑、虚伪甚至投机。事实上，所有个人与团体，都身处历史语境当中，谁也离不开时代的政治现实。新月派成员也不是个个如声称的那样中立、理性，梁实秋与陈西滢在与鲁迅及其他左派知识分子的争论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借政治权力之“势”来为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观点做后援，脱不了以批判之武器替代武器之批判的“仗势”之责，因此，鲁迅等左派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批判和挞伐，并非空穴之风。他们一开始以自由主义作为价值依托，批判左翼激进立场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左派形成争论，却在1927年及以后的大革命失败的血腥氛围中，不得不显露其理论与实践中的窘态，最后却为他们当时也予以批判的当局者，即国民党的专制政府所不容，胡适与闻一多的结局虽然各异，但同样是这一知识群体在中国现代典型命运，胡适企图以一种保持距离的参与方式达到改变政治与文化现实的目的；闻一多则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其激进转变而前后判若两人，他的悲剧命运，显然与早年的国家主义立场相关，但作为新月社的骨干，作为在戏剧、诗歌艺术两个方面同时与整个新月群体的创造性贡献相关的核心人物，他的转变具有时代变迁的风向标意义。

　　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新月社”，这一在中国现代史上历时10年、风云际会的知识社团，自1923年3月成立至今已有90年，从80年前(1933年)的9月，胡适与王云五接洽，签字将“新月书店”的所有存书以及版权转移给商务印书馆为止，于今也快80年了。八九十年的岁月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知识分子历史性组合的足够的距离和空间。因此，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建构中所曾担当的角色，认识它所发挥的作用了。对于新月知识群体及其文化贡献的历史研究，可以而且应当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和相互结合中做多层次的展开，但又都应该在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关联中，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给予整体的把握。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体现于他们所留下的具体思想观点或创作文本，更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和脉络中。我认为，作为与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相对(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相对而立的并存、竞争和互补)的另一知识群体的代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代主流话语和政治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与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既不相一致，也非全然对立，两者间具有一种不对称的可比性。它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矛盾和窘态，并不一定是其文化与文学建构方案之价值的否定性证明，更不能成为一种简单挞伐的口实。相对于日后壮大为主流话语的左翼知识阵营而言，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提供了另一套理想方案、另一种实践方式和文化维度，它在与激进的左翼思想与文化的相互竞争、相互辩驳和相互补充中，平衡了现代文化整体发展格局，保证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欧美西方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同步性，也维护了中国现代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宋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