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二论

　　从呐喊到歌吟——论新月派成立之社会背景与思想背景

　　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可以用四对概念来厘清：救亡与启蒙，感性与理性，放与收，破与立。当然，这八个概念是矛盾的，也有内在的统一，或者说相互的渗透、交叉与包容。只是在某些时期，甲占上峰，在另外一些时期，乙占主流。它们两两此消彼长，造成了现代文学有机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

　　社会思潮的变迁与个人情绪的更替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五四”运动是救亡的、感性的、放的、破的，像少年情绪激动、欲望冲动之时；运动过后，心平了点，气和了些，理性重新抬头，自我开始收敛。从“五四”运动结束(1919年)，尤其是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1931年)，尤其是全面爆发(1937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短暂的所谓承平时期。当然，承平不是天下太平，军阀还在互战，列强还在掠夺，学生还时不时罢课，工人还时不时罢工……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激烈动荡来说，那个时期是比较平和的，有识之士就想着建设了——破的快感满足后，立的责任感就来了。1919年8月，“五四”运动结束后不久，孙中山就指派朱执信、廖仲恺创办《建设》杂志，亲自为该刊撰写发刊辞。实为“五四”运动之后普遍社会思潮回归理性的先导。

　　新月派的活动时间主要就是在这一承平时期内。它的成立标志着这一理性化、建设性思潮的全面登场。我们说，新月诗派是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一个反动，就是因为他们明确主张要为白话文新诗建立旧诗中那样的行之有效的规范，闻一多的三美说、孙大雨的音步说等等观点，既符合诗歌美学的基本特征，在现代汉语中也有可操作性，都是对新诗格律化有着巨大贡献的理论思考成果。

　　从外来影响的角度说，新月社的成立标志着欧美尤其是英美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上层占据主导地位。新月派，尤其是新月俱乐部，有点类似于欧美同学会的前身，其中很多成员都是从欧美尤其是英美留学回来的，以胡适、徐志摩和闻一多为代表。这与“五四”运动主要发起者的修学背景很不一样，那些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回来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莫不如是。在思维方式和日常心态上，“欧美系”和“日本系”有着巨大的差异。前者比较注重理性，后者更感性；前者比较绥靖，后者比较极端。鲁迅写于1925年12月29日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甚至对立。

　　在“五四”诸位闯将中，只有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那时，在日本系强势话语氛围中，他无法痛快表达自己的主张，他也体会到了“人多力量大”的道理。1920年代初期，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同道越来越多，1922年年底，徐志摩返国来到北京，这使胡适找到了团结同志的契机。此时的徐志摩已经离婚，没有家室之累，追求林徽因已基本没有希望，陆小曼还没有入他的情眼，他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用于社交，而有“社”才能使得社交由游击战变成阵地战。于是，胡、徐一拍即合，开始了营社的行为。

　　1923年3月，新月社成立了。地点是在北京，具体说是在西单一带的石虎胡同七号，徐志摩的寓所。这个地方离宫门口二条鲁迅的住所，都属于西城区，在1920年代说起来不算远，比他俩到老北大去讲课的距离近多了；但两人似乎老死不相往来。新月社成立之前的活动形式是聚餐，成立之后有演剧、讨论、朗诵等等花样，从来没听说鲁迅曾参加过，徐志摩们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邀请他。假如把时间往前推到1919年之前，也许新月社会请鲁迅，鲁迅呢，也会参加。但是，时间到了1923年，欧美系与日本系的统一战线已经瓦解，新月社的成立使欧美系自己也有了阵地。两边显得壁垒森严。1925年5月，闻一多壮怀激烈，风尘仆仆，从美国返回，他是一路呐喊着回国的，回国后喊得更响亮，他把《静夜》一诗的题目改为《心跳》，而“心跳”发而为声，就是“疾呼”。一踏上国土，他就失望地大声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但他没有失去希望，更加大声地喊道：“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一句话》)闻一多身上有很浓重的鲁迅气质，比如宁折不弯的批判精神和愤世嫉俗的处事态度，但他没有跟鲁迅一起呐喊，而是投奔新月社——只因为那是欧美系的大营盘。

　　不仅仅因为有泰戈尔——论新月派之命名

　　这个大营盘的名字取来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是徐志摩想出来的，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很多人都说，新月派之名取自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这话不错，但有几点需要考辩或补充。

　　1.新月社的命名早于泰戈尔来华。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是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泰戈尔正式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24年4月。但据陈西滢说，泰戈尔早在1923年10月就准备登程了。而徐志摩请求讲学社出面发出邀请的时间则更早，也许是在新月社成立之初乃至之前，就有这样的设想。梁启超是讲学社实际上的主事者，又是新月社的第一批成员之一。有人说，徐志摩为迎接泰戈尔做了充分准备，其中包括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但笔者不敢苟同。早在1913年，泰戈尔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到1920年代，早已名闻天下。徐志摩固然崇拜泰戈尔，给他戴的帽子不是诗翁就是诗贤甚至诗圣。但他这么做，也有“拉虎皮扯大旗”、为自己这位中国诗哲(那位诗圣的中国学生)壮声威的嫌疑(这样的人和事实是司空见惯)。如果把新月社的成立仅仅归因于要迎接泰戈尔，则太小看新月社了。如果是这个原因，还不如直接命名为泰戈尔社(据说，早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会内就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泰戈尔研究会”)。殊不知，新月社头一批社员名单中不仅有刚刚声名鹊起的徐志摩，还有早已大名鼎鼎的胡适，甚至有泰斗级的梁启超。他们对泰戈尔，虽然不至于像鲁迅那样冷眼旁观，但也恐怕不会那么热忱膜拜。我的推测是，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是新月社筹备成立时徐与梁等人计划做的事情之一，或者说是最大的事。因此，不是因为泰戈尔来华才有新月社，而是因为有新月社泰戈尔才来华。

　　徐志摩迷泰戈尔这个人之前，应该是先已经迷上了他的诗。由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出版于1922年10月，而《新月集》则出版于1923年9月。在读到汉译《新月集》之前，徐志摩已经给新月社取名了。因此，我们推测，泰戈尔获诺奖后，他的作品已经风靡英语世界。徐可能在英美时就关注泰戈尔，读了他的英文本诗集。

　　《新月集》原是泰戈尔的一本英文诗集，泰戈尔的很多诗都是由他自己译成英文，然后在英国出版的。有的人说，这是泰戈尔的一本英译诗集，其实并不确切。因为，1.在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原创诗集中，没有一本叫做《新月集》的；2.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译自1903年出版的孟加拉文原创诗集《儿童集》，也有的是用英文直接创作的，因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作。

　　徐志摩到底是否读过 《新月集》这本英文诗集？笔者现在不得而知。但有人不无道理地指出，他不仅是泰戈尔迷，还是月亮迷。他偏爱“月”，尤其是“新月”。他在诗文中时不时常写到月亮，如《山中》这一首诗里“月”字出现了三次。在其名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曾引用陆放翁的“新月”诗句：“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他引错了两个字。陆游的原文是：“偶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御晚风”(《醉中到白崖而归》)。“御”被改成了“趁”，力度被改成了速度，主动改成了被动。这样的改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体现了徐志摩和新月派的人生况味和美学风格。

　　徐志摩迎的到底是泰戈尔的还是陆放翁的“新月”，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新月”这个意象，尤其是徐志摩和新月派赋予它的深意。关于《新月》杂志的名字，徐在长篇发刊词中说：“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在徐看来，“新月”有两大含意：1.弱而非强。2.缺而未满。这两点实际上关乎新月派的一些基本思想、信仰、追求和方向。

　　1920年代，从国际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从国内来说，满清统治刚刚被暴力推翻，但军阀之间依然互相割据着、对峙着、争战着。社会普遍相信强权、强势、强力，到处是以强凌弱的现象。

　　徐志摩和新月派同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喜欢、赞赏的是弱，而且不是道家辩证法意义上的弱——水能穿石、水能覆舟等以弱胜强的弱，而是真正同情弱势群体，时时在诗文中为车夫、弃妇、孤儿、洗衣妇等引车卖浆者流鸣冤叫屈、诉说求乞。他们认为，人间的温暖、和谐、惬意存在于弱的群体和环境之中，而不是强的那边。

　　“弱”往往跟“小”连在一起。作为浪漫主义流派，新月派有着“儿童崇拜”倾向。徐志摩的名文《婴儿》开头就表现了这种崇拜心理：“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他大概信奉华兹华斯惊世骇俗的箴言：“儿童乃成人之父。”华兹华斯、布莱克等英国浪漫主义者认为，人是先有天真，后有经验，而不是相反。童真是人类最美好的状态，随着年岁的增加、经验的侵入，童真状态会减弱乃至消失，人要想重做“真人”(老子语)，就得保持“童心”(李贽言)，不断做去伪存真的工作，伪就是文明、社会、道德、观念等成人世界的一切加给我们的服饰一样的东西。闻一多跟济慈一样，认为裸露状态是最真也是最美的，只有儿童乐于呈现这样的状态。成人要想真，要想美，就要向儿童看齐、学习，最终目的是要“复归于童真”。

　　新月冉冉升起，如同刚刚出生的婴儿(老子所谓“赤子”者也)，象征着尚未被遮蔽和污染的童心，纯净而安宁。按照尼采的说法，婴儿暗示着人生无限的可能性，寓含着希望和未来。同时，新月还象征着残缺的现实，因而是现实与未来的结合。如何才能结合？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创作，消除现实的颓败、阴暗、悲惨、痛苦与种种不足，去营造一种相对美满的生活和社会。

　　但是，在1920年代那样复杂而残酷的社会中，新月派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能力实质性地去改善现实；所以，他们更多地是用创作来另造一个圆满的艺术世界，供自己和他人欣赏和陶醉，而不是积极入世地去参政或施行实体事务。闻一多的《剑匣》、卞之琳的《白螺壳》等都是绝妙的诗篇，也是绝妙的人造艺术乐园的象征。在此，我禁不住要引新月派诗人朱大楠《加煤》中的几行诗：“驾驶到幻想的国度，/出现实苦恼的世界，/凭你全意志的主宰，/造一座象牙的楼台。”(北  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