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的“小脚”与“西服”

　　新月派无疑是20世纪文学进程中为颇具争议且延续时间最长(1923~1933)的流派。值得强调的是新月派不只是一个诗歌流派，还同时在散文和小说以及评论、翻译等方面取得了耀眼的成就。而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的文学史叙事对新月派从贬抑、否定到肯定和经典化的过程更是呈现了文坛生态和文学体制的复杂性、龃龉性与变动性。

　　新月派大体以1927年春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和《诗刊》季刊为阵地，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林徽因、陆小曼、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臧克家、沈从文、何其芳、蹇先艾、孙毓棠、于赓虞、罗隆基、方玮德、方令孺、杨世恩等；后期主要以上海为中心，以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为阵地，主要涉及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卞之琳、龙彦午等。以新月派为基点我们还可以从文学地理学和地方性知识的层面注意到很多文学流派都是以同人性质的沙龙为基础而发生的。其中以北总布胡同3号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慈慧殿三号居所的“读诗会”和沈从文的达子营28号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的沙龙最具代表性。正是在徐志摩、林徽因、胡适、朱光潜和沈从文等人的私家客厅开始衍生出一个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比如京派和新月。作为私人空间以及特有的北京胡同文化对新月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徐志摩饶有兴致地介绍沙龙和聚餐会的情况，“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正如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中所提到的新月的缘起是聚餐会，聚餐会产生新月社，新月社又衍生出石虎胡同七号俱乐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是北京松坡图书馆，蹇先艾和徐志摩曾于此工作过一段时间。石虎胡同(现名为小石虎胡同)是西单北大街路东的一条短胡同，但清代却有大学士马齐、裘日修、吴应熊、绵德(乾隆皇帝长孙)等在此居住。曹雪芹也曾在这里教书。民国初期教育总长汤化龙曾居石虎胡同，后改为松坡图书馆。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并于1923年在石虎胡同建立图书俱乐部。1924年春，徐志摩在石虎胡同好春轩住处的墙上挂了个手书的木牌，自此“新月社”宣告成立。连徐志摩都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之后北京石虎胡同七号会成为以他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的历史见证。

　　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史研究向现代主义的转换以及去政治化的美学强调，新月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及经典化的过程。这种拨正和重新叙述其重要的意义在于诗歌美学的多元化敞开，而另外一个随之出现的问题却是新月派相关诗人命运的传奇性甚至悲剧性的被关注程度已经超过了这一流派在美学和现代性上探索的价值。换言之，各种媒体和研究者不断强调的是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张幼仪之间以及胡适、凌淑华、金岳霖、梁思成和翁瑞午、陆小曼、林徽因之间极其复杂的情感纠葛。而1931年11月19日年仅34岁就因飞机失事而“天才拜伦”式殒命的徐志摩更是以极端的死亡悲剧为这一流派增加了传奇性。除了诗歌写作之外徐志摩又因为深陷情感纠葛以及复杂的文坛漩流而成为明星般的公众人物。无论是他所刊登的离婚启示还是在与陆小曼的婚礼上遭到老师梁启超的当众讽刺和严正的批评以及他的死讯迅速占据媒体的头条，这都使得读者和研究者很难平心静气地谈论其文学成就，而是将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和投注到个体命运是非黑白的评骘当中。甚至一定程度上徐志摩的婚变、恋爱以及殒命比新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更吸引大众的眼球，人们对徐志摩和林徽因在海外的那段短暂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想象和期待。人们记住的徐志摩最著名的诗句是“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而后来陆小曼以及徐志摩生前的日记不断被挖掘和出版更是使得他们的私人情感和秘密生活空间引起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关注。也就是说对于包括徐志摩在内的新月派的研究历史更多的是社会学、娱乐化、庸俗化以及伦理学意义上的，而恰恰丧失了对文学发展脉络和文体新变的研究。与此相应另外两个重要的诗人闻一多和朱湘同样因为非正常死亡的方式成为徐志摩之外的焦点。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特务射杀，1933年12月5日年仅29岁的朱湘在上海开往南京的客轮上投长江自溺。闻一多被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华罗庚正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他悲愤地写下“乌云低垂泊清波，洪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像新月这样充满了悲剧性。方玮德1935年5月9日因肺结核在北平辞世的时候年仅27岁。时隔多年之后，1955年愚人节这天因肺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的51岁的林徽因撒手人寰。1965年久食鸦片牙齿掉光的一代才女陆小曼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1966年9月3日另一位新月诗人55岁的陈梦家在家中自缢身亡。1968年5月5日经受长年关押、批斗、审查的邵洵美病逝于上海。这位曾经显赫的“海上才子”和有“孟尝君”美誉的诗人和出版家不仅死前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而且欠下医院、房管处和人民公社1600余元的巨款。

　　对于新月派的研究曾一度是对其“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特征不足的不满与批评，也就是说徐志摩和闻一多等人的新月派还不够“现代”。新月诗人身上仍然有着代表传统(“小脚”)和现代(“西服”)相杂糅的不够彻底的特征。这些既古典又现代、既中化又洋化的特征确实在相关诗人那里有着鲜明的体现，但是据此产生的批评和肯定都显得过于简单。因为在新月诗人的“过渡性”的诗歌美学甚至新旧交替历史节点上的个人命运恰恰呈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性的文学遭际和个体命运。

　　而从诗歌教育以及新诗史写作的视角来看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人流传最广的文本是《再别康桥》《人间四月天》《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死水》等。这些诗歌往往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和古典诗歌美学的特征，并且这些诗作的广泛流传在于其明畅的音乐性。而他们那些更为复杂也更具现代性意识的文本却遭遇到程度不同的忽视甚至遮蔽。几十年来传颂最广的《再别康桥》在众多研究者这里被不断强调的是音乐性、情感性以其与欧美浪漫主义的关联，但却很少注意到徐志摩曾经写过好几首有关“康桥”的诗。这些关于康桥的诗作无论是从形式、语言、意象还是想象方式上都是非常“中国化”和“古典化”的，甚至语言带有明显的文言特征。这就使研究者注意到徐志摩等新月派身上“小脚”和“西服”、古典和现代的结合并非完全是杂糅的，也并非完全像学者所批评的那样说徐志摩的诗歌“成了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话语拼盘”(江弱水：《一种天教歌唱的鸟：徐志摩片论》)，而是呈现出了个性化的融合精神。而恰恰沿着这种融合的精神徐志摩的诗歌才在短短的10年时间取得极其显要的文学成就。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像胡适那样在“放脚”的过程中还有“裹脚布”的血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徐志摩和闻一多等人的中西结合的特征，甚至体现在一些诗作中这种结合还有些生硬。但是纵观新月诗人的创作，他们恰恰体现了对汉语“新诗”立足于母语和本土经验的探索意识和先锋精神。无论是徐志摩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反思还是闻一多基于对语言欧化和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反拨的对“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格律体诗的提倡(尽管有人将之讥讽为“豆腐干体”，但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徐志摩和闻一多、卞之琳等人对商籁体(十四行诗)的译介、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还是朱湘、陈梦家、卞之琳、孙大雨等人对新诗体式和音乐性的研究(比如音组、音尺、音步、顿)都丰富和开拓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出版家的邵洵美对新月派以及新文学、新文化传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比如他创办的《诗刊》《万象》《文学时代》《论语》《人言》《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声色画报》《自由谭》等。然而在政治年代僵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下徐志摩等新月派的“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特征被不断强化。即使到了1979年在后期新月派成员“汉园诗人”卞之琳那里徐志摩尽管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但是其“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19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另外一个吊诡的层面则是在政治年代里徐志摩等人则又因为身份和阶层而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颓废和堕落倾向。那一时期包括大学的文学教材在内被人们广为传颂的诗句是“别拧我，疼”和“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也就是说徐志摩和林徽因、陈梦家等人的诗歌不是进步性的，不具有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而在新诗史上像徐志摩这样被误读和曲解的诗人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关于新月派，除了研究者们反复强调的“浪漫”、“唯美”甚至“颓废”之外，还应该注意这些诗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文学创作上丰富的成就。尽管新月派曾提出过以“理想”、“灵魂”、“健康”、“尊严”、“醇正”、“纯粹”为原则的一定程度上的“纯诗”立场，注重诗歌的“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是其中对社会和民族的知识分子立场也占到了非常重要的比重。遗憾的是多年的新月派研究却有意或无意地将此忽略。仅以徐志摩而论，人们更多的是谈论他的率性、唯美、颓废和“轻飘飘”的浪漫主义，而他中后期的诗歌以及散文中所呈现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介入姿态、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的强烈的责任感都是很长时期内被忽略的。例如他1923年所表达的“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中国人成为这样一种生物，没有宗教，没有爱，甚至没有任何的冒险精神”(《艺术与人生》)。1928年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上更是进一步表明了“新月”的态度——“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未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地发挥这一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而这种与现实、社会和民族密切相关的文化态度和文学精神显然与徐志摩和闻一多等曾经留学欧美时接受的社会思潮以及“五四”运动的人文精神、启蒙思想有直接关系。徐志摩不仅受到华兹华斯、济慈和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而且他极为可贵地对浪漫主义的诗学进行了应有的反思和选择性吸收，比如他所强调的诗歌决不是“好的字眼”和“铿锵的音节”，而是“圣灵感动的结果，美的实现，宇宙之真理的流露”(《读雪莱诗后》)。这证明不止存在一个浪漫和唯美的徐志摩，也存在一个真诚、批判、现实和担当的徐志摩。要不徐志摩这位带着父命学习商业金融的“江南才子”也不会兴致勃勃甚至义无反顾地奔向哲学、社会学以及诗歌的殿堂。围绕着徐志摩等人的“浪漫主义诗学”，我们可以发现情感与理智，浪漫与现实，个人与社会，表现与再现，概念与形象并不是分裂不相容的(迈·霍·艾布拉姆斯在最为著名的《镜与灯》中就将浪漫主义诗学界定为是一种“表现理论”)，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只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学实践中浪漫主义更多的时候体现为偏激甚至极端化的方式。而闻一多更是以生命完成了个体对民族主义信仰和自由精神的捍卫，他同时也捍卫了一个诗人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尊严。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济南号”飞机在济南西郊殒命两年之后，1933年6月新月社宣告解散。新月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段罕有的充满了希望、上升、新生、求新、开创、进取甚至“冒险”的时光。而那些非正常死亡的诗人则连同那些经典的诗歌文本一样为新月染上了悲剧和传奇性兼具的色彩。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引人深思的诗行，“他爱真诚，爱慈悲：/ 人生就说是一场梦幻 / 也不能没有安慰”。这些诗人的歌唱并不轻松和浪漫，他们都程度不同地付出了代价，因为他们是“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的诗人。(霍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