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月”有关的两件文物

　　为编文学馆的《钩沉丛书》读王亚平的书稿，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记得是民国十三年吧，全国的作家正在闹着欢迎泰戈尔来华。由于各报章杂志的介绍、鼓吹，我们知道他是东方印度的大诗人。他的《飞鸟集》、《新月集》上的一些短小玲珑的小诗，更叫我们那一群爱好文艺的孩子陶醉着、吟咏着、学习着。从那些作品里，使我懂得了一些生活的道理，人生的意义。许多首诗我都能背诵，如“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等类的句子，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每到一个地方就写下来贴起来，看着它，心里就有一种浓烈的兴趣发生，这兴趣使我对于创作小诗有了更多的勇气。

　　在许多介绍泰戈尔生平创作的文章中，有的提到了他在中学生时代，和同学们组织剧社，自己写作剧本，自行导演。而且几次失败都不灰心，从这样艰苦的摸索，对于艺术狂热的追求中，终于造成了辉煌的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干起来呢？”心里马上涌起了大胆的念头，就找了几个欢喜文学的同学，在盛开着水草红花的牛尾河岸边热狂地谈论了好几次，就决定先组织一个“文艺研究社”……

　　有意思——王亚平的诗化人生，竟始自“新月”，这真让人不胜感慨！在一个除了几家报纸再无信息传播渠道可言的时代，一个外国人的两本诗集，无胫无羽而能风行华夏，以至于连广袤的河北大平原上那个只有50来户人家的小小村庄都受其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界的那场“泰戈尔热”，可谓了得！由此而想到徐志摩想到“新月”，想到他和他们留下的那些书信报刊以及与他们关联着的那些“白纸黑字”……

　　陈梦家夫人赵萝蕤致萧乾信

　　网上有信息在售卖“萧乾致赵萝蕤信一通一页”，文学馆库房中则藏有“赵萝蕤致萧乾信一通一页”。赵萝蕤与萧乾一样，都是著名翻译家，青年时代又都曾就读于燕京大学。他们的友谊，应该始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赵萝蕤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她的丈夫陈梦家，是在我国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方面都卓有成就的学者，又是“新月诗派”的著名诗人。他师从闻一多又深受闻一多赏识，二人之间亦师亦友。赵萝蕤致萧乾的信上，又恰恰说到了闻一多八十寿辰纪念事以及闻、陈二人的关系，而且提到了杨刚、宗白华、朱自清等文化界名人等，读来很有意思。信是这样写的：

　　乾兄：

　　日前理故纸堆，发现我40年代初写的散文，几乎没有什么残缺，绝大多数发表在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宗白华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但是我的新诗其实写得还可，闻一多先生曾鼓动出版，反到在大革命中损失了八九，只有发表过的残存。我现在抄44年发表过的散文一篇，费了大劲抄出一份，一字未改，供兄鉴定。这里面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恐怕有不少崇洋媚外，不过兄非外人，斗胆供你参考，看我当时散文比现在是否稍有点血肉，但还是不大女性。我的模样是女性，我的个性却实在有点男性。奈何？我清楚地记得此文发表后曾得朱自清(佩弦)先生的许可，所以抄兄一读。还有许多还未看完，没有一点马列主义和政治觉悟，但多少有点人道主义。以后看完，再给兄抄一两篇，不知有此闲趣否？兄是忙人。我挂号寄上，以后我去兄处听音乐时取回，或兄来我处时带给我。

　　今年7月闻先生80寿辰，要大大记念。北大拟出一集，问我能否写一点，我已谢绝，因实在所知甚少。人民出版社来过，一定要写一点，最后我还是把抄兄的那首诗抄上，附我的一个注，计600字。我们对闻先生敬佩之至，不写一点是不成话的。不过这文章应该梦家写的，他已睡去，我犹醒着，只好写一点，哪能代替他呢？

　　文学大辞典梦家的材料我已写好。因为我也算作家协会会员，所以他们也要我写一点。我写了500字交北大审订，尚未有回信。恐还需删去一点。

　　问候洁若

　　萝蕤  6月10日79年

　　赵萝蕤写这封信的1979年6月，萧乾被错划“右派”的问题才平反不久，与诸多老友的联络都是刚刚恢复。而他的老友差不多都是与赵萝蕤一样的文学、文化界“大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思想、政治斗争中，基本上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大家多年睽违一朝重逢，彼此间最迫切的沟通，就是倾诉音讯阻隔时段中的个人遭遇。由于电话通讯在当时尚不普及，一大批这种具有相似主题的信件便应运而生。特殊时空中的特殊情感交流诉求，为这些信件打上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伤痕”烙印——从赵萝蕤的信中不难感受到这一点。后来萧乾把这一批信件都捐赠给了文学馆，其中能与“新月诗派”拉上关系的，还有历史学家孙毓堂手札一通。内容如下：

　　乾兄：

　　手书及《新文学史料》2均已收到，谢谢。

　　十几年来，其实是二十年来，不大敢和老朋友们联系，因为怕给人家添麻烦。我当初的问题在于说了几句话，而那几句话恰好早说了二十年。我有个朋友也如此，为了一篇文章；如今解决了之后，他把同一篇文章改了个题目，几周前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吧，向前看。史学界的波涛并不在文艺界之下。旧波涛过去了，如今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仍另有新波涛。

　　诗、文学，我已埋葬三十年了。怪在如今不管中国的、外国的，新的、古的，看都看不懂了。原故，自己也不得而知。《史料》中你的文章我读了，叫我增加了不少知识。我知道你是很冤枉的。但因上述原故，我未敢打听。只记得64年，北京在科学大会堂开科学大会，有不少国际友人。有两个日本学者写了两篇文章，他们自己译成英文，译得很蹩脚；还有别国的，也出现类似的问题。领导上叫我介绍一两个英文好的，我说我只知道一个最能负担起这工作的人，我提出了你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你的住址。过两天会开了，我未听到下文，可是又不敢问了。如此者，转眼又是十五年了。

　　谆谆嘱望，至谢。文学，我已无缘。73年我还好好的，能够骑车跑二三十里路，但突然患了个怪病，肠中长了些东西，医云“罕见病”，西医说是“不治之症”。于是服中药，一服便是六个年头，至今未愈，且加上肺气肿，遂除了去医院外，足不出户已六七年。

　　然而，工作还是得做。我本是搞经济史的，去年所里突然给了我个任务，叫几年内尽快“培养”几个搞“中外关系史”的青年研究生。如今国际文化交流了，找几个懂些外文、中西历史的中青年，不仅堂堂一个历史所没有，史学界也不多。可怜的很。既是“任务”，只好顶着头皮搞吧，如今我才算是“外行领导内行”了，因为“中外关系史”我自己也茫然。包袱背上了，空着急，找不到人会作，没办法。自去年成立研究室以来，至今只有两人，而研究生四个，今年还要增加，这个滋味很不舒服。我如今正处在这样个可笑的境遇中。

　　天气转好些时，我当偕内子来看你。我爱人叫我问你，尊夫人是否在清华外文系上过学？她说尊夫人也许记得她。我爱人名王务灼，是清华大学51年经济系毕业的。顺祝安好。

　　毓棠  4/9

　　与赵萝蕤一样，孙毓棠也是萧乾多年的朋友。早在1936年秋天，正在上海《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的萧乾主持了一次文艺奖金评选，获奖作品除了芦焚的小说《谷》、曹禺的戏剧《日出》和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之外，据说还有孙毓棠的长诗《宝马》(之所以用“据说”，是因为笔者未进行考证，而萧乾在给朋友的信中只提到前三个奖)。这部长诗于1939年9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为《文季丛书》第十种。其手稿被巴金先生宝藏多年，最后又由巴金先生送进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一部《宝马》，不仅让孙毓棠在现代诗坛站定了脚跟，而且获得了“才气最纵横、学力最充足”的“新月派”“压阵”诗人之誉。可惜他后来弃文从史，亲手“埋葬”了他曾经辉煌的文学生命。但“史学界的波涛并不在文艺界之下”，信中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堪忆堪思堪借镜鉴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封信与上面一封一样，都是一份历史的见证。

　　梁实秋书《无门关》

　　梁实秋是“新月派”的理论家，是后期“新月”的台柱子之一。但在文学馆的收藏中，有关他的东西极少，能引起注意的大概只有一件，即他赠给老朋友冰心伉俪的字幅。字幅所写，是宋人所撰《无门关》中的一则偈文：“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偈文本佛语，教化于人的是顺时顺事不抗不争听凭自然知足常乐的人生道理。大哲大美的思想，圆熟清秀的字迹，二者合力打造出的，是一种温良平和恬适淡定的书卷气、儒雅风。

　　这幅字，是梁实秋让女儿从大洋彼岸带到北京送给冰心和吴文藻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期甚至更远。梁与吴是清华学校同学，1923年一起出国深造途中又巧遇冰心……这一段传奇般的友谊佳话早已为人所共知因而无需赘述，总之是人生旅程中的许多共同之处让他们相遇相识并成为终身的朋友。像冰心一样，梁实秋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出身，优裕的家庭条件让他只管一路攀援无需后顾。家传诗书让他的智力和才气得以早期开发，清华学校又为他提供了持续性的良好教育，再加上有父亲的心力财力做后盾，他小小年纪便想结社就结社，想出书就出书……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大概会让他的人生辞典中不存在什么“丛林规则”条目，多的应该是善良、宽厚、包容和理解一类语词。前进过程中不断吸纳着这些能给予人生以各种正能量的信息与情愫，所以他博学智慧，向善尚美，把一派“雅逸有闲”的“新月”之风，在《雅舍小品》等著作中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如人，书亦如人。从“无门关”字幅中读到的梁实秋，与从《雅舍小品》中读到的一样，平易谦和，雍容淡定。惟其如此，如果不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有谁会相信这位蔼然长者，曾经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初生牛犊之勇发动过一场文坛战争呢？而且一战就是七八年，直面的对手竟是左翼文学的主帅鲁迅！梁实秋主张文学是少数人的专利品，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这个观点，自然为刚刚兴起的革命文学所不容。论战如火如荼，双方都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以至于让后来者为之扼腕叹息。一篇来自“栉思斋”的博文写道：“如果他们共同走进了抗日时期，双方还会辩论吗？那时国共已经二次合作，为民族大义联合救国，那么作为文人，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怎样呢？”答案其实早已写就：1938年11月3日，也就是武汉陷落敌手一个星期后，日本政府发表了“招安”广告，声言“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就可以与日本政府“并肩建设东亚新秩序”。汪精卫闻风而动投敌叛国；蒋介石虽然没有立刻做出公开的政治反响，但他对抗战前途的勇气和信心显然已经消失殆尽。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就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主编，为求“好”稿写了一则《编者的话》，“话”中他对“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的作品发表了“稍为不同”的意见，主张“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此语一出，文坛大哗。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曾经《宣言》：“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抗敌救国是我们的旗号”。广大作家响应号召奔赴前线亲历战争，几个月的耳闻目睹已让他们没有办法不“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了。所以，梁实秋的“话”无异于檄文，挑战着几乎是所有“文协”作家的神经。鲁迅没有了，却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孔罗荪、宋之的、巴人、张天翼等相继发表批评文章，“文协”则由老舍出面致信《中央日报》抗议对“文协”的“毋视”，强调“梁实秋之《编者的话》中，竟有‘不知文坛坐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等语，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罗荪《关于〈抗战文艺〉》)。虽然由于张道藩干涉，此信未能发表，但梁实秋还是在“群起而攻之”下被击中了“致命处”——“一·二九”运动之后，他曾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言论说：“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同’。我们应该干干脆脆地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在正需要鼓舞国家志气民族志气时听到这些话，说话者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可想而知……1939年4月1日，梁实秋发表《梁实秋告辞》说：“我不说话，不是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所有误会，无需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了我什么。”然后，他告别《平明》，一场论争到此结束。

　　时光若水，往事如烟。1982年夏天的美国西雅图，当梁实秋挥毫书写《无门关》偈语时，尘封的往昔可曾忆起？岁月长河可在心中流过？半个世纪的销磨之后，当年的孰是孰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依旧友情依旧“风花雪月”依旧，其他一切自可等闲视之了。(许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