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的历史及其几种说法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究竟有无“新月派”或曰“新月社团”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带有争议的话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与左翼阵营展开论争时，“新月”同人就十分反感这一来自对方的带有批评色彩的称谓。其当事人(指梁实秋)在多年后回忆“新月”的文章中仍拒不承认有“派”，也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态度归态度，说法归说法，“新月派”或曰“新月社团”的存在是由其历史和实践决定的，而其在命名上存有争议只能说明其构成复杂、具有不同于他者的独特个性。

　　历史地看，“新月”群体大多先后有留学英美的经历，他们在思想上整体呈现出对英美现代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天然接近，在政治立场上以英美模式为参照，有理想、有抱负，拒绝“左”与“右”，保持“中间状态”，在文艺思想上注重理性、人性，讲究“健康”与“尊严”……除文学外，“新月派”广泛涉足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领域，以及没有统一的主张、仅凭相近的志趣和精神开展活动的事实，确实给从文学单一角度介入的研究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认知困难，人们在谈及“新月派”时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指涉对象恰恰反映了“新月”群体的复杂性。当然，造成上述认知复杂性的还有套用印度文豪泰戈尔《新月集》的“新月”二字，她贯穿“新月”活动始终，“舍不得”弃用、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执笔：《新月的态度》)，并相继进行了“新月社”、“新月书店”、“《新月》杂志”、“新月诗派”等冠名，一方面说明诗人徐志摩是新月派的灵魂级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则表明“新月”活动的阶段性，需在广义、笼统命名的同时加以分述的“客观事实”。

　　尽管，1923年3月于北京成立的“新月社”与后来的新月书店、《新月》杂志并无过多的直接联系，但从名字上的追本溯源及徐志摩的活动为依据，“新月社”显然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环节。结合徐志摩文章《欧游漫录·给新月》(1925)、《剧刊始业》(1926)中的记述可知：新月社的前身是朋友们的“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新月社俱乐部”。新月社最初只是少数人共同的“一个想望”、是个“口头的名称”，她源于发起者们文艺活动的兴趣，与后来具有“实体”意义的新月社俱乐部“并没有怎样密切的血统关系”。“新月社俱乐部”于1924年成立，社址设在北京西郊民巷松树胡同7号，由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垫付开办费，参加者主要有胡适、徐志摩、张君励、丁文江、林长民、林徽因、陈西滢、梁启超等社会各界名流。“新月社时期”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1924年四五月间迎送泰戈尔访华。当时，新月社同人几乎全体出动，联系主持各种集会、演讲及接见活动，泰戈尔访华和“新月”的态度，使新月社的名字及社团活动公开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如此，与徐志摩等新月社员如此倾心仰慕泰戈尔、意欲借此登上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舞台相比，泰戈尔访华在左派文化人那里遭遇抵制，从一开始就显示了新月社与其他文化派别特别是左派之间的差异与对立。

　　1925年2月，因和陆小曼恋爱而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的徐志摩深感舆论压力过大，决定去欧洲旅游。在写于途中的《欧游漫录·给新月》中，他表达了期待新月社“露棱角”，或像罗刹蒂兄妹在艺术界里打开一条新路，或像萧伯纳夫妇在政治思想界开辟一条新道。然而，这个希望最终化成了泡影。1925年7月归国后的徐志摩最主要的社会活动莫过于同年10月执掌《晨报副刊》和1926年相继创办《晨报副刊·诗镌》(4月)、《晨报副刊·剧刊》(6月)栏目，但对于新月社务却兴趣日减。“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一半是人散，一半是心散。”徐志摩于《剧刊始业》中的这段话生动地道出了新月社当时的活动状态。此时的徐志摩曾将理想先后寄托于《诗镌》《剧刊》之上，但无论是前者由于种种原因的稿事不便，还是后者的乏善可陈，时局的变化、同人的离散，加之徐志摩忙于和陆小曼的婚事，都使上述理想未能熬过1926年“凋零”的秋天。新月社俱乐部的牌子于1927年初悄然摘下，宣告了新月社时代活动的正式终结。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五四”新文化阵营因为环境原因纷纷离开北京南移，新月旧友于1927年初重聚上海，筹划并开办新月书店，“新月派”进入一些研究者所言的后期阶段(这一说法明显是将北京的新月社视为“新月派”活动的前期阶段)。新月书店成立以后，曾出版大量由新月派社员撰写、编辑和翻译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志摩的诗》(重排版)、《巴黎的鳞爪》《自剖》《猛虎集》《云游》，闻一多的《死水》，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陈西滢的《西滢闲话》，凌淑华的《花之寺》，陈衡哲的《小雨点》等，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时至今日也仍有非常高的价值。这些书的出版和1928年3月《新月》杂志(月刊)的正式发刊互为推动，极大地扩张了新月派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在上海时期“新月派”的组织活动中，闻一多曾对沿用“新月”的名字略表不同意见，因为这样很容易给人产生此时的“新月”和北京新月社有某种传承关系的印象，但徐志摩却对“新月”二字始终情有独钟。徐志摩曾在《新月的态度》中以“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消散，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之阐述，力图区别“新月社”、“新月书店”、“《新月》杂志”三者之间的关系。后来，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也说过类似“上海的新月书店和北平新月社，没有正式关联”的话，但这并不能影响“新月”之外的读者以及大多数研究者以“新月”和其活动主脑为由，将三者联系在一起的看法。事实上，上海时期的“新月”通过书店、月刊团结故老新人，共同支撑起一方天地、独领风骚，已使其具有较为典型的“流派”或“社团”的意味。《新月》杂志的创刊、“新月的态度”的打出，使新月派正式跻身于现代思想界与文艺界，成为当时思想界鼎足而三的力量之一。

　　《新月》自创刊之日起，就呈现出迫切“露棱角”的态势，从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打出“健康”和“尊严”的旗帜，到刊载的文章遍及政治、文化、思想和艺术等方面，新月派对“自由”、“民主”和“宪法”的吁求虎丘，对中国以后到底应该走“哪条路”的真诚探讨，都充分显示了新月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普遍关心。他们渴望在中国遵照西方社会现代价值观建构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又如此的不合时宜。他们曾和鲁迅先生及左翼文化阵营产生论战，又因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而遭受警告、查禁，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作为独立的政治文化派别的面目以众目昭彰。当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月派内部的文艺派与政治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29年7月，徐志摩等离开《新月》编辑部，后于1931年1月创办《诗刊》，预示着新月派的瓦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着1931年下半年新月派“政治领袖”胡适转向国民党、寻求妥协，新月派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独立身份已不复存在；而11月徐志摩的不幸遇难，更使新月派失去了“文艺领袖”和“灵魂”。至1933年9月，在《诗刊》《新月》相继停刊之后，胡适作为新月书店的代表，在新月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让与合同”上签字，新月书店停业，在上海的新月派活动，也旋即宣告结束。

　　在“新月”的历史中，还有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的称谓，此即为“新月诗派”。“新月诗派”以《晨报副刊·诗镌》为起点，成长和发展于《新月》和《诗刊》时代，总结于陈梦家的《新月诗选》(1931年9月)。她因《新月》杂志而得名，《诗镌》阶段不仅有徐志摩、闻一多(其诗歌理论的成就自然无需多言)这样的诗歌大家，还有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杨世恩等世所公认的新月诗人；《新月》时期有陈梦家、邵洵美、方令孺、方玮德、卞之琳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臧克家、何其芳等诗人。徐志摩去世后，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派最重要的诗人。至30年代中期，戴望舒邀请孙大雨、卞之琳等人共同主编《新诗》杂志，新月诗派就与现代诗派合流了。

　　从“新月”的历史可知：与“新月”相关的几种称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她们可以在广义上笼统地归结至“新月”的历史活动之中，但在具体指认时又需加以甄别。尽管客观来看，直到《新月》杂志的出现，“新月派”才算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没有北京因文化志趣的相同或相近的合作，又怎会有上海的重聚和迅速崛起，何况“新月”二字的挥之不去和诗歌创作上的前后联系及《新月诗选》编选过程中的自我认同，也使“新月”难以割裂前后的历史。“新月”应当在广义称之为“新月派”或“新月社团”的前提下，进行阶段的划分和新月社、新月派、新月书店、《新月》杂志、新月诗派等的称谓的具体界定，惟其如此，“新月”才会全面呈现其复杂的历史面貌进而展开相应的、有针对性的现象研究。(张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