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租界！》：现代中国历史的“另类”想象

　　租界作为殖民记忆的象征，一直以耻辱和伤痕的状态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想象版图中。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种标志性空间，租界意味着主权的丧失、人民的痛苦、外国的欺凌。租界还代表着颓废与糜烂，无论是穆时英笔下醉生梦死的景观，还是张爱玲笔下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奢华，都有一种深深的“现代性压抑”。在红色革命叙事的范畴内，租界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然而，对租界与现代中国的内在关系，特别是作为“国中之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碰撞和冲击，还少有文学作品以专门题材去反映，徐承伦的小说《租界！租界！》填补了这项空白。

　　小说也对威海卫租界形成的历史进行了细致描述，为我们展示了晚清到民国风云激荡的历史语境中威海卫租界的种种变迁。同时，以威海卫租界的兴衰作为历史见证，作家以全景式目光审视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内在景观以及现代中国“凤凰涅槃”般重生的勇气。

　　小说的笔法是大历史式的，但叙述却以威海卫的大儒——丛先生一家的家族史和具体个体的“小叙述”来展开，画面宏阔、人物众多，笔法深邃精湛、富于寓意。小说的故事性很强，特别是丛先生和3个儿子以及女儿敏儿在大历史变迁中的浮沉际遇，体现了现代中国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个儒家化士绅，丛先生有传统家国观念，但是，作为一个有文化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更能清醒地看到中国和西方在科技和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分野。租界的存在，不仅成为耻辱，更成为中国反思自身在现代语境下缺陷的“镜子”。庄士敦也是作家着力刻画的复杂人物。他身上既有自由民主的西方气息和宪政思想，又迷恋中国儒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在中国人的视角上，对中国事务报以理解和同情，并主动建议英国政府将租界归还中国。庄士敦和丛先生的友谊令人深思，两个敌对国家的官员和学者之间，居然产生了这样“奇怪”的友谊：丛先生佩服庄的操守，对他的宪政理想也很赞同，而对他的儒学情怀却既是惭愧，又是感动。庄士敦的做法反映了殖民政府的暧昧心态及其内部的复杂矛盾。对待原住民的本土文化，当殖民者发现强制遗忘已不可能的时候，为了统治需要，殖民者需要利用本土文化，又要防范本土意识的觉醒。最好的方法就是“悬置”，将本土变成看似光荣却十分遥远的梦想，一方面将自己塑造成本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者，取得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能缓和民族对立情绪，在柔软氛围内打消反抗的努力。同时，这也是殖民者内部镜像分化的结果，一方面，殖民政府要不断维持一个异在文化征服的他者化形象，形成有力的阻隔、陌生化和权力威胁；另一方面，殖民者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本土化过程，来自母国的文化会被本土文化所同化。庄士敦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喜爱，就是这种情况。这也让他成了一个“异类”，一个在英国人和中国人眼中共同的“怪物”。除此之外，大少爷的守成持重、二少爷的热血义气、三少爷的睿智开明、老锁的执著忠诚、敏儿的坚韧勇敢、花儿的聪颖可爱、圆智大和尚的悲悯深沉，以及赵巡检的狡诈、陈知县的悲怆，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英暴动是小说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以精彩的笔法刻画了各类人等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时的表现，种种纷乱场面，作家写来也笔笔精致、层次清晰、扣人心弦。英国人在威海卫的升旗仪式是小说非常具有象征性的细节。升国旗仪式是民族国家确认自我的重要心理暗示和必要程序。作家从大历史角度出发，以悲悯而又理性的目光审视了中英双方在英国人升旗时的不同表现。此外，中英双方对待租界的不同态度、大清国民亡国奴的卑微心理，与英人以国际法为准绳的心理，形成了对照。

　　小说的深刻在于作家没有简单地对历史事件进行二分法的价值判断，而是将之还原到了历史具体语境，尽力表现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能在个体生命的小叙述和大历史的理性思维中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他没有美化侵略者的凶残，也没有美化义和团行动的愚昧；他没有否定英国人的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功绩，也没有否定中国人民自发抵抗的尊严。可以说，他正是在这样一个“一分为三”的地带，击中了一个时代、一个特定地域的历史真相。英国人在威海卫残忍杀害村民，强硬地租借了威海卫。然而，英人对文明的理解、对人权的尊重、对法律的捍卫以及其现代社会的种种规则，却以“奇异”的启蒙，充当了当地居民民智开化的种子。当看到租界的《禁止虐待动物法令》时，丛先生很欣慰，认为真正实现了儒家的“爱人”思想。。租界的离婚法也让受尽丈夫折磨的敏儿摆脱了纠缠，找到了新的生活。

　　作品厚重的历史感体现在大量历史材料的运用与文学虚构的结合上。史料运用得当，会成为小说的助力，但用得不好，则会成为“吊书袋”，妨碍小说文学性的展开。徐承伦不仅选取了租界在确立和消亡的过程中的一些大事件，更注意从历史的细节中发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例如，小说结尾附录的《收回威海卫历见记》《庄士敦临别演说词》，既作为副文本和小说正文形成“互文性参照”，且能够在史实和虚构之间形成混沌的“中间状态”，表现出作家对历史的别致理解。

　　现代性为我们带来高速而变动不居的一切，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都被赋予了瞬间即永恒的狂欢意味。然而，近几个世纪的现代性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沉溺于这种速度的激情和变化的快感，人就会变为没有任何“历史感”和“存在感”的生物。那些逝去的传统情感，能否在现代的核心之内注入新的活力？现代性能否在普适性价值规范的同时，容纳地方性经验的存在？庞朴曾指出，传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所谓传统，是从历史上得到的，并经过选择的这样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传统”。“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恰在于传统出现危机的“现代时刻”。“中国传统”的复杂在于，中国“先天地”处于现代性功能圈文化时间的“后发地位”与文化空间“边缘位置”。这使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对传统的认知和确定都处于“双层运作”方式，即“反现代性意义”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的传统并存、互相渗透。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境地，造成了中国传统在激烈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的奇异境遇。殖民地租界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些现代性的中国历史。

　　小说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写到，当英国人把干干净净的建筑和整洁的街道还给中国，中国的官员突然发现，威海卫已经从一个晚清破败的小市镇，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繁荣的现代小城市。号称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在风云激荡的反传统的浪潮中，已经割掉了人们头上的辫子，而在租界之中，这些东西却被以尊重当地居民文化传统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这是历史的悖论，还是历史的荒谬？

　　徐承伦的长篇小说《租界！租界！》不仅让我们正视了租界的历史，还原了现代中国发生过程中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种种细节，更让我们学会尊重历史、尊重多元文化、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房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