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写出人性之美

　　2013年，年届75岁高龄的陈国凯出版10卷本的文集，这不只是反映了他一生的创作成果，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独特历程。其独特性在于，陈国凯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个作家，其创作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经验。这样一种文学，今天我们来言说或评析，其意义可能并不只是在于欣赏一种文学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认识一种文学曾经走过的独特道路，这种文学曾经给予的深远的社会意义。陈国凯的长篇小说影响巨大，如他的《代价》《好人阿通》《大风起兮》等等，讨论的文章甚多，这里就集中择其要谈谈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不管如何，进入现代之后，中国文学就不得不走自己的道路。尽管启蒙主义的一套价值理念开启了现代文学的方向，但它始终被中国的社会现实推动向前发展。现代中国在美学上的追求固然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但它有一个最为根本的属于中国社会的强烈的现代性愿望，那就是文化与文学的民主化，亦即现代启蒙知识分子也渴求的让人民享有文化的那种追求。无产阶级文学并不只是启蒙大众，它的根本的愿望是要无产阶级大众本身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已经不能只是从文学的艺术性高低来评判的事件，这是中国激进现代性开辟的属于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作为工人出身的陈国凯的文学经验是独特的，是有重要贡献的。

　　陈国凯长期生活于基层，20岁就到广州氮肥厂当工人，曾当过化学清洁工、搬运工、分析工、电工、炊事员和厂工会宣传干事。长期生活于生产第一线，他熟悉普通工人群众，他真正热爱他们。因而他的作品能怀有真挚的情感写出普通人的人性之美、心灵之美。1958年，20岁的陈国凯开始业余创作，同年在《羊城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五叔和五婶》。这篇小说讲述农村的一对中年农民夫妻学文化的故事。农民受不识字之苦，只有在新社会他们才有机会学文化。五婶勤学苦练，居然很快就能读儿子的来信。五叔却顾及脸面怕学不好丢人，直到五婶能顺畅读出儿子的来信，这给五叔极大刺激。但五叔还是耍了一个心眼，让五婶先教他，他再去报名上识字班。小说写得非常朴实纯净利落，没有那个时期流行的为建设祖国学文化的套话，而是以读儿子的信这样的更为质朴的家庭小事来激发学文化的积极性。陈国凯写的普通人的人性之美也是在表现社会的新风尚。1962年陈国凯发表短篇小说《部长下棋》开始引人注目。这篇小说讲述一个热衷于下棋的工厂宣传部部长的故事，他甚至经常上班与工人师傅下棋。其实他是以这种方式与工人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工人师傅的真实想法，了解生产第一线的问题。小说寥寥几笔就勾画出宣传部部长的神情状态，小说是一点点透示出故事的内核。可以看到陈国凯的小说笔法细腻、从容不迫的那种格调。

　　“文革”后，陈国凯的笔墨更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批判“四人帮”、书写伤痕、反思“文革”构成了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潮，陈国凯当然也以他的敏锐加入到时代的大潮中。1979年他发表的《我应该怎么办》，直接控诉“文革”极左路线对普通人家庭造成的悲剧。小说以一个年轻女子薛子君的口吻叙述爱情故事。第一个丈夫李丽文是个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因为搞技术革新被关押迫害“致死”，她难以接受现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投江自尽。一个码头工人即她过去的中学同学亦民救了她，经过长达3年的相互关心，他们的心灵靠近了，于是结婚过着幸福生活。然而，亦民因为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也被逮捕入狱。意想不到的是，“文革”后某天，“死去”的丈夫李丽文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原来他被造反派迫害丢在野外，被工人师傅救了，送到医院救治，随后又被关进监狱8年，这才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时楼道里传来亦民的脚步声，这是现任丈夫回家来了。面对这难以解决的难题，主人公薛子君该怎么办？小说控诉了“文革”的罪恶，男主人公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工人，后者还加上了“四五”英雄的印记。今天看来这篇小说显然是按照当时批判“文革”的政治观念来写作的，是典型的“伤痕文学”。但故事的角度却相当独特，通过表现极左政治对家庭伦理的严重破坏来书写伤痕。故事写得婉转感人，心理性格刻画都相当细致。数年后，年轻作家余华发表《一九八六年》，故事颇有相似之处，余华描写“文革”失踪的历史教师已经成为一个肮脏的疯子，在街道周围游荡，相隔不远的一幢楼里住着他过去的妻子，而妻子现在与别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她和女儿不敢认这个疯子前夫，良心经受着剧烈的拷问。而疯子天天拿着刀之类的器具自戕，直到有一天疯子恢复了记忆，却在早晨的阳光下死去。很显然，余华是通过发疯和自虐的暴力来对历史和人性进行双重质问，陈国凯则是要对历史和极左政治进行批判。历史中的人是无辜的，是受害者，无辜者如何对待历史，陈国凯那时也无法给出更明晰的答案。也是因为要写出人性之美，陈国凯并不愿意让普通人为荒谬的历史承担过多的重负。陈国凯最早通过如此严峻的家庭伦理的困境来表达对“文革”及“四人帮”的痛恨，无疑难能可贵。这篇小说获得多种奖项，也说明它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陈国凯始终把握住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发表于1982年的中篇小说《工厂姑娘》，可以看到他对普通人的人性之美的表现更加细腻丰富，同时对社会生活的表现也大大拓展。这篇小说写人物十分传神，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写，因为陈国凯有切身的工厂生活经验，故而他有能力用第一人称写工人生活。这篇小说塑造的阿香姑娘十分生动鲜明，有着南国姑娘的泼辣果敢，又有现代女性的聪慧理智。阿香有着漂亮的外在形象，但性格却是工厂女工的豪放痛快。小说的叙述人大学生“我”，被刘主任弄到最苦最累的污水岗位当班长，这里的工作就是往污水里加石灰，劳动环境艰苦恶劣，厂里却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想到要改善劳动条件。这里有一群女工，都是没有门路的或者得罪过刘主任的人，阿香姑娘就拒绝过刘主任的不轨企图，刘主任怀恨在心，把阿香姑娘发配到这里。但阿香姑娘对工作和生活充满了乐观精神，对新来的班长这个知识分子从抵触到产生好感，这个过程写得步步深入，情感逻辑的推进环环相扣。这个故事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大学生“我”在劳动中与女工阿香逐步产生了感情，认识到劳动人民的美德；另一方面正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爱，“我”的科学技术知识要用于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最后是大学生与阿香通力合作，让工厂领导来污水车间劳动，体验劳动环境的恶劣，从而接受了“我”的建议和方案进行技术改造。小说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同情和爱，也真实地表现了知识分子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的真实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陈国凯并没有去写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没有写“开拓者家族”，他还是要写出普通工人的善良、美好和他们对生活的信念，历久弥新，反倒显示出它不过时的意义。

　　陈国凯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南国情调，他最为擅长的是以真切的生活体验写出那些生活质感和人性最本质的方面。当然，身处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前列的广州，陈国凯也是最早体会到时代变革给这里的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形成的冲击。他的不少中短篇小说都触及到这方面的主题。中篇小说《平常的一天》，通过王高山所在的某工厂一天的生产劳动和他找对象的曲折经历，表现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价值观悄然发生的变化。王高山与胡拾英约会时，发现胡拾英是肉食店卖肉的脾气暴躁的姑娘，他赶紧逃跑。胡拾英邂逅龙天彪这个暴发户后，被龙天彪的排场生活所吸引，迅速就失身。厂长在引进设备时盘算着能到香港那花花世界走一圈，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梦想。张明珠上了大学就与王高山分手，过了几年梦幻般甚至是放荡的生活，转了一圈还是觉得王高山这个码头工人的儿子好，但他们之间显然不可能重修旧情。最终是师妹梁丽芳走进了王高山的心坎，王高山终于找到自己的爱情，成就了美满的婚姻。小说限定在一天的时间里，却写出不同人的生活历史和他们经历的时代变革的冲击。这平常的一天结束了，“充满矛盾、创造、斗争和朝气的一天又将开始”。小说通过普通工人一天的生活，表现出他们处理生活的那种勇气和性格。

　　陈国凯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谦逊，在《自画像》中他写道：“自度平生，才具平庸，难成大器，惟寄热望于新进的广东中青年作家们。愿做一颗垫路石子，为广东中青年作家垫路搭桥。”作为书写人性之美的作家，他也为生活创造着人性之美。他担任广东省作协主席时为青年作家办过许多实在的好事。实际上，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来看，陈国凯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多少年过去了，陈国凯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工人阶级的形象：普通、平实、善良，因而有一种真实和坚实性。在开创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道路上，他没有为政治观念化所规训，而是坚持以赤诚与真挚，书写他熟悉的生活和他热爱的人们。如果说中国的激进现代性文学真正独到的贡献体现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上，创造了新社会的人民主人公形象，那么陈国凯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是真实饱满的。他始终书写的人性之美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闪光的质地。(陈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