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皇皇10卷本的《陈国凯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翻阅这些作品会有沉甸甸的感觉，该文集汇集了陈国凯从事文学写作50余年来的成果，是一位忠诚于文学的老作家半个多世纪心血凝聚的结晶。通过这部文集，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陈国凯，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还要特别强调，这部文集又是一个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国凯带着我们穿越半个多世纪的风云，也许我们会从中发现许多被忘却或被忽略的历史脉络。

　　就我个人而言，最先记得陈国凯的大名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那时我还在湖南一个县城的文化馆里当群众文化辅导员，我从刊物上读到了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就被小说中的女子薛子君的荒诞而又悲情的遭遇所震撼，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思虑起作家的设问，这个女子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么一个普通的女子，好不容易等来了“文革”结束，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却让她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我当时觉得，小说中出现的这个选择是世界上最难的选择，因为我所熟知的道德或正义的标准在这个选择面前都失去了作用。尽管这是一篇政治批判指向非常明确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无论是我在课堂上教新时期文学史，还是动笔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总要与陈国凯的这篇作品相遇，自然而然地，我把陈国凯与新时期文学密切联系了起来。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也就是这样建构了起来，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寻根文学，仿佛文学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陈国凯文集》则在提醒我们，陈国凯不仅仅属于新时期，而且也属于新中国。文集中收入了陈国凯的“第一篇习作”《五叔和五婶》，这篇小说发表于1958年的《羊城晚报》，当时才满20岁的陈国凯刚刚进入广州氮肥厂当工人。但他的文学才华并没有淹没在工厂轰鸣的机器声里，相反因为工人的身份使他的文学更加精彩。陈国凯成为“十七年”时期一名有影响的工人作家。在20世纪60年代，陈国凯以工厂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部长下棋》《总工程师》《相亲记》等，将工人的崭新精神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当年广东的著名评论家萧殷为他专门写过评论，也给予他许多帮助。萧殷评价说：“陈国凯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优秀工人作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被纳入到国家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尽管这种文学制度带来很多弊病，但无可否认，它也为文学增添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比如对工农兵的重视，不仅确立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方向，而且有意识地培养工农兵作家，陈国凯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名工人作家，如果没有新中国，像陈国凯这样的青年工人的文学才华很有可能被埋没。可贵的是，陈国凯一路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深扎在工业文化之中，工业文化赋予他豁达的胸怀和自由的心境。即使在“文革”的政治高压气氛中，他所写的《新来的图书管理员》《大学归来》等短篇小说，在思想主题必须服从当时的政治要求时，人物的刻画和细节描写仍显示出作者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把握能力。从《部长下棋》到《我应该怎么办》，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风起兮》，陈国凯的文学气脉没有断，文学精神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十七年”写《部长下棋》的陈国凯与新时期写《我应该怎么办》的陈国凯是一脉相承的。陈国凯一个人的文学历程，折射出了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轨迹。因此，《陈国凯文集》提示我们：应该怎样去总结和建构当代文学史——没有“十七年”，何来新时期？

　　将《陈国凯文集》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下来阅读，就会发现陈国凯的独特之处是被大多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者所忽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传统来自两大支脉，一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启蒙叙事，一支是延安时期奠定的革命叙事。启蒙叙事的主体是知识分子，革命叙事的主体是革命者。这两大支脉虽在传统上有重叠之处，但又有着关键性的区别。从延安时期起，革命者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要求启蒙叙事完全服从革命叙事的逻辑，新中国开始的当代文学，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展开的，包括不间断的思想斗争，目的就是要使得习惯于启蒙叙事的知识分子们能够以革命叙事的方式去表现新的时代。但十七年间由于政治上的过度干预，启蒙叙事与革命叙事并没有达到和谐相处的境地，启蒙叙事者始终处于紧张和压抑的状态之中。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启蒙叙事的再一次复苏，启蒙叙事者得以释放内心的紧张和压抑。这既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特色，也决定了新时期文学的局限。所幸的是，陈国凯既不属于启蒙叙事，也不属于革命叙事。因此他在新时期之初的写作虽然是跟随在“拨乱反正”的文学大潮之中，但仍能保持自己独有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不像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伤痕文学”带有过多的作者自我哀怨的色彩，作者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去观察事物，因此对人物的描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感。他的《我应该怎么办》《代价》是直接批判“文革”的，而后陈国凯并没有沉湎在控诉的情绪中，而是充分施展文学才华，以自己的个性塑造自己的艺术风格，从而写出了《好人阿通》那样诙谐机智、舒展自然的作品。新时期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偏向于担当过多的思想和政治功能，几乎达到了无法承受之重。然而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内，陈国凯却像一个善变的魔术师，不断尝试新的风格，在叙述上也尽量往轻松洒脱上靠，有的诙谐，有的幽默，有的荒诞，如《摩登阿Q》《作家出租》等；即使沉重的题材也能采用轻松或喜剧性的风格表现，如写“文革”的《荒唐世事》；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探究深层次的原因，我以为恰是因为陈国凯始终具有工人的心态、带着工人的眼光。他没有启蒙叙事者缠绕在身的紧张和压抑，也不会因为紧张和压抑的解除而欣喜若狂。他不会像那些启蒙叙事者那样因为欣喜若狂就把新时期文学当成“新启蒙”而不切实际地幻想，他以一种平常心态面对现实，又能在一个广阔的文学空间里去重塑现实、表现现实。他并不脱离主流，相反他也勇于成为弄潮儿之一，如在伤痕文学潮中写《我应该怎么办》，在改革大潮中他耗费10年心血书写深圳特区创业史的《大风起兮》，所以他的小说同样可以加入到新时期的启蒙叙事大合唱中，但他又不被启蒙叙事所累，总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学小调”。这些“文学小调”正是陈国凯的特别价值所在。然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基本上是由启蒙叙事者来定调的，因此常常忽略了陈国凯“文学小调”的魅力。

　　总之，《陈国凯文集》的出版应该受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们的重视。这是一个人的文学史，它展示了一名工人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展示了工人作家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哪些新因素。阅读陈国凯的“文学史”就会发现，原来中国当代文学史比我们书本上的叙述要丰富得多。(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