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陈国凯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陈国凯这个名字是如何进入我的脑海的。那应该是1979年的深秋，刚走进大学的我们只要没课就喜欢往系里的资料室跑，那里集合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这对于经历了10余年书荒的我们无异于久旱逢甘泉。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被广东省作协主办的《作品》上刊载的一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深深地吸引，主人公子君的悲剧命运令人为之动容。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吸引”与“动容”或许不无幼稚之嫌，不就是一个女子与两个男性间的命运错位嘛，包括子君这个名字都显造作，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可要知道，那时光可是在1979年，是一个长期极其封闭压抑的社会刚刚透出些许活力与生机的特定时光，这种背景下的人们其情感仿佛都极为脆弱与敏感，稍有触动便抓狂不已。当时的《伤痕》也罢，《班主任》也好，都是这种背景下的特定产物。无论今天如何评价那一段历史，陈国凯这个名字反正就是打那时起铭刻在记忆中了。

　　这一晃时光就过去了五六年，记不清是1984年还是1985年了，我被当时所供职的《文艺报》派去深圳采访那里的文学创作状况，作为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深圳对新闻界而言自然是一块富矿。到后方知那里文学主阵地深圳市文联和《深圳文学》的掌门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陈国凯，当年在学校读《我应该怎么办》的情形一下子浮上心头，不禁一阵窃喜：这回可有机会见到“真人”了！待到约采访时才知这位仁兄当时因身体不适正住在医院里，不过好在国凯兄与《文艺报》感情甚铁，当得知是《文艺报》有人要找他时，便不顾自己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在医院接受采访，仗义待人可见一斑。是晚，待得进入病房，那个躺在床上、戴着一副极深的近视眼镜、瘦得几乎无法再瘦却还一根接着一根抽烟的中年男子实在无法和我想象中的陈国凯重叠起来，但此君偏偏就是那个真真切切的陈国凯。一番简单寒喧，国凯兄便对我侃侃介绍起深圳的作家与创作来，尽管那浓郁的客家“普通话”我只能是边听边蒙，尽管他有时的爽朗大笑让我一头雾水，但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热情与奔放。就这样我便成了陈国凯的“老朋友”，此后无论在什么场合见到，他都一如既往地向人介绍：“介系(这是)我的劳(老)朋友”。虽然我们见面尤其是长谈真的不多，但关于他的消息却不时传进耳朵：什么当了广东作协的主席啦，什么找市长要了24亩地建起了广东文学大厦啦，什么病得不轻啊，什么又完成了一部长篇啦……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好像与国凯兄还真的没见过一面，直到这次从 “文集”上目睹到他的近照才大吃一惊：竟然丰满了、帅了，那副啤酒瓶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也不翼而飞(莫非戴上了“隐形”？莫非做了手术？)，如此返老还童，着实诡异！

　　既然国凯兄将我这个小老弟视为“老朋友”，于是，当集录了国凯兄40余年心血的一大堆文字来到我曾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也该尽尽“老朋友”之谊了，于是就有了这套洋洋10卷本的《陈国凯文集》。国凯夫人说这是“对国凯一生写作生涯的总结，当然也是一项相当复杂繁重的劳动”，此言不虚，只是“一生”二字应改为“迄今”更为准确。透过这套《陈国凯文集》，我们看到了一位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路走来、从业余工人作家成长为“一方诸侯”的国凯兄的心路旅程。在这片文字海洋中，他几乎无所不能：长篇、中篇、短篇，剧本、散文、随笔等一干体裁应有尽有，而到了《发烧友手记》中，竟然又“教父”般地普及起了“功放”、“音箱”、“线材”的相关知识，好一个十八般武艺耍得开心不已。

　　当然，在我的认识中，国凯兄的这十八般武艺耍得最为娴熟也是最有价值者还要属他的小说创作，而在其诸多的小说写作中，尤以《代价》《我应该怎么办》《大风起兮》和《好人阿通》诸篇更值得关注。这样说不是否认国凯兄的其他写作，我当然知道国凯兄的小说创作时间跨度长、涉猎题材宽、生活气息浓，完全有条件、有基础从不同角度做大文章，只是这样的大文章既非我目前能力及时间所能做到，也是因为我以为上述诸作品所涉及的创作共性问题于整个中国文坛创作而言其针对性、指向性更强。

　　比如对人物命运的关切。《代价》《我应该怎么办》当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品中主人公徐克文、子君的命运牵动着广大读者的心弦，他们的遭遇与命运无论今天的年轻人是否理解、能否体会其中的社会意义，但这些作品的成功至少强调了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一个朴素的真理：对人物命运的关切。我当然不会僵化机械到要求我们所有的小说创作一定就要写人物写命运，但我们现在确有不少作品有人物无命运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这样的作品就只能遗憾地成为昙花一现之作，其人物也就必然是平面的、苍白的、令人速忘的。

　　比如对现实的关切。以《大风起兮》为代表，对现实生活的关切看起来似乎是国凯兄这一代作家的宿命，其实未必。表面上看是一个题材的取舍，骨子里则是一个作家对生活、对人类命运是否抱有敏感与情怀。一个作者凭借文字的娴熟与构思的机灵，当然也可以写出一些不妨一看的作品，我们现在在读的就有不少这样的机灵与聪明之作，但一个对生活、对人类命运不敏感、不关切的作家注定创作不出不止于机灵与聪明的作品。

　　仅就上述两个“关切”而言，国凯兄的这辈子就值了，作为一名普通的出版人，能为“老朋友”的这个“值”做点传承的事同样也值了。(潘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