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回味历史情绪

　　《陈国凯文集》的出版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事。对于一个年过七旬的作家而言，此时出版的文集应该是他主要作品的集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广东文学，陈国凯的作品则是一段历史的写照。侑于平时的涉猎，文集洋洋10卷，我最有兴趣的是第5卷“中篇小说集”。此集中收录中篇小说9篇，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重新阅读，大有恍若隔世之感，一种历史情绪油然而生，再一次印证了“史学记录历史事件，总结历史规律；文学记录历史情绪，揭示人性本质”的看法。

　　文学对人性的揭示主要是通过人物命运展现的，而任何一个个体人物的命运都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因此人物命运就构成了历史情绪的基调。《工厂姑娘》中那个美丽、善良、泼辣的女工阿香为什么会过着那种“做肮脏的工作，挣少量的钱，养活自己和养活生病的妈妈……没有幻想”的生活？因为历史没有为她提供别的可能性。《离婚》中的钟秀萍为什么会跟一个她憎恨的人结婚并一起生活了8年？因为历史曾经赋予那个人能够决定她一家命运的权力。而她们命运的转机也都来自历史的变迁。污水处理的自动化变成现实，单单靠一个技术人员的善良愿望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连阿香的促成计谋也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的需要，钟秀萍在忍耐了8年之后终于勇敢地提起离婚，同样是历史为她提供了勇敢的依靠：工友们的支持、初恋情人的归来，等等。《姐妹之间》中的4个姑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姐不能如愿成为画家，是因为在她适学年龄，历史剥夺了大多数人求学的权利，她必须为生存奔波；阿珍成了未婚妈妈，是因为男友变心，而男友变心则是因为他的家庭在短时间里由于历史变迁地位陡升。人物从历史中走来，背负着历史给予的全部负担，又在历史大变革的初期承受或享受着历史的赠予。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物命运都是在其社会关系中运动、发展直至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亲属关系、两性关系、工作关系等等，都会因为人们对其不同的认知和态度而具有不同的味道，因此，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便集合为历史情绪的滋味。《平常的一天》中我们看到了师徒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徒如父子，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工段长梁绍汉的两个徒弟却不一般，一个是全厂有名的技术能手王高山，好学上进；一个是某军区司令员的儿子何大海，自由散漫。对这样两个徒弟，梁工长只看其工作态度，不论其家庭出身。这样处理师徒关系就明显带有历史味道。再看看梁工长的宣言：“我怕什么，我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三不想捞油水！”这是盛行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80年代还留有余韵的价值观，当下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标榜自己了。小说中还涉及了王高山与厂长女儿的爱情演变。有意味的不是女方在落难和恢复的不同境遇中的态度变化，而是王高山在对方态度变化以后的高度自尊。在任何历史环境中，两性关系都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因素的干预。如果说女方态度的变化是政治力量参与两性关系的表现的话，王高山的态度则表现了当时尚未被物质利益侵袭所留存的纯真。《天道有情》中的父子关系也带有这种意味。小说巧妙地给副市长毕大为设计了两个儿子，一个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人格，不借重父亲的庇佑，被父亲处处看不顺眼；另一个已经懂得如何利用父亲的势力，表面上却处处顺从，深得父亲欢心。在毕明光心目中，父亲是“精悍的强人、家中的老爷、本地电视新闻中经常露面的人物”。这样的形象并不可爱。他不肯像弟弟毕明智那样去“打老头子的这张牌”。弟弟对他的评价是“过于耿直，不会转弯，所以活得辛苦”。历史的脚步正在兄弟俩的生活中踩下印记。哥哥可能是已有的历史留痕较深，当下历史的脚步就踩得浅一些；弟弟则是已有历史留痕较浅，当下历史的脚步就踩得深一些。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父子关系及其所有的矛盾，都只能产生于已经逝去的上个世纪。

　　任何巨大的历史变动都会在生活细节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因此生活细节就常常会带有强烈的历史情绪的色彩。当我们看到《秀南峰奇事》中疗养院按级别分配住房时，忍不住会哑然失笑。其实那只是等级观念的残留而已，不过就是那样一点点残留，也足可以演出一场活色生香的闹剧来。《平常的一天》中当龙天彪还是钳工时，想去一个宾馆看舞会，被拒之门外；而当他成了香港某公司的经纪人之后，出入这里便如入无人之境了。集中涉及最多的生活细节就属男人的头发了。《平常的一天》中大海就被师傅押着剪短了一头长发，《工厂奇人》更是围绕着主人公刘树民的头发做足了文章。一个人的发型服饰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的精神面貌、审美取向甚或价值取向等等，但也仅仅如此而已。犯不上强求一致、大动干戈。在这一问题上的社会宽容度加大要靠历史的进步，我们也的确从小说中看到了历史在进步。

　　文集中的中篇小说基本都属于现实主义，只有《摩登阿Q》有些荒诞。荒诞变形其实是历史情绪的投影。作家选择鲁迅名著中的人物进行再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人物身上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鲁迅通过阿Q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文化劣根性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消除，当文化劣根性在某些人和事上表现出来时，再看这些人物就有照镜子的感觉。作家把镜子中的人物再描画一番，人物形象中已经添加了新的理解和创造。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与文学典型人物的近似度；另一方面，是这些人和事所具有的文化劣根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改头换面和格格不入。如此众多的因素迭加在一起，就使得文本具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多义性。

　　在2013年重读二三十年前的中篇小说作品，有一种新的阅读体验，让人重新品味了历史情绪的旋律和味道。(牛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