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有一颗工人的心

　　一

　　我敬重作家陈国凯，从还是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开始。那时读了他的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非常激动，到处向人推荐，发现所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很激动。后来在《文艺报》工作，又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其中，曾在社会上反响很好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让我注意到一个作家对一个伟大时代的文学表达。借《陈国凯文集》出版之际，我重新读了许多过去读过的作品，又读了许多过去没有读过的作品，对陈国凯的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也就对他更敬重了。

　　陈国凯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工人作家，也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实际上，他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正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刚刚到来这个重要历史时期里特别突现出来的。在这个时期里，陈国凯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写出了许多产生全国影响的优秀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如《代价》《我应该怎么办》《好人阿通》《荒唐世事》等。他的这些作品和当时许许多多从“文革”苦难走出来的作家作品一起，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充满时代激情、控诉和批判的“伤痕文学”潮流，为结束一个文化时代和开创一个文化时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从工厂走出来的作家陈国凯一直保持和延续着描写工厂以及工人生活的独有优势，把他的创作视角坚持定位在反映工人的生活上，在表现工人生活中折射出更为广阔的现实和时代风貌。现在看来，他是把工厂车间的生活放置到一个典型的独特的环境——经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的现实矛盾冲突中来表现，突现了这个原本比较封闭的生活新的表现空间。在一些创作谈里，作家讲述了对“车间文学”的困惑，可是，由于民族命运的安排，使他有机会对“车间文学”做出新的调整，使工业题材的创作出现了一线生机，有了突破的可能。这一点可能也是作家始料未及的。陈国凯正是以他这样的优势，加入了“伤痕文学”的大军，并使他的“伤痕”描写没有失去新中国文学独有的“自信”，而有一种那个迷惘时代特别需要的，来自中国工人阶级支撑着的乐观的信念。这也是中国文学走出“伤痕”的希望所在。现在读陈国凯的这些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我会为作家那时还那样忠实于自己热爱的所熟悉的生活，专心致志为工人写作而感到庆幸。

　　应该说一说陈国凯作品骨子里那种新中国文学独有的“自信”意识。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热情与信心是新中国文学“自信”的政治文化保证。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的作品中，都能直接感受到。工业题材的作品更是需要这样的时代精神注入。不过，多数知识分子作家尽管不断尝试，但总是力不从心，不少人不得不放弃对这个题材的关注与写作。因此，一大批来自工厂、能够真实准确把握表现工人生活的作家应运而生，并且以新中国的文学理想生动表现了这个新的文学领域生机勃勃、引领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现实，塑造了新时代工人的形象，推出了一批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的文学新人，并有效探索了自身的表现方式和规律。但是，新中国文学由于对思想资源来自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思想的无知、反感和不当排斥，使自身带着深刻的时代弱点。这个致命弱点在“文革”中扩展成严重的文学思想灾难，从而中止还没发育成熟的文学时期。中国文学不得不开辟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时期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伤痕文学”发端，最终复归了“以人为本”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时，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因对新中国文学的深深误解以及对新的改革开放时代缺乏更深的认识使其贡献是有限的。

　　不能说作为工人作家的陈国凯身上没有时代的局限，但他有能力突破自身的局限。新中国文学的优势和弱势在他当时的创作中都表现得很鲜明。当他真实描写工人生活时，成功地继承了新中国文学那种主人公的豪迈感和自信心，相信工人们有着改变自己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力量。这种人民性是非常可贵的；但他面对社会现实矛盾冲突，特别是写人在非常时代的命运灾难时，他却还没有完全掌握知识分子作家得心应手批判现实、剖析人性的能力。这在他的长篇小说《代价》和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的情节安排就可以看得出。让被迫嫁给“文革”小丑的女主人公死亡的情节处理得有些简单，表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文学中那种“人性”纠结还没认识到位；当两个爱人同时出现时，女主人公不知道怎么办，写出了工人的淳朴，也暴露了作家思想深化的困难。

　　但这些问题和他作品中的“信心”相比都不重要了。他的创作旺盛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的前夜。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展开，但中国城市还没从“文革”阴影里走出来，特别是一直起着文化引领作用的工业战线，也处于迷惘困顿之中。作家陈国凯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生活矛盾冲突，自觉用自己的热情与思考拨开现实的迷雾，透过混乱的现象，看到中国工人这个群体的乐观与力量的本质，建立了开辟新生活的信心。工人的信心也是城市的信心、社会的信心。仅这一点，陈国凯的重要性和价值就不能被低估。

　　二

　　我很欣赏贯穿在陈国凯小说作品中的自信力。这种定力与新中国文学那种文化上的豪迈感和乐观精神一脉相承，也和作家的文学思想品质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会注意到，当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也是“人性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这意味着作家要在创作中不断加大人性道德的容量，使作品的自我理性精神得以充分表达。这样的文学通常以追求真实的名义来实现知识分子的文学理想。这显然是对“文革”文学的反击，但同时，也把新中国文学培育起来的还很质朴的自信心打掉了。不过，在陈国凯的创作里，这种理性的冲击力并不大，或者说，他以忠于自己的生活、热爱他所熟悉的工人的方式感受着时代的变化，并没有受到“人性论”的折磨——他有自信力。

　　我在他所塑造的工人形象中感受到文学的自信力。读陈国凯的小说，一定会注意到他笔下的工人形象。作家那种自信力正是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也可以说，这种自信支持了他笔下工人形象的挺立。《我应该怎么办》当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普通工人的命运被时代左右着，他们的美好与善良在这个时代里得到的却是悲剧的命运。尽管如此，他们都在坚持着，等待着改变命运的那一天。还有一个精当的短篇应该得到高度评价，那就是《三杯酒》。受迫害被赶回老家的起重工王福山落实政策后决定请一次客，把朋友们请来喝顿酒。结果来的是各色人等，有同甘共苦的真正朋友，也有落井下石的小人，更有迫害自己的仇人。但是，王福山硬是把这顿酒请了，让所有的人都喝痛快了。老工人王福山的性格写得很大气，很开阔，很有定力。他相信，未来的生活需要大家不计前嫌向前看。今天，这样的理念也许已经不深刻，但在当时，对从苦难岁月里熬过来的人民来说，就是很高的思想觉悟。作家准确地捕捉到生活最动人的瞬间，使这个不起眼的短篇闪烁出时代精神的光芒。还有《你调不了我的心》中淳朴刚正的老工人形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实际上，陈国凯这几部长篇小说，我个人最看好的是《荒唐世事》。这个发生在工厂厨房里的故事特别真实，其间每个人物个性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读来难忘。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就算在今天也一点不过时。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深刻表现了苦难命运中的工人以及知识分子创造生活伟大而乐观的精神。

　　在文集出版之前，我并没有读过《好人阿通》，虽然这部作品在当年很有社会反响。不过现在读起来，我很吃惊当时的陈国凯居然能用如此成熟到位的知识分子话语方式来塑造一个工人的形象。这样的写法在陈国凯当时的创作中很少见。这部作品显然受到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如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的影响。看得出作家试图学习写出一个现代文学式的典型人物，但作家由于对阿通的热爱最终没有忍心让这个可爱又有点犯傻也有点愚昧的农民阿通的性格变形，而是让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部作品的人物性格基调后来在陈国凯一些喜剧色彩很重的作品中得到发展。这里，作家思想有些摇摆，但最终还是回到他自己可以掌控的话语结构中。

　　非常值得一说的是作家笔下的女性工人形象。《荒唐世事》中解放前当过妓女的工人刘秀鸿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感人。这个受侮辱受伤害的女工，性格豪气冲天，在她粗鲁而带有风情的外表下，有一颗充满正义感和同情感的心。她那种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和聪明幽默的个性特征充分展现了一个底层女性的魅力，也给人一种特有的安全感。本来，一个需要男人来保护的女性，现在却成了那些落难男人的保护者，成为他们心灵的避风港湾。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写出这样品质的人物还非常鲜见，作家们还不敢写，也不知道怎么写。可以说，陈国凯是大胆的，也是很有艺术功力的。这个女性形象与经典文学的女性形象比较，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部作品中的其他几个女性，如良心未泯的“前妻”、能够感化浪子的美人阿香，甚至放浪女阿莲，都写得很动人。作家在这些女性身上寄托了一种美好人性的向往和信心。中篇小说《工厂姑娘》写出了女工们极为恶劣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写出了女工阿香特别善良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心灵。恶劣环境与女工的美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寄托着作家的思想感情，让人思考良多。

　　说实话，当我看到陈国凯如此热情、如此信心十足地为中国工人打造自己的文学形象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点伤感惆怅的。因为，那个时候的陈国凯显然还不能意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在酝酿根本性的伟大变革，他所精心打造的，将是最后一批新中国工人的文学形象。这些美丽的工人女性，就像留给中国文学最后一支凄美的歌。同时，我又为他诚实的文学劳动而感动。也许，他并不知道历史的命运安排，但他知道，自己那颗工人的心真实地跳动着，他和自己笔下的工人有一种坚强的信念。这就够了，这就足以使他有责任也有能力完成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把新中国工人的文学形象定格在新时代到来的前夜。

　　三

　　《陈国凯文集》收录的相当一部分小说，是作家反映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作品，已经不限于工业题材，也不完全是描写工人的生活了。但是我以为，作家还是对工业题材情有独钟，因为这是他最熟悉也是最有感情的生活领域。这种情感是永远也磨不去的，总是要时时冲撞着作家的心灵。这种撞击，我们在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能够清晰地听到。这篇小说讲述一个级别相当高的干部，怀念他那个当工人的前妻的故事。情感细腻缠绵，令人回味无穷。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情感却像诗一样真挚，读起来一点也没有虚构感。小说所塑造的工人形象，还和作家以往写工人那样单纯明快，是一篇思想艺术俱佳的好作品。不过，我们仔细品味这篇小说就能发现，作家的情感表达比过去更细腻、更有诗意，或者说更接近知识分子作家的方式。这表明，作家已经在他的思想艺术表现中成功地融入新的文化因子，并使之成为他的创作血脉。

　　这一时期陈国凯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还是长篇小说《大风起兮》。关于这部小说，当年曾开过一个很大的研讨会，也有许多著名的评论家写文章进行相当深入的讨论，突出探讨这部小说与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据作家自己说，是想写与中国深圳经济开发区有关的故事，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讴歌冲破思想禁区、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时代人们。作家显然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更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前进的方向，因此，也比别人更快调动起感情，做出文学的表达。这种积极的态势使这部小说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反映中国改革生活的力作。

　　现在再读这部小说，仍然能感受到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精神气势，但就作家个人创作历程来看，我不认为是作家最好的作品。可以看出，人物塑造还明显受生活原型的影响；故事虚构还没摆脱真人真事的制约；整体叙述上还放不开。不过，这首先不是作家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出让作家能得心应手用长篇小说来全景式表现的资源，作家还无法放开手脚进行艺术虚构。那个时期，这类题材比较成功的作品通常是报告文学。就算如此，我们仍然看得出作家在思想艺术上的进步。其一，作品生活容量加大了，拓展了。看得出，作家正在和我们时代一同前进，立体全面感受体验现实生活各个层面，突破了以往工业题材的限制，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其二，作品的主题格局更加宏大。我们会注意到，作家的视界更开阔，思考也更深化了。作家自觉站到时代精神的高地上，思考和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前途。其三，自信心依然坚定。作品开阔的思想格局、乐观的认知态度和豪迈的精神气质表明了作家的信心。其四，文学形象多彩多姿。这部小说人物众多，社会各色人等都写得很生动，表明作家不仅熟悉工人生活，也对当代丰富的生活有着自己文学的把握力。最重要的是，作家已把对普通工人形象的塑造重心转向对时代创业者形象的探索和塑造，把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和自信心传递给时代新人身上。他那颗工人的心在创业者形象里跳动。

　　其实，我一边在读陈国凯，一边会自然地比较“打工文学”中的那些工人生活，还有作家曹征路所塑造的那些工人形象。有许多问题我还想不好，但可以看出，洋溢在陈国凯字里行间那种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豪迈感没有了，人物性格中的“自信”心也消失了。那些曾经为中国改革成功做出伟大牺牲的农民们，在深化改革以及城市化进程中虽然已经像阿通一样当了工人，但他们的确沦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会产生我们时代的主人翁意识和乐观豪迈精神吗？他们还是引领城市生活和文化的主体吗？作家在写他们的时候还那样自信吗？他们还是中国工人应有的文学形象吗？我们还能找回自信心吗？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假装深沉其实很浅薄的提问，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生活才会有答案。前进的生活会给我们答案。作家必须到这样的生活中才会找到答案。从这个层面上，我可能会看好现在的“打工文学”。这个写作群体还很稚嫩，还无法承担更重要的历史任务。但这是新的文化土壤，产生新一代真正为中国工人写作的作家的文化土壤。新的陈国凯们成长起来，我们就会找回时代的文学自信。

　　四

　　《陈国凯文集》会启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许多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我们的文学一定会在国家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探索进步，建立起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有着自己话语权的“中国文学”。我们今天要建设文化强国，必然要建设“中国文学”。不过坦率地说，从这一点上文学界的共识并不高。我们肯定能注意到，当下的文学思想还没有自信和自觉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争取和建立自己的话语权的关系，更没能建立起创新和突破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学理论还没有找到时代思想精神的支撑点，所以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到文学话语权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重要价值。

　　不管我们设想未来的“中国文学”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却是无法割断的。我相信有三条文学传统线索最后都会汇集到“中国文学”中来，影响着中国的当代文学。第一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第二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第三就是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学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更多来自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接受和学习，特别突出表达世界文学的共同性；而中国革命文学产生于自己民族的土地，是中国人民生存斗争和实践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先进文化的产物，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曾经有很多错误和教训。但是，这是中国文学最活跃、也是最有活力的精神传统。可以说，新中国文学精神与之一脉相承。新中国文学的活力以及创新冲动与这个传统血肉相连。如果一定要比较这几个传统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影响，我个人认为，革命文学传统的贡献率会更为独特一些。

　　革命文学的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建设有着更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如果“中国文学”没有了这种精神的引领和支持，就无力冲击时代思想的高地，就占领不了思想的制高点。这是“中国文学”话语的核心部分，也是核心价值所在。不要以为这样的文学思想走过一些弯路、受到一些挫折，或进入低潮就轻易否定它们，就认为没有了核心价值。我们需要古典文学精神，也需要现代文学精神，更需要革命文学也就是新中国文学的精神。把新中国文学精神保持到新时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陈国凯应该得到高度评价。他值得我们记住。(木  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