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祝勇散文的精神地理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顺势的写作总容易走进庸常的地域中去，这里所说的顺势既包含对于社会思维和历史思维的维护和依附，也有对艺术上的集体创作惯性的顺从，这样的写作很容易使作家失去行走在前沿的具有示范功能的信心和勇气，因此重新审视散文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修复散文创作的传统和构建散文创作的新的地理坐标，就成为当下散文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打量祝勇的散文创作，审视他对传统的背离以及由此产生的逆向的光彩，无疑会使我们重新捡拾散文创作的信心。应该说，祝勇的天性中有一种对历史真相、文化真相的向往，也有一种对于真相探入的能力，他对历史和文化有一种解剖的欲望，有一种还原细节的冲动，并能够从中获得一种快感。他努力在其中游弋，将枯燥的历史生动化，将史料进行合理的想象与推测，在时间和空间的行走中寻找出其中蕴含的秘密，试图拼接出一幅真实的图景，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散文王国。

　　祝勇式的时间与空间

　　祝勇在散文创作中有自己特有的时间与空间，这是一种艺术的时间和空间，是区别于日常的时间和空间的，这点在祝勇散文中很重要，也是他进入创作，结构散文的关键。

　　众所周知，在创作中，当个人的主体意识只能融进社会集体意识的时候，散文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它自身特有的自由度，其中突出的体现就是支撑散文作品成为一件立体的艺术品的时间和空间，几乎完全和众人的日常时间和空间一致，这就很容易使这个作品在其品性上、模式上失去其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度。由此，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知性、智性的表述，很容易被统一的文化、价值判断所替代。但祝勇的散文创作有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有完成这种时间和空间建构的能力和办法，他将自己的散文放置在历史的时空中来完成的同时，也让历史在他的散文时间里变得生动。

　　在创作中，祝勇将他散文中的时间设计成封闭的、滞怠的，依旧停留在事件发生的原初状态，这很容易让他进入到事件之中去，然后清除了别人留在他所写事物上的时间痕迹，也清除了他内心日常的靠近主流形态的时间概念，让时间在他所写的事物上重新开始，这点对于他的散文创作的起点和走向尤为关键。可以说，对现在固有时间的天然背离和对当下空间的刻意疏离，使祝勇完成了一个作家进入创作的前提。时间是历史的时间，更是作者寻找到的探入事件本身的时间。即使时间就像一条无限延伸的绳子的接头，混乱而庞杂，但祝勇能够锁定目标并紧紧抓住自己所需要的那些时间，开始他在散文中的行走。《郑和下西洋：无迹可寻的旅程》是祝勇的长篇散文之一，祝勇将自己在散文中的行走停留在仅有的几个年份中，将郑和下西洋的时间顺序取消，平铺在一个个独立的空间中，让其慢慢连接，最终形成一张网络。但是，历史时间本身的迷乱使得祝勇的散文时间也是迷幻的，空间由此也变得摇晃，成为面目不清的物体。就像文中所写的建文帝，“迫于在国内无处落脚，已经逃往海外浮生。海天茫茫，他到底要去往哪里？”由此本篇散文的方向变得不能预料，祝勇式的时间也在这一刻成就了祝勇式的散文空间。

　　可以说，祝勇将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做了甄别，嵌入了自己的文字之中，让他们成为自己散文支撑的基石。《北方：奔跑的大陆》和《南方：不沉之舟》的地理方位让祝勇的散文呈现一种膨胀的力量，北方与南方的对立和呼应成为祝勇散文格局的基本架构。南方的水印象，让他的散文空间里充满透明、轻巧、恍惚之感；北方的大陆，比如北京，是帝王也是历史的永恒之城。作为散文，祝勇的写作并不是要将历史的全部真相还原出来，他只是用自己的笔进行选择和清理，将事件留存的瓦片翻出来让人看的，这在他的《洛克：香巴拉信使》《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中都有体现。

　　文字“阴谋家”

　　祝勇一直在用他的时间和空间构建散文的迷宫，有时候这类似在制造一种文字的“阴谋”，但文字的“阴谋”恰恰是一个作家的智慧的体现。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散文写作的方向最终应该指向何处，用何种方法能够抵达，这种抵达的方式是直抒胸臆，还是曲径通幽，如果是后者的话，这个作家是不是要在文字中设置更多技术性的“阴谋”？

　　“五四”新文学运动讲求文学的启蒙功能，它带给文学的方向是一条政治化的道路；性灵小品中的谈鬼、论禅，草木虫雨、读书品茶等所指向的是闲适。而祝勇的散文既不是政治化的，也不是闲适型的，祝勇散文对准了历史和地域文化这两个靶心，他背着自己的思想一头扎进历史和文化的海洋中，并试图从中脱离，跳到高处，然后俯视，拂去上面的尘埃。但他故意让文字呈现出斑驳的一面，让读者不能及时知道他创作的具体指向。他将历史缠绕在文字中，又将文字结成一座迷宫，读者只能跟着他文字的方向行进，而不能自主地靠自己的力量到达文字的尽头，这就是他在散文中的谋略，尽管连祝勇本人也不可能脱离这些对他的缠绕，因为在他飞起来又落下之后才发现，自己也已经陷在了历史的迷宫和阴谋之中了。由此，祝勇进入了他的《旧宫殿》，他将从《明史》中关于那场大火的只有10个字的记载开始，“柏惧，无以自明，阖宫自焚”，将一段明朝的历史复活了。祝勇在其中苦心孤诣，想象着史书也不具备的一些细节，将这些细节做得细密而且真实。“微小的烛火能够照亮殿内每一个繁琐的细部——它在黑漆八折屏风上映出隐约的光影，微光仿佛来自屏风那款彩楼阁园林图案幽黑的深处；黄花梨木书案上，诗稿散乱；琥珀镇纸下，最后一行诗墨迹未干；澄心堂纸光泽细润。他移动着火烛，脚步稍迅疾些，火苗几乎熄灭。”这其实也是祝勇散文的预演，因为接下去祝勇要将我们带入旧宫殿一样的迷宫中，在那里，“利镟穿骨，征马踟蹰，刀锋与刀锋迸溅出火花，河流被鲜血染红。成簇的水草被浓热的血液粘在礁石上，像噩梦一样无法摆脱”。应该说，迷宫是对道德和伦理的瓦解，“谁能够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谁就具备了做天子的资格”；火与血就是旧宫殿的主体色彩，也是旧宫殿发生的主要事件的底色。祝勇在其对残忍的缓慢与宁静的叙述中，隐去那些浮躁、不安、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的情绪，只牵着我们的手按照他散文的设计向前走，让我们见到了迷宫内的争斗与阴谋。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祝勇散文中对传统道德观和生活方式的肯定和追求，但他在将自己的散文推向一种文字的均衡和稳固的时候，他的散文的方向一下就对准了事物的侧面甚至反面，这些是真实的，却又是不易被人发现的，这些负载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的具有个性化的场景，就为祝勇提供了更大的机会与更广阔的舞台，进而真正使他的散文承担起探求灵魂与精神家园、建构散文精神的使命。

　　祝勇总是能在事件的缝隙和背后发现什么，他在《紫禁城：空间与时间的秘密》中有着一种对紫禁城和帝王的别样的解析与情绪的缠绕；在《泰州·桃花扇》中，他能够穿透现世的浮华看穿它溃烂的核心。而要发现这些，祝勇是必须有一种坚定的思想作为背景和后盾，有一种艺术化的处理这种题材、表达这种思想的能力。当不少散文家还在依赖于一种既定的文学传统、文学观念、文学手法、文学意识的时候，祝勇对于散文迷宫的探寻，即使没有答案，也是有着其重要的意义的。

　　从日常到文学

　　祝勇在其散文中成功实现了从日常经验到文学经验的转换。

　　祝勇是一位对中国历史进行冷峻思考的观察家，也是一位对各地域文化、特别是历史文化进行冷静沉思的散文家。祝勇散文的血肉紧紧粘合在地域和历史的文化之中，难以割裂，他在散文中故意的背离恰恰说明了他对传统的难离难分、难分难弃。他是传统散文的“叛徒”，确切说是散文的反抗者，也是散文的超离现实者，祝勇散文的粘合与分离，使得他有足够的能力将他的日常经验化为散文写作的文学经验。

　　在这点上，有两个方面是关键的，即散文写作中对于重新发现与真实尺度的把握。就像他所写到的蓝印花布，当它被晾在老屋前的麻绳上，并且以长的河流和宽的田野，宋代的石拱桥、明代的戏台和清代的油坊为背景，那么这样一种日常事物就开始有了文学的色彩。《泽雅纸坊》是祝勇的一篇力作，在雁荡山深处，有一个叫泽雅的地方，因为居然保持并且使用着宋代以前的造纸方法，而使作者有了去探寻的欲望，而踏上通往泽雅的道路，就像是踏上了投奔遥远古代的一条秘密通道，其中有原始音响，遥远而切近，坚实而隐秘，如同心跳，坚持着自己的节奏。我不知道是祝勇复活了那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唤醒了作为散文家的祝勇。《青楼红粉》中的青楼、《永别周庄》中的周庄、《泰州·桃花扇》中的泰州，祝勇在与日常事物的经验对抗中超拔出来，使之进入自己的文字中，成为属于自己的一种独有的文学经验。

　　一般说来，散文写作应该有一种本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一篇散文而言，它里面至少应该藏有一种精灵，并表现出一种崭新的景象，即散文中必须有它自己独特的力量，祝勇的散文是做到了其中所涉及的一些要求的。《婺源笔记》中，当自己被婺源合并时，才发现那些“山水、风月、田野、老屋、廊桥、灯、牛、农具、村民、酒、书、笔墨、乐器、历史、爱情”等，虽然它们唐突得犹如梦境，但是这种梦境早已躺在散文家祝勇的心里，最后化为了作者的文字和肌肤，甚至身体内部。有了这样的心态，宋朝也是可以看见的了，在《可以看见的宋朝》中，上林湖就可以穿越自己的记忆，抵达到自己的内心了，“那种久违的旷远与寂寥，曾经在古诗古画里出没，似曾相识，又觉陌生、虚幻和恍惚”，“类似感觉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这正是日常经验成为文学经验的前提之一，祝勇是做到了。

　　祝勇总是力图在散文创作中逆着现实认知的光线而去，至少他总在精心设计自己的散文创作路线，尽量躲避世俗的成见和平庸的认识，而使自己的散文在逆向的光彩中慢慢成长。祝勇散文中的滞怠与流畅问题、散文具体操作上的谨小慎微、文字的铺陈与节制问题等等，都是散文创作的逆光效应的结果。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是不可能穷尽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成果的，他还有许多因为篇幅而不能提及的作品，比如《劫数难逃》《长城记》《甲午风云》《老宅》《悲悯之始》等。但是，祝勇作为一名优秀的散文家，他从对散文创作的实际贡献中获取了自身的意义，并获得了众多散文家的肯定与回应，由此使自己的散文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或许，这预示着一种新生力量的诞生，它会根据某种预定的秩序模式形成散文的创作新系统，并进而约束以后的散文创作实践，我想这是祝勇散文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点应该进一步扩大，渐渐成为每个散文作者的基本任务和追寻的梦想。（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