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百年历史之叙述瓶颈——评冉正万长篇新作《银鱼来》

　　从时间意义上说，20世纪已经成为过去。这个百年对于中国而言颇显沉重。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帝制的终结、民主的肇造；列强的侵侮，民族的独立；革命的洗礼、现代化的实践；欲望的喧腾、文化的复归。每个事件都包含着无数的曲折与跌宕。我们的百姓经历了抵牾、困惑、忐忑、迷茫、愤怒、狂欢、失落、希冀、浮躁、暴戾、无奈、淡然等等纠结情绪，每种情绪都包含着难于言表的心灵撕扯与断裂。对于国家来说，有些任务完成了，有些任务尚未完成；有些任务完成得好些，有些任务完成得差些。对于百姓来说，有些人收获很多，有些人收获很少；有些人高兴多些，有些人高兴少些。也许可以说，这个百年，对于不同的中国人意味并不相同，甚至相互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共同点。大概正因为这样一个原因，20世纪中国的百年历史讲述起来并不容易。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个巨大挑战，同时是个巨大诱惑。不少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迎接挑战。应该说，作家们的勇敢收获了不少的战果。但是，累累战果之中得到较大认可度的应该说还都是阶段性叙事；依我的陋见，世纪跨度的成功叙述文本还远远没有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惊喜于阅读到冉正万的长篇新作《银鱼来》。我并不是说它已经是个完美的百年叙事，它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我很欣赏正万的勇气，更欣赏他为百年叙事提供的新的想象方式和新的艺术镜像。这非常值得关注。评论家施战军说，“《银鱼来》不声不响地写作和修改了好几年，冉正万也是个看起来并不活泼多语的青年作家。打眼看去，百年史、乡村民间、宗族之争这三大常规要素仍然顽固。再去细读，这部长篇分明显出了并不那么安分守成的突破性价值。”正是其执著的探寻为百年叙事困境提供了一种突破的可能性。

　　首先，借力开放的巴楚文化传统破解叙述困境。在试图讲述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作者虚构了一个叫四牙坝的小山村。四牙坝始源于几百年前的老祖公老祖婆。他们三个人，本是主仆关系。少爷姓范，是土司属下的贵族；仆人姓孙，是一对夫妻。范家遭陷害被绝门，幸免于难的少爷和仆人逃进这片深山老林。男仆人为了延续少爷家的血脉，提出让妻子与他同房。少爷感激不尽，敲掉一颗门牙立誓，取消主仆关系，从此以兄弟相称。男仆人十分感动，敲掉两颗门牙，妻子也敲掉一颗门牙。他们捧着四颗门牙对天发誓，世代友善、福祸与共。就这样，一个叫四牙坝的小山村诞生了，他们的后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下去，繁衍出后来的范、孙两个家族。数百年间，孙、范两个家族数百口人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难免发生些摩擦与冲突。但是，共同的老祖婆使他们一次又一次找到和解的理由，最后消除歧见与纷争，回归和睦、安宁的生活。带着这样一个传统，四牙坝人进入20世纪。富有新意的是，作者没有在小说中展开百年中国上演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他只是把视点锁定在政治运动的石子投入四牙坝这爿不大的湖水所荡起的波纹上。在一圈圈扩散开来的波纹里，读者看到四牙坝人百年生活的日历和精神的印痕。进而看到四牙坝固有的传统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冲击。这冲击让它的某些部分发生松动、破碎。但是，它的核心结构似乎并没有瓦解。共同的老祖婆衍生出的精神认同，维护了他们之间的信任与沟通。村民之间也会有隔阂，也会有矛盾、纠纷，但是，基本的精神认同，可以让他们在分歧面前保持克制，谅解，直到修复裂隙，重建信任。四牙坝背靠的是巴楚文化体系。和中原文化相比，它显得不够严整与纯粹。但或许正是这种含混与开放，包纳着一股郁勃的生命能量，使得它可以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20世纪应付困难、绝处逢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四牙坝是巴楚大地的一个缩影。四牙坝的百年纷争寓示了巴楚文化遭遇的巨大挑战，四牙坝的复归和解则显示了巴楚文化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叙述不同个体、不同阶层之间差异与冲突的时候，采取了一种超越性的方式，叙述者不在任何一方，同时又在任何一方，以多视点透视各个人的想法与行为，从而平等地观照了每个人、每个阶层的生活与诉求，并在相互独立、相互矛盾中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点，从而演绎了共同的精神认同的实现路径。这样一种向着精神认同的多元化叙述应该说是一次很有价值的突破。

　　第二，借用人性的光束照亮百年历史。中国是个后发国家，被侵侮的耻辱记忆总是挥之不去，因而现代化冲动十分强烈，以致曾经到了不由分说的地步。中国社会中的其他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都得为现代化让路。这使得精神需求难以发声，个人失去了起码的躲闪空间。反过来，过度被压抑的个人，最终丧失了创造的热情与力量，现代化也变得捉襟见肘，步履维艰。20世纪末期，僵化的体制松动，个人获得解放，社会也有了很大改观。回想整个20世纪，其实所有乱相和后期的转变都可以用这种原因加以解释。冉正万比较敏锐地感受到历史的这种变迁，他在自己的小说《银鱼来》中，选用人性这个维度来观照20世纪中国历史，从而得到比较贯通的叙述。把历史放到人性的镜头下进行透析，帝制的终结与民主的肇造、列强的侵侮与民族的独立、革命的洗礼与现代化的实践、欲望的喧腾与文化的复归等等，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信的呈现；它们各自的历史意义及边限也通过四牙坝人的生活得到体现与界定。梁文道曾以作品的完成度来评价小说的成就高低。我理解，所谓完成度，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在小说中的实现程度。应该说，冉正万凭借自己的巴楚文化背景和生命的诚实以人性维度来梳理百年历史的初衷基本得到实现。应该对其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此外，释放细节的能量。刘震云说过，“细节是考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做事的特别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标志，而不是大而不当的方面。”我认为，他揭示了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规律。确实，细节对于小说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一个叙述文本的可靠度，只有通过落实到细节才能得到实现。但是，有些作家并不这样看。他们总企望找到某个高深的教条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证明，这样的幻想总是被时间击得粉碎。相反，成功的作品，基本都是回忆性的，比如《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因为是回忆，小说才会获得挟裹着历史秘密的细节，才会形成超越历史的魅力。记得有人说过，作家是通灵者。所谓通灵者，就是历史借助他的口泄露一些自己的秘密。所谓小说其实是历史在说，而不是作家在编造。刘震云说，他不需要创造，他只是一个捡拾历史麦穗的人。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我想冉正万是个明白小说规矩的人。他说，“我写作没什么特别之处。从细节出发，从情节纵横衍生，以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作为支撑，加上反复的修改和冷静的思量，最后勉强成篇”。在《银鱼来》这部小说中，有一种深沉的力量很打动我。这种力量来自小说中一个又一个结实的细节。当然，相比较而言，他为孙国帮、罗稻香等人设置的细节要更饱满、更生动传神一些。而关于范若昌、范若奎的细节，则稍显飘浮。后来，我在他的访谈里找到原因。他说，“(通过孙国帮)我想表达农民的那种‘硬气’。我父亲、祖父就是那种性格，希望万事不求人。他身上其实有我家人的影子”。因为最熟悉，所以想象起来非常得心应手，细节描写也便十分出彩、传神。(司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