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中的城市笔记——读王鸿达长篇小说《太阳岛》

　　如果说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防洪纪念塔、秋林公司、哈尔滨红肠、俄式“大列巴”都还只是哈尔滨局部的文化符码，那么惟有太阳岛才是可与哈尔滨这座城市在灵魂深处相通的、无比宏大和深奥的精神意象，也最有资格与哈尔滨互为注脚。

　　太阳岛记得萧红的足迹、周立波、乌·白辛的流连，也记得张抗抗、迟子建和阿成的文字盘桓。但最直接的文学擅闯者却是王鸿达，他无疑争取到了一种艺术主动，信心满满地将这部长篇小说干脆命名为《太阳岛》，他或它企图叫醒的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酣梦。

　　《太阳岛》是王鸿达对黑龙江文明的强烈认同、执著探索与其小说诗学的一次巧遇，可以视之为特殊地域文化与作家人文理想相互等待、终于相逢的结果，所以小说有着异乎寻常的精神底蕴与人性深度。

　　小说情思缠绕，立场平易，感怀唯美。作家选定一群出身不同的警校学生来串接哈尔滨的当代故事。单调、枯燥、乏味的军事化管理令人厌倦和疲惫，长期的心理压抑和紧张甚至使学生出现了暂时性精神失常。然而生命的活力与青春的热望是关不住的，他们锯开铁栅栏无数次溜出去看电影、看流星雨、看外面的世界，宁可被惩罚也要奋力保持与时代的联系。尽管这些身不由己的年轻人有过主体性迷失，生存与精神陷入挣扎，性格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扭曲，在各种文化势力之间显得慌张与无措，但这些不和谐都只是精神炼狱的一个章节，他们的坚守与执著仍表现为一种顽强向上生长的力量，并最终写就了一部生动、深刻的集体抒情诗。他们抓小偷、制止流氓滋事、协同民警办案，歹徒挟持满载乘客公交车的一场暴力犯罪也因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化险为夷。他们不再是准警察而是真警察，更重要的是他们禁得住现代文明的严苛审视，已成为符合礼法规范的现代人。

　　“山里人”王西林到省城来读书就是为了报考大学中文系，因为读高二时患上了失眠症，又因为死去的母亲、懦弱的父亲、残疾的姐姐，他调整了人生轨迹。王西林不喜欢花窖里养植的鲜花，觉得它们太娇气，一夜不换水就打蔫儿，哪里有山里的野百合和达子香那样的生命力？他对由珍珍的爱情、他的勇敢与正直是小说中难以替代的暖色，他的“作家”身份也寄寓着王鸿达的深沉感怀。“臭虫”李晨希想当个园艺师，但又觉得“村长只有见到警察才会规矩些”就来了警校，他胆小、狭隘，数年的历练使他能够及时反省走向成熟。“博士”苏彬彬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一心想毕业后就去考大学的他成了警校校友中的第49个烈士。邱铁的父亲患风湿病，铁匠铺子关了张，靠母亲摆烟摊儿过活。数年的警校教育使这个冲动、顽皮的孩子长大了，成为勇斗凶徒的英雄。

　　满身劣迹的周跃文过的是公子哥的生活，经过警校大熔炉的洗礼，在亲情和正义面前他选择了正义，他的父亲被他逼迫只得去自首。还有那只退役的老警犬吉米，它就是善与美的化身，洋溢着大爱的光辉。

　　《太阳岛》中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同时出现在一块画屏上，作家用诗化笔触描绘人性善良、生活温馨。哈尔滨接受过流人、西方和本土三重文化哺育，众多故事连缀、编织在一起就是这方水土现实人生的全景。无论在这座城市的何处驻足，都可能触碰到城市史、风俗史、心灵史的某个情节。

　　小说接受地域文化熏陶，塑造人物与追溯历史形成合力。由珍珍的外祖母莫布吉有着俄罗斯血统，母亲莫丽娅对高雅音乐和舞蹈都极为痴迷，而由珍珍会拉小提琴，常常沉醉在舒伯特和柴可夫斯基奇美的旋律里，漂亮的身材、自然弯曲的淡黄秀发更让邻居们嫉妒。由珍珍的外祖父在“文革”中不堪忍受批斗，跳下了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设计建造过的闻名中外的霁虹桥。横跨道里与南岗两区的霁虹桥始建于1926年，秀丽挺拔的白花苞灯盏，古埃及方尖碑式的桥头堡，钢栏外挂的“飞轮”中东铁路路徽，桥柱上精雕的狮子头像，这些集桥梁艺术之大成。霁虹桥契合了哈尔滨的洋味品格，也见证和参与了小说中的诸多传奇。

　　朱家福毕业后做的是出力不讨好的管区民警，窝窝囊囊一辈子，老婆也不给好脸色，而让他悬心10年的莫丽娅失踪案后来也被别人抢先侦破，女儿笑话他这警察干得不如爷爷有出息。朱家福常去东北烈士纪念馆，当年他的父亲朱福禄就是这座漂亮的大楼里的一名刑事警察。据说张学良建这座门脸有六根高高廊柱的漂亮大楼是想做东三省特别区图书馆的，日本人来了，伪满洲国来了，它成了伪滨江省警务厅。朱福禄就是在这座大楼里认识的赵一曼，他因放跑赵一曼被处死时只有21岁。朱家福在歹徒挟持公交车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与他脉管里流淌的英雄基因密切相关。

　　小说采用灵活的动式结构，并不刻意去求安稳，不露痕迹地述说现实人生和历史风貌：“丁香是这个城市的市花，每年从春天的4月份一直能开到6月初，让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都飘荡着一股丁香花味儿。老哈尔滨人也说不清楚丁香花是从什么时候在这个城市开始栽种的，从什么地方移来的花种。是中东铁路开始修建的1900年？还是伪满州国的时候？还是中苏友好的年月？是大鼻子的老毛子人移来的花种，还是小鼻子日本人移来的花种？谁也说不清楚。总之老哈尔滨人都像喜欢大列巴一样喜欢这丁香花，它默默盛开在街路两旁，盛开在楼荫屋前墙角里，不选择地方，给生活在这座越来越钢筋水泥化的城市里的人们带来一抹沁人的幽香。号称东方小巴黎的这座城市，离不开两种东西的点缀，一个是道里中央大街石头路两旁那些浪漫的欧式建筑，一个是道外沿街浪漫开放的丁香花。”一代代的哈尔滨人就在这样的风俗民情里养育着，形成了一种与传统文化均衡匹配的现实人格。

　　小说强调生态主题，生态失衡至少表现在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两个向度。因过度攫取，我们的自然环境已满目疮痍。早年松花江开江时人们能捡到鲤鱼、鲫鱼，还有大胖头鱼，可现在连一条也难碰到。邱铁感慨地说：“这条江是祸害完了，完犊子了。”江中不时有渔船在向江里撒着密眼片网，这些打鱼人连小鱼也不放过。邱铁说：“这火车拉出来的木头可是越来越细了，小时候我看到车皮上的木头可是两个大人都搂抱不过来的大木头。”王西林说“城市是强盗”。“太阳岛”清代被喻为“水上的太阳”、“太阳滩”，又因松花江盛产满语称为“太要恩”的鳊花鱼，故称太阳岛。自20世纪初中东铁路兴建，岛上的异域风情一直深刻地指点着哈尔滨的精神走向。1979年郑绪岚演唱的一曲《太阳岛上》让哈尔滨、太阳岛家喻户晓。歌唱家、歌名、歌词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清丽明快的音乐节奏穿插在滞重的小说中，回望“从前的诗意”透露出作家对当下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的一丝失望。

　　人心的生态问题更令人焦虑。面对传统道德被物欲掩蔽，作家陷入深深的思索。罗佩佩当初之所以能够嫁给欧阳宝臣，完全是因为他那身国防绿的军装和他的中尉军衔，那是人人羡慕并把军人看成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的上世纪80年代，可如今时代变了，她的心也就变了。69中的教学楼是一幢建于1912年的灰色欧式建筑，却因开发商要建商业广场不得不面临拆迁。在一处色情场所，“郑绪岚的图片还贴在那儿，不过已经脏兮兮的了，上面还沾着两点蚊子血。她们这些人像不像飞进冰城里来的肮脏蚊子呢？”周跃文父亲的宝马车撞人，还有违规拆迁等刺激事件最后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是对现代化的阻滞。网吧女老板介绍未成年人去色情场所，则让时代瞳孔流露出一丝茫然，显示了社会理性教育的缺位。

　　《太阳岛》是王鸿达的创作天性与地域文化的一次共舞。纵使身陷商业语境，黑龙江作家仍多一份淡定，不改对文学的初心。小说中尽管有命运不可把握、个体独立性摇摆、高雅文化处境尴尬、国民性改造乏力之虞，但在物质和精神整体富足的前夜，毕竟人们的言行还没有完全达成与现代化的正向互动，所以王鸿达们有耐心也有理由坚信，不久的将来，待社会真正步入现代文明，我们的文化灵魂会得到最好的安置。(林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