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三门峡（节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03日07:55 靳怀堾

　　内容简介   1960年9月14日，带着中华民族急切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危害局面的千年梦想，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横空出世。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巍峨的三门峡大坝就差一点被黄河的“泥沙之剑”斩于马下。失败的原因是违背了黄河行水走沙的自然规律，急躁冒进，急于求成。

　　三门峡大坝是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建成的。早在三门峡规划设计阶段，就有一些中国专家学者对苏联人提出的在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的方案提出了质疑，说“不”最响亮者当属黄万里和温善章，前者从根本上就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库；后者则反对“高坝大库”和“蓄水拦沙”方案，主张修建“低坝小库”(以减少库区淹没损失)和采用“滞洪排沙”的运用方式。但他们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

　　为了拯救三门峡工程，周恩来总理会同水利专家为其“把脉开方”，经过两次大的改建和三次运用方式的调整，三门峡终于重新在泥沙中崛起，起死回生，并承担起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功能。

　　然而，对三门峡工程的争论甚至非议，直到今天仍然未止息。与此同时，三门峡工程让许多当事人不断反思，吸取经验教训。后来，三门峡成了河工的镜鉴、泥沙专家的摇篮……

　　一

　　1952年10月下旬，在瑟瑟秋风中，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出现在黄河边。他一会儿凝视滔滔黄河，一会儿查看堤防险工，一会儿又与黄委主任王化云等人热烈讨论着治黄大计。

　　站在东坝头，毛泽东眺望着向东北方向奔腾的黄河，问：“这是什么地方？”

　　王化云：“这就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叫铜瓦厢。”

　　接着，毛泽东详细查看了这里的石坝和大堤，不时向王化云询问他想知道的问题：

　　“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

　　“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坝近5000道。”

　　“黄河6年来没有决口泛滥，今后继续把大堤和坝埽修好，黄河是否还会决口呢？”

　　“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听到如此回答，毛泽东心情沉重起来。忽然，他向身边的王化云发出了震撼千古的一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面对领袖富有浪漫色彩的问话，王化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迟疑了一下，方有些讷讷地回答：“不修大水库，光靠那些坝埽根本挡不住……”

　　“修大水库”并非王化云的突发奇想，而是他之前潜心研究历代治黄方略及其得失，并带领技术人员在黄河上下进行查勘论证后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问：“大水库修在什么地方？”

　　王化云答：“修在邙山或三门峡。”

　　毛泽东点点头，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也许意识到黄河的特殊复杂性，“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干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大事的毛泽东，说过许多气吞山河“大话”的毛泽东，这时却显得有些“气魄不足”了，他只是说“是可以研究的”，没有说狠话、表硬态。

　　然而，没有豪言壮语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政府对黄河水患听之任之。很快，王化云“修大水库”的计划便被摆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会议桌上，旋即上升为国家行为。

　　二

　　1953年下半年，“蜜月”中的中苏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治理黄河”列为苏联援助中国的第156个项目——这也是惟一的水利项目，苏联将派出水利、地质等方面的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订黄河规划。

　　“老大哥”就要加入治理与开发黄河的“大合唱”，而且将要充当领唱的角色。

　　1954年2月23 日至6月15日，一支由中苏两国120余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查勘团，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奔波于大河上下。

　　这天，查勘团来到了“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的三门古峡。一番寻寻觅觅，苏联专家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般，眼睛放电，手舞足蹈，啧啧称赞：这是一处上佳的水库坝址！

　　当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是，解决黄河下游水患的关键性工程是修三门峡水库还是修邙山水库。就控制洪水面积和淹没损失而言，后者优于前者；就工程地质条件而言，三门峡为岩基，邙山为土基，左岸还要修建长副坝，防渗处理困难。

　　面对中国专家究竟是在三门峡还是邙山建坝的选址之争，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总结发言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从龙门到邙山，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面对一些中国专家担心的淹没损失问题，柯洛略夫的回答是：“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淹没换来的。”语气坚定，掷地有声。

　　据知情者回忆，柯洛略夫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对中央高层决策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起到了很大作用，可谓一语千钧！

　　三

　　1956年12 月，苏联方面向我国提交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里面给出的高坝方案气冲霄汉：“水库正常水位不应低于360米，考虑寿命100年，最高水位应提高到370米。”——即使按360米高的水位蓄水，三门峡可控制黄河流域面积的91.5%，库容可达647亿立方米，不但足以吞下“涨上天”的特大洪水，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

　　面对“老大哥”的“高坝大库”方案，绝大多数中国专家是信服和肯定的，只有少数人提出了质疑，更有两个头脑冷静的热血男儿拍案而起，大声说“不”！他们是：黄万里和温善章！

　　1956年5月，一连几天，有话想说的黄万里吃过晚饭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摊开稿纸笔走龙蛇。内容是针对三门峡工程的，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早就想好了，开了几个夜车后，自命题“作文”就草成了。

　　黄万里的“意见书”，洋洋五千余言，内中有文字，有数字，还有大量的计算公式，据理剖析，分析透彻；行文有叙述，有论证，还有感慨，文采飞扬，情寓文中，尤其是笔锋犀利，如刀似剑，直指要害，让人过目难忘。其核心观点是，修筑大坝不是解决黄河问题的万能钥匙；建坝后“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便泄水排沙。

　　另一位勇士叫温善章，当时是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的一位年轻技术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先后上书水电部和国务院领导，表示不同意建“高坝大库”，认为“正常高水位360公尺(米)的三门峡，迁移90万人，淹没350万亩良田”，其“合理性是值得讨论的”；建议三门峡水库按“低坝(水位335米)小库(库容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

　　比较一下，“苏联方案”和“温氏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库”与“小库”，“拦沙”与“排沙”，“多淹”与“少淹”。

　　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水库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水库淹没移民之苦，这“一祸一苦”后来都成了三门峡工程的致命伤。遗憾的是，在当时，黄万里和温善章正确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四

　　乘长风兮以跃进，雄坝立兮锁三门！

　　时针指向公元1960年9月14日18时55分，黄河生命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终于到来了：

　　随着三门峡工程最后一个施工导流洞闸门的徐徐落下，三门峡谷巍然屹立起一座长713米、高106米的优质混凝土大坝——比设计施工期整整提前一年零十个月！

　　于是，古来万世一直汪洋恣肆的黄河顿失滔滔，一改怒颜。工程现场，欢声雷动，泪飞如雨；鞭炮齐鸣，锣鼓震天……

　　本来，按照设计，三门峡蓄水位要达到340米，但只蓄到332.58米，便戛然而止——原因很简单，即三门峡水库蓄水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成群结队的泥沙们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

　　——15.3亿吨泥沙蜂拥而来，93%的泥沙“只进不出”，淤积在三门峡至潼关的峡谷中，“水库”变成了“泥库”。

　　——由于泥沙淤积，大坝上游的黄河潼关卡口被迅速淤高(河床高程从323.40米迅速攀升到328.07米，一下抬高4.67米)，形成一道厚实的沙坎——“拦门沙”，挡住了渭河和北洛河注入黄河的去路。

　　——三门峡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猛烈地冲刷下游河床，造成主河槽改道、滩地崩塌不说，还卷起河底的层层淤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

　　“黄河规划失败了！”

　　“三门峡工程要被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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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舆论大哗，沸沸扬扬。人们对三门峡的看法一下从巅峰跌到了谷底。

　　五

　　1962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拦沙”。

　　新的运用方式实施后，三门峡至潼关库区泥沙淤积有所减缓，渭河口“拦门沙”逐渐冲出一道深槽。但由于水库泄水洞底槛过高，低水位泄洪能力不足，大部分泥沙难以带走，水库淤积照旧，库区“翘尾巴”仍在继续。

　　为了破解这道复杂的“多元高次方程”，水利部两次召开会议研讨解决办法，但对是否要增建泄洪排沙设施及增建规模，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只好继续做研究试验工作。

　　事情又拖了一年，时间却毫不留情。势态急剧发展，情况日益恶化。

　　1964年，老天爷又来帮倒忙，这一年黄河“丰水丰沙”(来水675亿立方米，来沙24.2亿吨)，让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量突飞猛进。

　　水库“翘尾巴”越来越厉害，潼关高程还在抬高(1969年汛前，潼关高程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328.70米)，库水不时倒灌渭河、北洛河。

　　更让人忧虑的是，渭河淤积快速发展，末端最远达到高陵县耿镇附近，距古城西安只有30多公里。黄河之水沿着渭河逆流而上，大有逼近古城西安之势。

　　大坝最初设计方案和实际运行效果南辕北辙，蓄水拦沙，黄河变清，大水头发电，黄金水道……统统成了梦幻的倩影、美丽的彩虹。

　　面对三门峡泥沙一轮又一轮的发难，连日来，周恩来黯然神伤，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深知，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

　　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陕西的“御状”一直告个不停，闻知三门峡的“险恶”后，毛泽东更加焦灼不安，他甚至对周恩来说出了这样的狠话：“三门峡实在不行，就把它炸掉！”

　　六

　　三门峡工程出现问题后，心中伤痕累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都在反思，都在苦苦地寻觅着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中央高层，对水利、对黄河、对三门峡工程倾注心血最多的，无疑是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三门峡工程施工过程中，周恩来分别于1958年4月、1959年10月、1961年10月三次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并两次在工地召开现场会议，解决工程设计与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治黄会议在北京举行。

　　外面朔风劲吹，寒凝大地。但北京饭店东楼的会议室却热度极高，火爆非常——各路专家无不有备而来，而且憋足了劲头，会场论剑，短兵相接，仿佛非得把黄河的事情说个水落石出不可。

　　辩驳，争论，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谁都觉得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谁都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整整“吵”了十几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碰撞得火光四溅、铮铮作响……

　　历时两周的会议，周恩来共9次到会聆取代表们的发言。12月18日晚上，周恩来做总结讲话。他神态平和而自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目光如电，仿佛要把满天的乌云刺开一个缺口。周恩来辩证地分析了黄河三门峡工程所面临的形势，综合各家治黄主张之长，提出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思想：“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

　　关于三门峡工程，周恩来像回答记者提问，一一答复了各家争论的问题，明确提出“确保下游，确保陕西”的原则，并拍板决定了三门峡工程“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

　　七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另一句叫“逼上梁山”。

　　为了冲出黄河泥沙的重重围困，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三门峡大坝，不得不走上了艰难的改建之路。

　　按照1964年年底北京会议确定的方案，三门峡大坝第一次被推上“手术台”，进行“两洞四管”的改建“手术”。工程自1965年1月开工，至1968年8月全部竣工。

　　“两洞四管”投入使用后，三门峡水库水位315米时，泄洪能力由3080立方米/秒提高到6060立方米/秒，泄流排沙能力大大增强，水库淤积速度有所下降，淤积末端的延伸也放缓了脚步。

　　“手术”后的三门峡水库出现了向好的“体征”，但效果正如周恩来预测的那样，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仍显不足，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在淤积。1968年夏，淤积严重的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渭河下游平原又成泽国。

　　改建尚未成功，“医生”仍须努力。

　　于是，三门峡大坝又接连两次被推上了“手术台”。

　　一次又一次的“手术”，硬是将濒临死亡的三门峡工程拯救了过来。

　　伴随着三门峡两次改建的成功，水库的运用方式也从“蓄水拦沙”变为“滞洪排沙”，再变为“蓄清排浑”，直至现在的“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这种运行方式的革命性调整，遵从了黄河水沙运行的自然规律，大量泥沙得以排出水库。

　　经过两次大的改建和运用方式三次大的调整，三门峡水库终于起死回生——不仅基本实现了泥沙的冲淤平衡，也使水库在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逐步发挥出显著的综合效益，但和当初激情规划给出的巨大预期效益相比，已大打折扣。(靳怀堾)

　　(摘自《悲壮三门峡》，作家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