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问题小说的超越

　　官场小说因其先天的“基因缺陷”，一直受人诟病。比如以猎奇、暴露、虚假的神秘迎合读者，歌颂除暴祛恶的民间“包公式”完美形象取悦受众，这些已成为官场小说又臭又长的“缠足布”。典型化、脸谱化和娱乐化已成为官场文学留给读者的主要印象。公平与正义、理想与价值均让位于官场的争斗和对现实的妥协，同时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体制，然后获得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文学演绎为官场的爆破筒和扩音器。葬送了审美不算，还丢失了理想与信心，读者读出一肚子的怨气和愤懑，社会则在认可现实必然的同时还找到了堕落的借口。这样的官场小说不仅充斥着一股戾气，还培育出更多的“罪恶之花”。

　　而《借势》超出了我的预想。习惯读官场小说的人，总是希望在小说中读到某种官场潜规则或是官场隐权力。事实是，高低的《借势》打破了惯常的现实主义手法，逾越了经验写作的传统叙事方式，将更多的观察与思考投向了无边的自然与自由的人性。应该说，《借势》是官场文学一次超常规的探索。

　　高低的《借势》不乏有对官场黑暗的书写，甚至也有官官相护的沆瀣一气。但全篇的格局围绕一个叫岳海峰的主人公，为他树碑立传，对他进行全景式的扫描。

　　这个从下层教职晋入官场的人一生颇为艰难，虽说官至一个县市级的市长，但处处险恶，每升一级，就失去人生一部分的美好。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依然值得尊重，因为他有来自职业升迁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心理学所指的对更高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也有来自对自己所认同的事业的某种忠诚。而这些元素恰恰是他在官场受人排挤的致命的硬伤。因为，他抽象追求某种精神的“乌托邦”而丧失了对官场经营的研究，甚至破坏了官场的某些规则。

　　基于此，高低以一种平视的姿态构建了一幅反官场生态图，在这当中让岳海峰那种不合时宜的单纯与质朴的气质在世俗的官场中自由行进，人物的悲剧感不仅获得了一种超越道德的合理性，还建立起一种审美价值。“借势”的逻辑是：既然你是借的，所以都是临时的；既然是借的，你终究得还；既然你是借的，就没有退路。在这个逻辑面前，要么放弃，要么抗争。高低没有选择英雄主义硬汉人物的书写，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示弱”的方式暗示了官场的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以隐忍为前提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官场人物，他们的结局也存在着某种不确定的变数。

　　同时，《借势》揭示了官场伦理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官员忌讳袒露自己的隐私，惟有放弃鲜活的个性，包裹好自己的思想和身体，甚至营造一种玄幻的神秘，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而岳海峰几乎全部隐私都暴露在别人的眼中，这也为觊觎他的上司或是对手找到了下手的极好机会。入仕以来先后遇到的5个女人无一不是他的“孽缘”，有的直接构恶于他，也有的因他而被人利用。

　　以往，官场小说的核心往往集中几个主要人物，特别是平级之间的官场恶斗，以善恶有终的伦理观来观照官场生态。《借势》规避了这样的顺势写作，而是将你死我活的斗争安排在边缘化的另一个不起眼的商人——阴若启的身上。要说是“借势”，这个人物才是真正“借势”的主角。岳海峰进入官场乃至一次次升迁几乎都是“被势”，而这个阴若启才是真正的“借势”高手，投机钻空、设套讹诈、步步为营，最终以不雅视频胁迫领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势力均衡的同一个圆圈中，岳海峰与阴若启是同一个圆心向两个方向衍生的双轴线，人生理念、生存法则和处事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会碰撞，也会交叉，更有可能火拼。高低让这两个人物在各自的轨道上交叉碰撞，进而发生摩擦与残杀。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经意的利益和事业的交割中相应增减的。岳海峰每损一份能量，阴若启就会增加一份能量。

　　小说对官场人生作出了大胆的设想，把理想和光明留给了未来的年轻人。小说还暗示了另一种真实的存在：真正的人性关怀可以超越性别，超越物质。因阴若启势力的干预，以受贿罪被判7年的岳海峰刑满后，不是为自己积极申诉翻案，也不去检举阴若启的不择手段，却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自杀不成，最后又选择与包俊杰一起遁世于深山老林之中。最后他们枯朽的白骨竟然被岳海峰的儿女——阴普乐和毛乐乐在一次快乐的旅行中发现。悲凉的是，两个男人竟被他们当作一对终身相守的老夫妻被埋进土地的，身旁还有一本未完成的遗稿——《山水放情录》。也就是说，岳海峰的人性是在他对官场与人生的彻悟之后得到了最终的体现。而作者也在岳海峰的精神涅槃之后，释放了自己对官场的某种期许，那就是历史的进化论。一切终将在历史的尘埃中找到旨归。

　　官场看似是封闭的，在与人性和社会性的对抗中，官场将会越来越开放和透明。这是小说带给人的亮色。《借势》既是对官场小说某种定式写作的艺术突破，更是对现实人生的一次精神探索。

　　(《借势》，高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吴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