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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26日08:16 李林荣

  主持:李林荣

  《像唐诗一样生活》,冉云飞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欣赏、理解、评价文学的趣味与习惯。在这种趣味和习惯里,经典文学作品可以释放出穿越时空的温暖、力量和光亮。《像唐诗一样生活》,正是这样一部横亘在时代与时代之间、沟通于文学与精神之间的好读而耐读的书。它满溢着神采飞扬、品诗论艺的文字趣味,也依循着质朴切实、知人论世的社会认识习惯。全书101篇,每篇主品唐诗名家名作一首,配以诗人微型评传一则,其中多为用语犀利、取材别致的典型事例剖析,原诗全篇附后,兼录异版参照,明辨定论陈说,力陈创见新解。通览全书,既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纵深挺进、跋涉历险的曲折往复感,也有顺水行舟、迎风行吟、和煦盈怀、如展画卷的轻松愉悦感。从唐诗的一派锦绣江山里,一边是淘金琢玉、选优拔萃,尽显辞章之胜,一边是披荆斩棘、直击幽暗,揭出人性之俗。唐诗的世界依然辉煌,但由此,这种辉煌不再像强光烈焰那般灼人和单调,而是泛出了一种更含混、更丰富也更有包容度的复合色调。这色调也许偏灰暗了些,不过它属于现实生活。它是唐诗在现实生活的高度上显露出的真色彩。

  《王国维家事》,王东明著,李秋月整理,时代出版传媒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王国维的传记已不鲜见,但内容大都还不够丰厚,尤其是缺乏日常生活起居细节方面的可靠记述。而副题为“王国维长女王东明百年追忆”的这本《王国维家事》的问世,对这一缺憾显然是个重要的弥补。书里与此关联最密切的部分,是篇幅比重几占全书一半的上编——“记忆中的父亲”,内含“家世背景”、“在上海的工作”、“父亲与清华大学”、“记忆中的清华园”、“清华人物”、“投湖之前的日子”、“投湖当天”、“父亲轻生之谜”等20节。尤以上列各节的细节交待最为清晰具体,史料参考价值也相对较大,因为这多有作者少年时期及之后的亲身经历和现场见闻记忆作为基础。本书下编以“王东明的百岁自述”为题,包括“一生回顾”7节和“生活杂记”16节,是身为王国维所有子女中最长寿者的本书著者,回顾自己个人成长和生活道路,以及见证社会大环境和生活风尚的巨大时代变迁的记录。这不仅具有一般的口述历史或回忆录所共同具备的文献价值,而且,也直接体现着学术大师王国维作为一名父亲,在修身齐家方面潜移默化的品性风范和实际成就。

  《鸳鸯谱》,东东枪、地下天鹅绒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一本对大众谈论爱情和婚姻的种种大道理、小原则的书,可能它最合适的话语腔调和最贴切的装帧形式,就应该是《鸳鸯谱》这样:二重唱,背靠背。这不光是比一人一腔做单声道广播架势足、气场强、阵形壮,还比独靠一个人从一个角度看问题、靠一套逻辑想办法、一张嘴讲道理,要稳妥和全面得多。更何况,爱情、婚姻原本就属两性双向课题,一个人怎能应付得了?出版社以名标和条码、定价的位置,区分出了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从天蓝色的封面一侧开篇的半本书,作者是自称“物理系毕业”、“尝试写作已半年有余”却“收效尴尬”的地下天鹅绒。从土黄色的封底一侧开篇的半本书,作者是自称“文字、创意工作者”、“专栏作家”的东东枪。前者半本书,纯为自命题作文,总的立足点是在“单身小伙”这边。与此相对应,东东枪的那半本书,则全是答来信者问的被命题作文,来信提问者,则以感情困惑中的姑娘为绝对主力。相较之下,东东枪的文笔更灵动,说理更利落,立场更坚决。对情迷意乱、濒临伦理悬崖的来信者,他能够区分程度,辨症下药,或苦口婆心,或嬉笑怒骂,或挽狂澜于既倒,或毫不手软当头棒喝。而在小伙子自己的阵线上说话的地下天鹅绒,褒贬之际的狠劲,就弱了几分。长期以来,爱情婚姻方面的专业教科书性质的读物已经累积了太多,与它们相比,《鸳鸯谱》里没有父母长辈和心理咨询师的声音和身影,也见不着老气横秋、四平八稳的所谓“过来人”,这儿有的是尚未“过来”的年轻人们站在爱情、婚姻现场的门里门外时的平行交流。这样更具临场气息的书,有理由多出几本。

  《中韩文化谈》,[韩]金惠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韩流”已不是新现象,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遇,也早成为中国多数城市生活现实的一层有机组合。但面对朝夕可见的现实,我们常常很难有自觉的省察和深入的思考。“韩流”就是突出的一例。“韩流”不等于韩国文化本体,它只是韩国文化对外传播和发生影响的一种动态现象。观察和把握它,需要一个横跨中韩双边文化疆界的特殊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有赖包括跨中韩的生活经验、文化知识和语言能力在内的各种条件支持。拥有16年旅居和执教香港经历的金惠媛教授,在她新出的中文著作《中韩文化谈》中,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一片只有从上述这一立足点上才能看到的文化景深。从饮食习俗的对比,从端午节和端午祭的差异,从四合院和韩屋,从汉语和韩语,从个人意识和团体意识,从儒家文化和孔子学院,在《中韩文化谈》的视野里,都呈现着中韩之间文化源流脉络的错综交织。甚至在书中主要介绍韩国当代社会文化局面的两个专题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仍然被当作了主要的参照背景。这不仅是一种写作或者论证的方法的需要,更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思想态度的流露。“韩流”之所以能够多年源源不断、花样翻新地冲我们而来,甚至越过我们奔全世界而去,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这种积极外向的思想态度,想必关联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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