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之于军事题材文学,犹如云之于天空、水之于江河那样不可或缺。从本质上讲军事题材文学就是英雄的文学,如果离开了英雄主义这一要素,军事题材文学则意味着被抽掉了灵魂。但在一段时期以来,英雄主义在文学中却成了颇为纠结和尴尬的问题,若有人谈论英雄主义这个话题,想必不会给人以光鲜诱人之感,在脑子里打个大大的问号则是极有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或在创作中将其视为畏途,对英雄主义选择了回避与疏离的态度;或以平凡琐屑的生活替代英雄的书写,仿佛这样的文学才更符合生活真实;或对英雄主义持较为否定的立场,在观念上竭力消解英雄主义的固有价值。这类情形的存在虽都有其自身的缘由,但对继续推进军事题材创作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颇值得深思与探究。
人们或许并不否认,英雄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与文化基因,一直流贯和奔腾在我国军事题材文学的血脉中,因而军事题材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英雄的史诗。人们对军事题材作品的亲近与阅读,其潜在的主要动机常常就是对英雄的仰慕与寻找,并且试图用作品中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英雄行为与精神,来实现和补充自身对于英雄经历与境界的介入和体验,从而在一种异时空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和欣赏快感。这无疑形成了对于英雄主义亘古有之、于今亦然的阅读需求定式。试想军事题材作品如若离开了对英雄精神的言说与传递,读者对其投射的注意力会是散乱的,而欣赏的意愿无所附着、无所皈依也将是必然的。这形成了某种质的规定性,制约着军事题材创作的取向与选择,即无论是古代战争、革命历史、当代军营,这些幅员广大、埋藏深厚的生活领域,不仅是草长莺飞、生机勃勃的美丽苗圃,更是叱咤风云、龙吟虎啸的英雄居所。人们总渴望从这里不断走出更多具有崭新形象特征和审美内涵的英雄人物,为人们所热切关注和由衷喜爱;总渴望通过对英雄主义的新拓展,实现我国军事题材文学主题意蕴的日益递进与抬升。
但对英雄主义的表现总是受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人们的情感所影响。以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和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为例,我国军事文学中的英雄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几乎所有军事题材作品都是对英雄的塑造与讴歌,《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作品对于苦痛交织、血火交迸的战争历程的再现,抒写的是英雄胜利的伟大而光荣的记忆。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不遗余力深情赞美英雄的时代,文学在这个时代里创作着一种令后世望尘莫及的奇迹,即天文数字般无与伦比的发行量,特别是从作品中站立起的英雄人物,既迅速地家喻户晓、广受追捧,又让人热血沸腾、奉为楷模。这类英雄式的写作虽然存在着被过度提纯的弊端与不足,形象与内涵的单一在后来受到垢病,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处于胜利狂欢之中的人们那种巨大的心理与情感需求。
而进入新时期的军事题材文学,对英雄主义的思考和表现则更为理性和深邃,这与随时代应运而生的思想解放、激情创造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其中引人瞩目、且好评不断的作品,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柳建伟的《突出重围》等,形成了集体突进的壮观阵容。由于其写作的自觉建立在更为文学性的基础之上,既以英雄主义为其不变的精神底色,又使英雄品格水乳交融地兼有与人物七情六欲的丰富特征;既以思想性的表达视为遵循的原则,又将作品的意味作为终极的追求,使所树立起新的英雄形象不再那么概念,而是真正脚踏着坚实的大地,具备了可贵而可喜的时代生活和民族性格深度。无论是历史留下的伤痕、还是现实导致的种种困境,抑或是必须面对的精神沉重,英雄的精神比以往更具直叩读者心灵的分量。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创作的发展,对英雄主义的态度出现了分流的现象。虽仍有一些作家按惯见的思维,在表现英雄上向前迈进,甚至于出现了如都梁的《亮剑》中李云龙这种性格极度张扬和夸张的人物,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文学欣赏的角度讲,都可以认为是开辟和引领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别开生面的审美风尚。但也出现了某种非英雄化的倾向,虽然其外延并不仅限于军事题材,但对军事题材创作影响却不容小觑。其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创作者不再愿意把军人作为英雄来描写,而以写实主义的立场描绘当代军人的真实生态,让人看清其生存的实际状况与艰难处境。因而在此类的作品中常常充斥平凡、琐碎、庸常,甚至令人绝望的生活细节与场景,我们这个时代仿佛被一种弥漫着的灰色调所遮盖,不再是激情迸发、英雄辈出,英雄原有的崇高、伟岸、非凡等特性也被质疑,英雄人物的真实性、感召力和影响力更是大为褪色。许三多这个人物的出现,或可视为对这类创作取向的效法与折返,其生活经历与心理现实既有极强的生活逻辑与根据,又有为人们肯于接受的英雄性。这也契合了当今颇为流行的接受趋势,即人们宁可喜爱与相信那些从平凡甚至是低贱的位置上站起来的人物,如果说他们可以被称作英雄的话,这样的英雄才最有血肉,最有亲和力,最能打动人心。这一切使如何对待英雄主义呈现出较为多样的创作格局。
从上面的简要的描述,可见军事题材文学的英雄主义是在不断探索发展的。英雄主义的写作在目前之所以面临某种困难的局面,与时代失衡的思想情绪和价值判断不无关系,目前尚未看出驱散这种迷惘与困惑的迹象。非英雄化的创作倾向和主张的出现,源自于对固有传统英雄观的审视、反思与总结,颠覆传统、解构崇高的非英雄化的审美旨趣,使文学与英雄共同回归世俗与人间。毫无疑问的是,军事题材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理应更加具有人间的气息、人性人情的魅力和真实动人的力量。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其审美特征更加能够贴近和体现时代的文学理念,他们看起来既可能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也可能是春风化雨的凡人,这样的英雄并非居于云之上、天之外,而是接通时代的地气,沾满生活的泥土,有着灼烫的血肉,使人接近这样的英雄用的是平视而非仰视的角度。希望英雄回归人间,并非将英雄化为泡沫与虚无,而是归于英雄行为与精神的本真。如果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鄙薄、否定甚至彻底摒弃英雄主义,这样的探索和表现对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就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英雄,而这样的英雄也绝不应该遭到无端地冷漠。所谓英雄是一个时代奋斗意志和拼搏勇气的生动证明,是一个民族生命张力和创造能力的突出体现,是一个国家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是以视死如归的浴血征战尽显英雄本色;如果在丽日青天的和平环境,则以面对和迎接各种挑战来折射其掷地有声的英雄性。无数英雄用他们的作为与生命写下的历史,不仅闪耀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光亮,也规定了军事题材作品某种根本性的特质。即英雄与奉献、英雄与牺牲、英雄与崇高,这种如同自然天成、水乳交融的词性组合,就是对英雄这一概念最高层级的诠释。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可能比生活中的英雄更具概括力、典型性和感染力,并赋予军事题材作品独具的思想情感和美学意义,对民族的精神建构与审美活动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载体所张扬的英雄主义,是支撑起一个时代精神大厦的钙质与脊梁。而对英雄主义魂之所系的军事题材作品,倘若失去了这个应有的主旋律,其精神之柱就会坍塌,只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读者也会因其方向的迷失、价值的失范,而逐渐疏离这种原本曾十分热衷的题材。
显然在这个已发生了万千变化的当代,确有个怎样评判界定英雄、树立怎样的英雄观问题。若我们一成不变地按过去的标准来衡量英雄,则必然因思维的差池而遭受困顿;若以今天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和迷乱现象,认为英雄主义已绝缘于这个时代,则更会陷入某种荒谬的境地。应当研究和深思什么才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主义,谁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英雄,他们有着怎样的行为特征与精神特征。且不说过往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及其精神遗产,仍然是远未穷尽的创作题材和价值选择,就拿我们随之一同前行的当代而言,社会生活的实质进步和军队建设的飞速发展,更是因为有多少人在默默地进行着英雄般的创业和奋斗,在书写一部前无古人、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诗。假如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困惑于暂时而表面的现象导致对社会本质和主流的误读,让英雄主义遗憾地缺席于我们的作品之中,那只能意味着作家的失职,并不能代表时代缺少业绩可感天地、精神可鉴日月的无数真的英雄。
军事题材作品表现英雄主义,并非是让英雄脱离现实的根基去空洞地亮肌肉比膂力,假大空、高大全式的人物也早已被唾弃,真正的英雄主义必然是融合着时代特征与审美思考的,必然基于对当代精神准确的判断与把握。因此这样的英雄主义既是真实的、强有力的,又是理想的、具有超越意义的。英雄主义既与现实主义、又与理想主义相伴生,所实现的是英雄主义的现代性和当代文学的英雄性特征,这能使时代的文学始终充满着激动人心的力量。当然这要靠作家以极大的热情,以卓越的创作力,对当下的英雄形象、英雄品格和英雄内涵进行清晰而富于见地的识别与刻画,表现他们的眼界与情怀、智慧与血性、创造与担当、奋斗与牺牲,让新的英雄人物从迷雾中走出来,成为照亮这个时代的艺术形象。
这其实也是对作家责任心和创作力的严峻考验,在纷乱的世情和种种的欲望面前,如果为利益所诱、为迷思所困,或精神萎顿、慵懒状态,或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或心有抵触、不屑一顾,是难以写出体现强烈英雄主义精神作品的。一个在风云四起、险象环生的世界求生存、谋发展的民族,英雄主义仍然是鼓舞信心、激励斗志的重要精神能源。作家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不是与己无关的路人和旁观者,必须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角度,从中国军事题材文学未来发展的角度,认清写好英雄主义作品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并且擦亮眼睛振作精神,潜下心来耐得寂寞,从时代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上,去观察与辨析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和军事生活,去识别和塑造具有鲜明特征的当代英雄,使之成为凝聚当代作家思想与审美贡献,汪洋恣肆而又文章灿烂的创作。既用以证明中国作家在军事题材领域思考的深刻性和情感的丰富性,更用富含营养的作品,给拼搏奋进的中华民族输入充足的正能量,从而起到重塑一个民族精神与胆魄的有益作用。(汪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