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军旅女作家群的散点透视

　　新时期军旅女作家群的出现，对于“十七年”时期军旅女性写作的基本缺失是一个有力补充。该群体的划分标准可谓种类不一，单从最为直观和感性的年龄段入手，即可分为“50后”、“60后”、“70后”和“80后”的军旅女作家等。

　　“50后”军旅女作家在1980年代已露峥嵘，1990年代羽翼丰满，21世纪初的创作愈见丰厚扎实；“60后”军旅女作家多数在1990年代成名，21世纪初风头正健；“70后”军旅女作家基本都是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写作；“80后”军旅女作家目前为数尚少，且多半刚刚起步。

　　挑大梁的“50后”、“60后”

　　“50后”军旅女作家的成长之路有一些共性，多数是军人家庭出身，骨子里就有军人的血液，十几岁插队务农然后当兵，或者直接当兵，当兵期间开始写作，然后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或保送上大学、提干，正式走上创作道路。她们是军队文化认同最深、军人自觉意识最强的一代。同时，她们也是分化最严重的一代，因为她们经历了社会转型期。严歌苓、张欣、斯妤、成平、常青都在成名后离开了部队。有的继续写作，但不再是军旅文学，比如张欣身处市场经济前沿的广州，多写商业社会的红尘男女，常青也转向了其他写作。有的基本不再写作，比如成平。斯妤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创作个性，无论在不在军队，她的写作都与军队没有太大关系。离开军队后创作提升、影响扩大的是严歌苓。毕淑敏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离开部队6年后才开始写作的，但她早期的作品基本以自己在阿里当兵的经历为题材，所以，仍然被视为军旅作家。王海鸰没有离开部队，但转向了电视剧剧本创作。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商人经商，对于作家来说，写电视剧也是下海的一种方式。经历过时代的冲击和队伍的分化，在军队坚持下来的“50后”军旅女作家群，依然是强盛的。

　　有的女作家在部队已经成名，本来有望在文学上走得更高更远，却在离开部队之后，创作生命未完成就结束了。但也有在文学上完成得更好，比如严歌苓，在离开部队多年以后，严歌苓突然拿出了中篇小说《拖鞋大队》，写“文革”期间部队大院一群女孩的生活，比王朔的《动物凶猛》还要凶猛，生活的面纱被撕裂，对惯常的阅读经验和生活想象都是一种挑战和颠覆。令人深思之处不在于这个小说写得多好，而在于一个疑问：如果不离开部队，严歌苓会不会这样来写？或者更进一步，严歌苓的写作会不会是这个面貌？离开军队，对严歌苓的写作意味着什么？这是否也提示着军队女作家另一种写作的可能。毕淑敏的写作又给人另一种惊异，毕淑敏对西藏女兵生活的深切体会使她写出了撼动人心的《昆仑殇》《补天石》《阿里》等小说，《补天石》反映高原军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的悲剧，《阿里》则直接导致军队作出了所有女兵撤离阿里的决定，这种干预生活的强度和力度，让人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刮目相看。“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毕淑敏的写作不会如此力透纸背。从这个意义上讲，军队生活资源成就了毕淑敏，也成就了许多军旅女作家。而今，毕淑敏成了专煲心灵鸡汤的畅销书作家，是否与军队生活资源用完了有关？这是否又昭示着：军队女作家应该感谢军队生活给她们提供了一种写作的可能？

　　“60后”军旅女作家的成长之路与“50后”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60后”军旅女作家(特别是已经成名的)离开军队的较少，可能与她们出道时时代的巨变已经完成有关。选择离开部队的，有的是由于现实要求的被动选择。王曼玲、川妮离开军队后仍然在写作，尤其是川妮，在没有组织关注的情况下，依然在进行着非常纯正的文学写作。于晓敏也没有放弃写作。“60后”新生代军旅女诗人较多，诗歌实力相对雄厚。与“50后”相比，“60后”在21世纪初中短篇小说创作量减少。中短篇小说对于作家具有练功的作用，停止写作中短篇小说，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写作成长的停止。

　　“50后”、“60后”军旅女作家的成长环境一般是医院、卫生队、气象站、宣传队、文工团、通信分队(有线连、无线连、信息中心等)，成为专业作家后就进入机关，生活阅历的相对单一和狭窄，限制了她们的创作视野和思维空间，她们的作品大多不会是宏大叙事。当然，在这些领域，她们确实“有生活”，在书写女兵情感故事和女兵心理刻画方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年少当兵的女兵文化底色限制了她们的文化胸怀和追求，限制了她们的创作后劲以及对文学的坚持。许多人是为了成为作家而努力写作的，一旦获得了作家的身份，在文学上尚未完全展开，就写传记、报告文学、回忆录去了。有的人起点不低，出手不凡，最终却成了未完成的作家。有些人本来就是写材料、搞新闻报道的干事出身，文学创作还带着材料和新闻报道的影子，从文学场域撤退或放弃文学的追求不费纠结。写传记、报告文学和回忆录也是军旅作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是为军队作贡献。但如果能够在文学上不留遗憾，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是一种成全。

　　有特色的“70后”、“80后”

　　“70后”军旅女作家的女兵特色在减弱，同时，队伍明显萎缩，实力也相对薄弱。“80后”军旅女作家队伍更加单薄。但与前几代军旅女作家尤其是“50后”、“60后”相比，“80后”的明显特点是学生出身的女作家比例增大，几乎占了全部，“70后”已经开始减弱的女兵特色，在“80后”这里几乎淡化到无。因为文化基因的改变，“80后”军旅女作家中从事评论写作者明显增多。

　　目前，军旅女作家群中充当主力军的还是“50后”、“60后”。“80后”正在成长中，姑且不论，“70后”正当年，应该是成为中坚的时候，“50后”在1980年代、“60后”在1990年代已经立起来了，但“70后”却不然。原因何在？固然与整个文学发展的大环境有关，但内部原因也是存在的。“70后”军旅女作家队伍的寥落，与军旅文学整体的变化是同步的，与军队文艺创作专业队伍的变化是一致的。军队专业创作队伍在缩小，从女兵中产生专业作家的希望很小了，就是女军官，能够在基层部队工作到副团都很难，作为写作者可能尚未成长起来就要面临转业，成为专业的军旅女作家的可能性也很小。“50后”、“60后”分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就基本进入军队专业创作队伍了，这是她们的写作能够蓬勃的原因之一。失去了组织化、体系化的保障和鼓励，又缺乏有力的补充激励机制，这也是“70后”军旅女作家至今不够茁壮的原因之一。

　　“80后”军旅女作家之所以几乎全部由学生构成，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增高有关，也与军队专业作家队伍的生成有关，她们现在几乎都是从院校毕业直接就到创作单位的。

　　“学生兵”进入军队的路径与前代作家不同，相应的心态也明显不同，这在军旅女作家的参军小说中可以反映出来。“60后”军旅女作家胡玉萍的中篇小说《想当兵吗？丫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丫头们的军营生活。参军，在胡玉萍的笔下可以概括为绿色军营诱惑。但在“70后”军旅女作家王甜的《同袍》中，却多了些与军队磨合以及消泯距离的艰难。同为“70后”军旅女作家，郑敏的《给我一个梦想》中更多了些迷茫与困惑，包括这个参军的选择，参军被当作梦想的时候，一旦到了梦想之中，就会发现，连梦想是什么都看不清了。王甜和郑敏写的都是地方大学参军的女学生，其中有她们自身的感受。“80后”军旅女作家杨小瑞的中篇小说《镏金营盘》，聚焦一群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踏进军营的青年男女，写学生如何改造为军人的过程，突出的也是这种“改造”。“60后”的参军，是拥抱军营的自豪与热情；“70后”与“80后”的参军，则多了一些距离与审视。彼此的文化基因的不同，决定了文化认同程度的不同。当然，这也与时代有关，在社会转型之前，尤其是“上山下乡”时期，“当兵光荣”是一种全民观念。

　　部队成长起来的专业作家越来越少，军旅文学的兵味正在淡下去，军旅文学的特质不再明显，就文学的普遍意义而言，未必是一种遗憾，但若以军旅文学的特定意义来衡量，也许会有人感到堪忧。

　　“70后”、“80后”军旅女性写作的生力军堪忧，反映的是整个军旅文学创作问题。有一个问题确实到了不得不思考的时候：未来的军队，由谁来书写？军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活，很难由军队之外的人来书写，像邓一光、都梁、尤凤伟、钟晶晶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军队书写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军队来考虑。

　　“80后”和部分“70后”军旅女作家具备文化上的优势，但又缺少军营的历练，创作上很容易出现“没生活”的弊端。军旅生活的“补课”，对于她们来说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长篇小说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尺。“50后”在1990年代、“60后”在21世纪初，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开始丰收。当下，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70后”军旅女作家的长篇创作尚在期待中；对于“80后”军旅女作家来说，长篇创作则属任重道远。

　　女性主义的亮色

　　新时期军旅女性写作与整个军旅文学是同步的。新时期军旅作家拓宽生活的视野，深化生活的土壤，从单纯表现战争的外在进程和军队外在生活，转入到揭示新军事变革时代战场内外军人的深邃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更加立体多面的军人形象，体现出更为人性化的审美追求。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优长之处，军旅女性写作都具备，甚至因为女性作家细腻的内心情致和感性体验而更见优势，她们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笔触，烘托出日光流年摇曳多姿的军旅生活气息。在宏大叙事领域，她们亦以女性的敏锐思索审视战争和革命事业，以女性的笔致书写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的史诗，同时又不满足于作正义与非正义、英雄与非英雄的简单裁决和爱国主义的简单弘扬。比如，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追问达到了一般军旅男作家所达不到的深刻程度。军旅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比如向军旅影视的倾斜、军旅中短篇小说的歉收、军旅现实题材创作的薄弱，在新时期军旅女性写作中也同样存在。

　　从军旅女性写作与一般女性文学的比较向度来看，则没有同步之感。军旅女作家的创作属于军旅文学研究的范畴，也属于女性文学研究的范畴，原本可以有一定的交叉性。但若以军旅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双重视点去观照军旅女作家写作，会发现能够纳入女性文学范畴去言说的军旅女作家作品很少。这也许就是军旅女作家一直属于军旅文学研究的范畴，而很少成为女性文学研究对象的原因。当然，并非绝对没有，考察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可以发现，它们不仅是典型的革命历史文本，而且是鲜明的女性主义文本。项小米的中篇小说《遥远的三色堇》尤为典范。如果说，女性文学包含女性题材和女性意识两个方面的话，军旅女作家作品则大多只能属于女性题材，与男作家的女兵文学没有太大差异，女性特殊的感知和体验，军旅女作家并未用自觉的女性意识去挖掘和叩问。参加过北伐战争、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兵及第一女兵作家的谢冰莹写出了响当当的《从军日记》，快言快语的上海女作家苏青却说：“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起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苏青的话虽然直白和俚俗，却说出了她对于军旅女性作家的期待，就是即便身为军人，也要注重女性体验。项小米的《遥远的三色堇》和曹岩的《棕色雪天》，多少写出了苏青宁愿看到的女性体验。来自于女性自然的敏感如果被去除的话，女作家的其他神经也容易钝化，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

　　军旅女性写作“军旅”的一面与“女性”的一面并重，会更富有生命张力。“军旅”，经常暗寓着一种政治历史话语；而“女性”，则暗寓着丰富多彩的人性。女性主义是女性作家可以倚重的内在资源，也是军旅女性写作不可忽视的一翼。未必要成为女性主义作家，但作为一种视角、心态和创作思想，女性主义激发女性作家敏感神经的有效性是不可否认的。军旅女作家即便去写女兵的争强好胜、女兵之间为了提干而进行的争斗、女孩无声处见惊雷的内心较量，也大多是在军营文化统摄之下的，很少采取女性主义的视点。女性不是战争的主角，女性经验也不可能成为革命历史的主流，而只能是被遗忘和遮蔽的边缘经验，马晓丽的中篇小说《云端》挖掘的就是这种边缘经验。《云端》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女性较量的书写，而是隐藏在革命、正义等政治历史理念下的女性心理和女性本质的触目惊心的展示，虽然略嫌概念化，却在弥合军旅文学与女性文学的审美差异方面作出了探索性的努力。刘静的《飘落》写海岛军营的家属，聚焦于其中一个美丽女人，对人性的微妙与诡谲有着入木三分的观察、体悟和叩问，尖锐地触到了人们最为微末的那根神经——对于女性美的近乎集体无意识的毁灭欲。《飘落》也许是刘静最好的小说，却不被注意，身为军旅作家，那些军旅色彩不强的创作很容易被忽略掉，这是不少军旅作家的遗憾。《飘落》显示了刘静更为深厚的文学潜力和更为可贵的文学素质，但是，刘静本人并不看重自己在女性主义写作方面的潜能，未及挖掘，就沿着更切合军旅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了。是不是军旅女作家不言而喻的身份暗示性地限制和误导了刘静，事实上，不止一位军旅作家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

　　模式生成与突围之径

　　有些军旅女作家的作品看起来入情入理，徐徐道来，却总是平常，没有发现的欣喜或震动，没有阅读的挑战，也挖不出什么灵魂来。这种知书达理的安全的写作，可以保证在“良好”的水平上滑行，但很难达到“优秀”级别。没有写作的冒险，就没有阅读的惊异。还有一些人有时会陷入自己的写作模式，比如聚会模式，通过一个聚会，把人物召集来，在人物的叙述中把主角的故事展开；或者情节推动不下去了，就设置一个聚会，通过参加聚会者之口把自己需要的情节说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偷懒的写作策略。还有一个模式(也可以说思维定势)，就是“卑贱者最聪明”。与“卑贱者最聪明”相连的本来是“高贵者最愚蠢”，但因为在一些军旅文学作品中，这个思维定势是在塑造理想主义军人形象时出现的，所以就变成了“高贵者最理想”。一些作品中往往会设置这样一个格局：一个将门虎子是理想主义军人，一个泥腿子或其他下层出身的军人是不择手段的于连，而且比于连多了些小农气息。最后的结果是：在二者的角力中，前者败北，成为失败的英雄；后者取胜，成为得志的准小人。在项小米等许多军旅作家的作品中，第一代革命队伍里的优秀者就是农民、下层人。因此，这些身为“将门虎子”的理想主义军人，正是农民、下层人的后代。如果逃脱不了只有“将门虎子”才能成为理想主义军官的“宿命”，那恰恰是中国军队的悲哀。这种思想上的局限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品往更深更广的意旨挺进。这种局限，往往与写作者的出身有关。莫言说：“最早我的小说跟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是在于我把好人当作坏人来写，坏人当好人写。”这个偏方确实很偏，也许不值得信任。但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一个相邻的观点值得琢磨，他说：“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即便是那些读者不喜欢的人物。我们作家要对他们有爱心，不能把读者不太喜欢的人物当作很坏的人，毫不留情地丑化他，而要把他当人来写。”这个观点对于纠正“卑贱者最聪明”的写作模式，也许会很有效。(李美皆)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军旅女作家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7CZW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