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无限可能

　　军事文学天然应该由军旅作家或者有军旅经历的作家来完成。军事机构多数藏匿在深山或者大漠戈壁，即使位于闹市中的军营，外人也无法深入窥测。数量众多的军语对于局外人来说，同样云山雾罩。而对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对战争的书写，每个作家机会均等，无法亲历，只能依靠纸上的回忆或者老兵的讲述。且慢，这仍然是军旅作家驰骋纵横的文学疆场。对战壕真实的想象、对士兵心态的揣摩、对幽暗人性的发掘，同样是军旅作家的优势所在。无论是何种时代、何种性质的军队，军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遭遇和人性的拷问，他们的情感息息相通。军旅作家更了解他要书写的战争中的人，他更理解战场上的炮弹、鲜血、呐喊与哭泣。他要写的本来也就是他自己。他也许没有经历过，但自从成为军人，他就要时刻准备经历这一切。他对战争的体验虽然来自纸上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对他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不是在阅读战争，而是在经历战争，通过阅读能最大限度地触摸到战争的冰冷，透过文字而知晓战争中人的机密。这种阅读体验，没有军旅经历的人无法体会。这种军人对军人的感情，外人也无法把握。军旅作家由此深入战争，他的灵魂在燃烧的战场上飘荡，和那些军人一起呐喊和哭泣。他的写作就是向我们报信，让我们知道战争到底是何物，战争中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所想象、虚构的战争有着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说服力。

　　小说的说服力取决于小说想象力的感染力，取决于虚构“真实”的勇气与能力。作家对军人、对战争的感情无法伪装。小说是一种最“靠谱”的艺术。要让读者相信虚构的故事，作家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弄假成真，让读者信以为真。小说的想象、虚构总是依附在真实上。作家只有从真实出发，才能在小说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能让小说得到读者的信任。这是我们写小说的基础。作家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和现实，把自己对现实、对历史的真实看法艺术地呈现出来，写你自己相信的东西。当你都不相信的时候，别指望读者会相信。小说的真实性是它的灵魂，是作家与读者订下的契约。这也是每个作家应该遵守的文学道德。在这方面，军旅作家具有命中注定的优势。

　　我无意鼓吹军旅作家。但在面对历史与现实，在表达真实生活、真实人性方面我们更自觉。职业决定军人不应该是一个与现实虚与委蛇的人。在和平时期，他要扎实地完成训练，任何侥幸与虚假的动作，毫无疑问会让他在随时降临的战争中得到报复。在战争中，因为生死攸关，侥幸与虚假的动作更是与军人绝缘。这些职业素养已经深入军人的魂魄。军旅作家作为军队的一员，他的身体里流淌着同样的血，他会下意识地使自己的想象、虚构符合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毋庸讳言，近年来，军事文学很平静，崭新生动的面孔没有出现，令人惊羡的作品似乎也寥若晨星。和焦灼的前辈不同，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坦率地说，军事文学有一个自足自在的环境，它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但同时并不会跟着外界随风起舞，这可能是件好事。文学是一场艰难行军，那些路边喧闹的锣鼓声可能只是为勇士呐喊，而勇士不会加入合唱，他在默默跋涉。我们完全不必为军事文学悲观。因为军人天然地要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负责，“宏大的意识”已经融入军人的血液之中。优秀的军旅作家敢于正视历史与现实，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们有表达的勇气，他们具有创作出“伟大小说”的潜质。世界文学中那些耀眼的作家，很多具有军旅经历，比如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克罗德·西蒙、巴尔加斯·略萨、索尔仁尼琴等，他们因以宏大作品反映历史与现实真相和人类命运，具有史诗般的力量而获奖。中国作家如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也都有军旅经历，成名作都是在部队时完成的，他们的创作方向、文学自信与自觉也是在军人时期奠定的。他们当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但军旅生涯毫无疑问触发和唤醒了他们的文学才华。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感谢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求学时的导师徐怀中，他的真诚令人感动，同时也说明了他对军旅生涯于自己文学创作作用的肯定。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年轻军旅作家身上都有一种难得的品质，面对喧闹的世界、浮躁的现实，他们以沉默面对，安静旁观，不为所动，深谙“持久战”的真谛。军事文学的寂寞，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军旅作家甘于寂寞。这是一种力量，一种不为非文学因素所动的力量。即使目前仍然平静，但一些非虚构作品如余戈的《松山战役笔记》、侯健飞的《回鹿山》、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长篇小说如李亚的《流芳记》、王甜的《同袍》以及王凯、杨献平、李潇潇、朱旻鸢等人的写作，不但呈现出与前辈军旅作家迥异的文学风格，也区别于社会上过于关注庸常生活的同龄作家(列举出这些年轻军旅作家的名字以后发现，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每个人的写作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绝不类似)，有血有肉、朝气蓬勃，预示着一种新的具有无限可能的军事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裴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