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时代 贴近生活

　　文学总是要跟随时代的，所谓“文学是时代感应的神经”、“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散文这个文体相对来讲比较轻便自由，写作的周期短，与小说、电影、戏剧等文艺样式相比，同社会时代贴得更近一些，散文大类中的杂文和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不但近距离，有的还是“同步”而行。

　　当然时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同变动着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这就要求散文作家一方面要关注时代，另一方面又要注意观察在时代精神引领下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状态和变化。作为军旅作家，对今日时代军队的使命任务要做到胸中有数，而新形势下军队的工作又是多方面的、很具体的。现在是和平年代，而且进入了信息时代，军队的具体任务和运作状态与战争年代不一样，与一二十年前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别。军队作家在写作活动中要敏锐地了解今天部队的新动向、新变化、新面貌，掌握新鲜的具有时代感又契合部队实际状况的创作材料。

　　对于文艺作品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功能、对象等，这些年来社会上是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的，而且确实有一些人对于生活、时代、责任感等已不怎么愿意提及，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正是文学作品的根本所在。远离时代、远离生活、远离读者的“象牙塔”文学，只能是自赏文学、小圈子文学，难以为时代和读者所接受。莫言的作品是适合读者的，也是适合这个时代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莫言一方面拥有十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积累，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大都有对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在里头。莫言的作品以小说居多，也写了不少很好的散文，他的时代感，他拥有那么多的写作素材，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对于生活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可以把握两个层次。第一是开拓视野，尽可能多地增加对生活的接触面。作者如果只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生活天地，上班、下班、办公室、马路、小家庭，所谓“生活积累”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扩大视野并不等于一定要满世界的跑。每个作者生活在具体的部队里，生活面总是有一定局限的，但这并不影响你对尽可能多事情的了解与把握。这是因为任何具体的生活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外界有广泛的联系，只要“有心”，就不怕捕捉不到生动的素材。当然如果有条件“走出去”，接触更为广阔的生活景象，开拓视野、丰富阅历，这对作者眼光、思路的延伸和拓展也都非常有益。第二在接触生活中还需要多思考、多“开掘”，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生活是一口井，越开掘越深”。这个比喻说明了开掘对于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重要性。世间万象，人生百态，不近距离、零距离地进行深度观察，往往把握不了其实质。抓不住实质，又要写它，那么，犯皮毛、肤浅的毛病就在所难免。军旅散文家中，周涛写西部生活，王宗仁写青藏高原，都不是浮光掠影地写，也不是漫不经心地写，而是对写作素材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和“开掘”，抓住了现象掩盖下的精神实质。藏羚羊是一种高原动物，许多人看到过，但王宗仁有他自己的独特观察和思考，所以他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高原精神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笔下的藏羚羊就非同凡响。实际上，目前有条件运用现代交通工具“行千里路”的文艺家很多很多，但并不是凡行了千里路的文艺家都有好作品问世，就是这个道理。作为文艺创作者，“行路”之中，必定要比一般的观光客多一些心眼，或者说要有“第三只眼”，要有“第六观感”。

　　这些年来，文化形态、文化存在方式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变化很大，散文的变化也不小，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学创作中一些刻板模式的冲击，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探索和变异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脱离生活脱离读者的倾向。当然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能作出简单化的评析。这些年出现了许多“心灵”散文，其中也有写得好的，但确实有不少“心灵”散文因为过于“空灵”而难以为读者所接受和认同。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来说，文学作品是在作家思维主体对社会存在客体感受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的内心世界与周围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灵”中有社会现象的折射，只要不是有意回避“心灵”对于现实社会的联系，“从心灵到心灵”，或者用变化的心理观察社会，还是可能写出有一定内容的作品来的。一些文笔不俗的“闲适文学”，也有一定的读者群，所谓“小女人散文”之中，有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不过私人化写作中确实有不少虚无缥缈、光怪陆离、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多数人看不懂，这样的作品因其谈不上有多少传播面，所以也谈不上有多少社会价值。最近几年，不论是小说和散文，都在摆脱一些浮华不实的东西，向好的传统回归。例如小说重新讲究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散文重新看重真情实感等，这些都让我们明白应当坚持什么，放弃什么。(汤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