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被“现实”遮蔽的真实

　　对裴指海来说，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辛复杂的工作。为写作长篇小说《往生》，查阅电子文档达千万字以上。但同时，文学创作又是很简单的事情，“文学就是发现被‘现实’千方百计遮蔽的真实。所有的文学都是在试图重新建构一个真实的世界，把作家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感受告诉相信他的读者。”裴指海这么说，他也这么做了。

　　迄今为止，裴指海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主要聚焦于两类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相对而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作者着力最深的一个领域。“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所描绘的战争无不洋溢着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浓厚气氛，抒写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壮丽图景。这幅图景无疑忽略了历史脉络的复杂性、战争的残酷性与人性的丰富维度。新时期莫言、刘震云、苏童、格非等人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以人性与欲望的混沌莫名为依据冲击了“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阶级论视野下泾渭分明的历史图景，但“新历史主义小说”所秉持的解构主义观念与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冲击传统创作模式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还原历史真相的虚弱与无力。

　　裴指海的野心恰恰在于带领读者跨越时空，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作为一个“70后”的作家，裴指海与同龄人一样，与那段历史相隔久远，但一次特殊经历点燃了他探询历史真相的激情。从2000年开始，他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参加了一个军史写作班子。老兵们无所顾忌的内心剖白、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和大量相关资料的研读，使裴指海对于那段历史和“战壕真实”的把握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除了反映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往生》外，自2007年以来，他创作了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中短篇小说。

　　从内容上看，这些小说又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作品旨在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国民党军队官兵形象的丰富性。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交织着国共两党之间的博弈与对抗、和与战，对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果缺乏全面、客观审视的勇气和还原历史复杂性的耐心，就无法写出真正无愧于历史的作品。中篇小说《雪地上的蚂蚁》还原了淮海战役的残酷场景和双方为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对于作者而言，以连长、伍排长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兵和解放军官兵身上都体现了军人的热血与英勇。同时，作品还超越了意识形态界限，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珍重与强烈的反战意识。连长一直想念着爱人罗小姐，伍排长则念念不忘寻找自己在敌营中的兄弟，残酷的是，最终兄弟相会之时也是他们永别之日。作品表现了战争对爱情、亲情和个体生命的摧残。无数青春的生命在冰天雪地中死去，如同雪地上的蚂蚁。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它的发生对于人类而言首先就是一场灾难。

　　中篇小说《勇士》叙述了左右不分的国军士兵陈傻子在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中神奇地发挥投弹天赋，英勇杀敌，最后光荣牺牲的故事。小说表面上塑造了一个傻子形象，其实体现了抗日将士们和陈傻子一样，一心杀敌，义无反顾，他们身上的“傻”气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体现！小说中陈傻子的故事是由前国民党军队连长李茂才讲述的，李茂才身上也体现了一名抗日老兵珍视战友情意、淡泊名利的高贵品格。此外，《苍蝇》《蝴蝶翩翩》都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伦情感的戕害。

　　第二类作品表现了革命历史的纷纭复杂和对革命者身世的慨叹，提示我们历史绝非教科书所宣示的泾渭分明、二元对立，而是混沌复杂、旁逸斜出。革命与反革命、崇高与卑劣、光明与幽暗、真实与谎言往往交织缠绵、难解难分。《麦城叛》带领我们直接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历史现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力求展现人物形象的多面性。比如，在表现农民军人形象时，作者并不回避表现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些问题都不能掩盖他们革命信仰的坚定。王大队长有着较高的军事素养，却因为爱上了地主的女儿，将私情、私利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不惜背叛革命。周子英的女儿周之诺因为地主爷爷的惨死而伤心，但她真正的身份却是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打死叛徒王大队长，却被组织误认为叛徒而被杀。小说在短短的篇幅里编织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力图以当代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发人深思。

　　《兔子快跑》展示了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连环计。富家公子班果舍生取义，接受军统头子戴笠指令实施“兔子”行动，赴南京刺杀汪精卫。即将与汪精卫见面前，却被旅馆伙计告发。伙计的真正身份是军统潜伏人员，他之所以举报班果也是奉戴笠之命，想在汪精卫接见他时发起攻击。不料他的身份早就被汪精卫的特工队长马良掌握，“兔子”行动彻底失败。抗战胜利后，马良交代自己也是奉戴笠之命潜伏在汪精卫身边，戴笠让他破坏兔子行动意在获取汪精卫的绝对信任。班果、伙计等人一心锄奸报国，却不知自己只是棋盘上的一粒棋子，马良之言若属实，他的辛苦经营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历史真相诡谲莫名，革命者的身世令人唏嘘！

　　第三类作品则表现了战乱年代造成的人伦道德与人性的悲剧。中篇小说《木扎》、短篇小说《那年门前过大军》在表现历史的曲折与幽暗时，有意尝试展现一种荒诞的真实。比如《木扎》中的“恶霸地主”余向我恰恰是木扎最善良、最勤劳的人，而最懒惰的张德生因为家里最穷倒成了农协主席，成为木扎的主人。硬性摊派地主、残酷的斗争方式、逐渐扭曲的人性、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崩瓦解，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些作品在尤凤伟的《合欢》《小灯》等“新土改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这一题材领域的深广度。

　　除了沉浸于历史的光明与幽暗，裴指海也经常把目光转向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在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他的主人公往往以军人为主，但作品表现的题旨又超越了军营的范畴，指向整个当代社会的精神症候，这些作品因此或许可以称为“泛军旅题材写作”。其中，《亡灵的歌唱》和《李雷和韩梅梅》这两篇尤具代表性。

　　《亡灵的歌唱》以超现实的方式讲述军校学生“我”不幸溺亡后，在舅舅的操作和村人的配合下，变身为见义勇为牺牲的烈士，由此表现了当下社会普遍的“造假”风气和人们对此现象的习以为常，并有力揭示了乡村社会文明进程的迟滞。小说所展现的现实不乏荒诞之处，比如烈士这样神圣的称号，居然有人存心造假，并且一举成功；“我”救助女大学生本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却因此成为全村的公敌、父母的耻辱。《李雷和韩梅梅》改造了时尚话语中的人物形象，赋予其深刻的主题内涵。军官李雷因为送给偶然相遇求助的韩梅梅300元车费，成了整个营区的笑料，并影响了自己的晋升。当李雷明白自己受骗后，他以韩梅梅的名义给自己寄了300元，从而挽回了自己的声誉。这些情节无不充溢着荒诞的意味：诞生雷锋的部队居然因为一个人学雷锋将他当成笑料；受骗者只有通过欺骗别人才能挽回自己的名声。小说对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机制的损害做了深刻的剖析。

　　裴指海的现实题材小说与历史题材小说中的故事经常发生在一个叫“麦县木扎”的地方，人物名称也经常穿插使用，使这些文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互文本”。这也使我们因此看到“麦县木扎”这个小村落的前世今生，建立起一种对时代流转与社会变迁的整体观照，或许这是裴指海的又一匠心所在。

　　在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领域探询真实的不懈努力，加上狂欢化风格的长篇小说所充溢的旺盛的想象力与卓越的文本建构能力，使我相信这位青年军旅作家正走在一条写作的康庄大道上。(郑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