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父母在清华大学工作,虽然子女较多,生活温饱基本不成问题。可是,1957年,在一场被称为整风运动的“阳谋”中,父亲在会议上发了几句言,竟然在次年被补戴上了帽子,工资连降4级,家里的生活一下遭到了困难。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拿出一副钢板、铁笔和一卷蜡纸,坐在桌子前面。原来学校里有大量的讲义要刻印,住在西院的一位教师的父亲,大约60多岁,我们称为刘伯伯的,承揽了这项业务,然后找一些写字好、会刻钢板的人,分别交给他们一些任务,父亲也通过他承接了一些刻写工作。于是每天晚上,父亲都要伏在桌前,认真地刻写讲义。写字本是父亲的强项,他的书法很有功底,尤其是小楷,更是他的特长;但是刻钢板和写字不完全一样,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要领,用力要均匀适度,劲小了刻不清楚,劲大了把蜡纸刻穿了也不行。另外绘图难度更大,清华是个工科学校,讲义中机械图、电路图等很多,还有一些数学、物理公式等都很复杂,有大量字母和符号,很容易搞错,但父亲非常细心,错误很少,万一刻错了一个字或符号,就点燃火柴,用余烬小心地把错字处的蜡纸烤化,等冷却后再把正确的字补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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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文,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