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及其个人经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22日08:15 陈晓明

  周志雄的刻苦勤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11年,周志雄申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后,在提交给我的材料中,看到他已经发表了90多篇论文,出版两部专著,还有两部正待完成的书稿。这些成绩让周志雄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此番读到周志雄的书稿《张洁论》,看出周志雄读书写作下的功夫,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张洁是中国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家,她在当代中国人的情感自主表达方面开了先河。《爱,是不能忘记的》如一个时代对人的情感探究,对爱情主题开启禁区的宣言;而她后来的《无字》对爱情截然不同的表达,不只显示出一个老作家的深刻思考,而且也反映了文学对人性、对一个时代精神观照方式的深刻变化。诚如周志雄所指出的那样,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张洁的研究相对要冷得多。这或许是因为张洁贴紧时代表达的主题已经时过境迁;或许是因为张洁始终在人性人情的基本问题上做持续的探索,只是深化而无爆破。当代文学研究界没有从张洁的作品中发掘出新鲜的话题,而依然要做常规平实的研究,要出奇出新就很困难。或者要把常规问题做得扎实,做得到位,就要下相当的功夫。这就考验出周志雄做学术的平实、耐心和韧性。

  周志雄这部《张洁论》的价值,体现在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张洁创作的方方面面。迄今为止,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有几本论张洁的专著,但延伸至她21世纪初期的全部作品的还比较少见。虽然关于张洁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但专著实在不多见。周志雄这部书稿,就可以算是很全面研究张洁的成果。显然,从张洁的生平创作道路的起步、转型到成熟,张洁代表作的详细分析,张洁作品的重要的主题、艺术风格,以及与时代的关系,周志雄这部书稿都做了全面梳理。

  周志雄对张洁的整体把握是很到位的,他的总体评价对张洁充满了感情:他写道:“她以爱和美的构筑走上文坛,她第一个以全景式眼光展现时代改革的艰难。她不断地抛弃过去,从温文尔雅到尖酸刻薄,从现实抒情到现代写意,从寻找生活的答案到呈现生活的悖论,她的作品总是在不断地挑战着自我的艺术潜质,不断寻求着艺术的创新。”周志雄认为张洁把全部的生命情感投入写作,“能将十余年浸泡在一部作品中”,是一个有着世界文学视野,又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世界的作家。周志雄表示,对张洁的研究,就是“对整个新时期文学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微式的考察”。

  周志雄这部书稿紧紧抓住张洁与时代互动关系来把握张洁创作的特征,这是很有见地的做法,也符合张洁创作的实际。张洁在“文革”后步入文坛,已经年届不惑之年,她一出手的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就引起极大的反响,几乎唱响了新时期人道主义的序曲。“伤痕文学”在揭示“四人帮”的祸害时,张洁深入到更深层的人们的内心,去写出人们内心的渴求。这就具有开启时代未来面向的积极意义。周志雄同时也看到,在“伤痕文学”的群体中,在归来的“右派”对“文革”的反思性批判中,张洁有所不同,她与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她虽然不是“右派”,也没有“右派”们的身体的直接创伤,但她有心灵的压抑的感受。这使她更深刻地从人性的要求,人的价值尊严去思考对“大写的人”的书写。

  确实,整个1980年代的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几乎也是在回答时代给出的问题。经历过批判“文革”的阶段,中国面临实现四化的现实召唤,张洁也投身于改革文学的创作。她试图用她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优势来创作改革类的文学作品;在多方鼓励下,张洁创作了《沉重的翅膀》。这部小说无疑是时代的产物,依然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那种叙事模式,大题材、大问题以及社会性。它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明显的:人物性格打上了时代需要的印记,他们似乎都是被改革这个时代课题决定了性格的正面和反面、进步与落后、善与恶的对立等等。周志雄出于对张洁的偏爱,也试图给这部作品以更富有艺术性的解释,例如,这部作品内含丰富的女性对家庭生活伦理的表现。这当然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我们通常会揭示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底下,依然有一定的文学性含量,从《三里湾》《创业史》《三家巷》,甚至《艳阳天》这些作品都可以看出。 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我们对此却会从另外角度来论证同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被看成是启蒙主义意识浓郁的文学,总体上这也没有错,但其文学思维方式、文学的表现方法却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在前进与落后、正面与反面、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来展开叙事。即使像张洁这样的女性作家,这样试图给予个人化的经验介入小说叙事的作家也依然难逃这个时代的印记。

  周志雄注意到,张洁从《方舟》《七巧板》《祖母绿》开始,更自觉地要以个体经验介入时代的问题,要以个体经验作为小说叙事的依据。周志雄在把握张洁的创作与时代关系及其变化时,颇为敏锐。周志雄写道:“在此我们又不得不做这样一些猜想:张洁就是这样一个离婚的知识女性,她的写作无疑具有某种现实体验的成分。《方舟》发出的声音是:‘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实际上,张洁转向个人经验写作,也是与时代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不再起支配作用有关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一方面意识形态冲突内在化,也就是冲突更加深刻并向内转,其结果必然导致原有的总体性解体。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自己去寻求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源,不再是只把批判性思维对准“四人帮”或“文革”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在人道主义、人性论以及启蒙的精神方面有更深刻的拓展。主体性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更多的思想资源涌进中国,势必造成思想多元分化的格局。在这一时代转型过程中,周志雄看到张洁个人经验介入文学叙事的路径,他解释了张洁后期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也探讨了她的局限性。

  但有一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提出再加深究。像张洁这样的作家,后期也转向个人经验的写作,她晚年的《无字》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作品,再度获茅盾文学奖;但客观地说,似乎还没有抵达更高水平。我们说的更高的水平,也就是在思想内涵的深刻、思想资源的丰厚、艺术表现手法的张力等方面,显出更大的气象和更具有冲击性的力道。当然,要求一个60多岁的老作家始终具有旺盛的创造性,具有超一流的艺术爆发力,也确实不现实。但我们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探究还是合理的。张洁后来的小说,不只是《无字》,略早些时候和同时期的作品,如《红蘑菇》《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四个烟筒》等等,这些作品并不期待“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着力描述一种破败、苍凉的现实,两性之间相互的仇恨、隔膜更突出了,作品多了冷硬、刻骨的苍凉之感”。周志雄的这些分析抓住了张洁后期创作的特征,但是,如何评价这种特征,分析她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作用,则还有待深入讨论。

  确实,张洁后期的作品对两性的冷漠和敌意表现得相当充分,甚至过于充分了,因为她乐意以这种二元对抗的敌意来建构男女关系,并且也成为她的小说隐含的基本叙事模式。但问题在于,张洁回到个人经验或直接体验之后,她并不想超越这种体验,不想在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关系中来思考男女关系。个人的直接经验对于她来说太沉重了,她回到了她的精神深处,但这是她个人自己的苦痛之乡,有点深陷于此,这无疑妨碍了她在更多样的结构中来思考男女关系,思考人的关系以及人作为社会存在的那种复杂性。

  事实上,不只是张洁,张洁的同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突然从时代的中心撤退下来,几乎是重新书写个人的记忆。王蒙、从维熙、鲁彦周、张洁、张贤亮、蒋子龙……他们在晚年时期都有相当棒的作品问世。王蒙的创造力几乎是超常地旺盛,“季节系列”之后,还有《青狐》等作品,令人惊叹;鲁彦周有《梨花似雪》……这些作品竟然都是才气纵横,挥洒自如。但是,这些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紧紧依附着自己的个人记忆,入于内也囿于内,纵横捭阖也没有更有力地跳出个人记忆/经验的圈子。

  这当然是一种苛求。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方式,有一代作家的使命,也有一代作家的限定。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可以在文学向内转之后,转向个人的经验的同时,也能与更为广阔复杂的历史对话,20世纪50年代作家群体确实要比三四十年代作家群体来得更为有力,如莫言、贾平凹、张炜、刘震云、阎连科、王安忆、铁凝、韩少功、阿来、李锐等等,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后浪推前浪。正是三四十年代作家哺育了后来者,挡住了后来者的去向,20世纪50年代才在个人与历史的对话中要另辟蹊径,去开掘更深远的思想和美学的场域。很显然,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也在寻求更有内向力的突破,他们回到个人经验的写作中,开掘出个体经验与某种想象力和思想性混合的内涵元素,那样的汉语文学品质,可能具有更强大的伸展力。对于中国文学这方面的特质的论述,相信是周志雄这代学者的任务,当然这是一项艰苦长久的工作。周志雄谦虚好学,到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一再表示要寻求自己学术方法的突破路径。他勤于思考,相信他会做出新的成果,并且在阐释中国作家作品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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