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格律化生存

　　闻一多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倘能抛开那些个关于性别的庸俗渲染、界定而直面其作品，当知我所言非虚。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有个结论，说性别乃是文化的构造。虽然闻一多未必有这方面的自觉，但纵观其一生的言谈举止、为人作文，那强烈的男子气大体可以笼住其所有的片段，得到一个近乎完整一致、独特鲜明的闻一多式的identification。

　　最早提出类似看法的是苏雪林，这位跟鲁迅较劲了半辈子的偏激奇特的作家，在上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一篇颇有分量的闻一多诗论，倒是持论平和，识见不俗。她说，“在文学革命的过渡时代，鲁莽毁烈的现象本不能避免……诗坛之混乱更莫可诘究”，闻一多便是引导新诗走上正轨的关键人物。他的诗“气魄雄浑似郭沫若而不似他直率显露；意趣幽深似俞平伯而不似他暧昧拖沓；风致秀媚似冰心却不似她腼腆温柔”。这既是对闻诗的精到点评，又是对其人格、气质小心翼翼的勾勒描摹。文中列举的“精练”、“本色”以及“每首诗都是用异常的气力做成”等词汇、观点，亦带有一语双关的味道。在似与不似之间，我们能感悟到闻一多的精神轮廓。后世谈及闻一多时公认的诗人、学者、斗士三位一体的综合身份，此处已出现了两个：郭沫若似的诗人，俞平伯似的学者。至于跟冰心比较，的确是苏雪林的慧眼。看闻一多早期的《剑匣》《二月庐》《忆菊》等诗，藻汇华丽，出语奇崛峭拔，用“风致秀媚”形容着实贴切，但这不过是瞬间、迷人的错觉。于色彩、细节处敏感的女性，如苏雪林者，对此可能更容易会心。就在秀媚的诗行要向联想的格式塔——“此系冰心类的诗人”——坠落时，一个刚性、劲道的主体不期然地站了出来……

　　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这是《二月庐》的开篇。“二月庐”是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给自己浠水老家的书房所起的别名，每逢暑假，闻一多便在家中闭门读书，乐不思蜀(暑)。二月庐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诗作触笔清丽不俗，宛似徐徐展开一幅绝妙的中国水墨画。但端庄秀媚也就此打住，断不会发展到甜腻优柔融洽。不久便跳出这样的句子：

　　燕子！你可听见昨夜那阵冷雨？

　　西风底信来了，催你快回去。

　　今年去了，明年、后年、后年以后，

　　一年回一度的还是你吗？

　　啊？你的爆裂得这样音响，

　　迸出些什么压不平的古愁！

　　不祥的“冷雨”，“明年、后年、后年以后”的短促节奏，连同“爆裂”的刚性词汇，把之前的秀媚陡然罩住、塑形；于是风致转向了，现出简练的线条与刚毅的面目。闻一多诗作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是审美的(那似曾相识、让人怦然心动的陌生化)，亦是人格与生存样态的显露；它善变(罗隆基对闻一多的评价也是“善变”)，变得快，变得陡，虽然让人诧异但绝不轻狂，反而激发了主动去理解、承担它(他)的兴趣，甚至到了除非为这突兀的“变”开脱，才自觉是应当、正确的境地。而此前天真秀媚的一面也愈显真切、宝贵，仿佛感着了无常的疼痛。在《二月庐》中，那让燕子心烦的冷雨，亦敲在房主人的心坎上，他的不甘寂寞，他的爆裂与古愁……那个后来冲出书斋作《最后一次演讲》的人莫非在此已为自己的归宿预留了伏笔？他已然上路了吗？

　　要知道，这是个曾经一心钻研学术、疏于应酬的“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的雅号)哪！为什么明知会饮弹当场还要作此说？太多的应当，太多的不恤，太多的理由，太多的“诗”！凭青翼，问消息。花谢春归，几时来得。忆、忆、忆。

　　闻一多的名字是跟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据说闻一多系文天祥的后裔，这在《闻氏族谱》中得到了证实。虽然并非直系的，也算锦上添花、皆大欢喜的发现了。爱国由来有自，其中竟有血统的支持，简直形同完美的国族叙事的神话。然而闻一多的特别处，恰恰在于他扭转了我们对所谓爱国诗人的刻板印象，爱国者在他这儿得了一个生动的演示与诠释。他首先是闻一多，然后才是爱国者。这是就阅读感受的次第而言的；但落实到闻一多的创作，以上的次第恐怕要颠倒过来了：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闻一多。“中国”与闻一多的“个”之间形成了颇具张力的震荡，用闻一多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格律”。他的诗风、个性与命运的机关、枢纽，都蕴藏在“格律”一词中了。                朱自清这样评说闻一多：“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锼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其为情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爱国诗人。”“惟一的”的称谓，极重，极绝对。想起沈从文的一句话：“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二者大抵是一个意思。闻一多的“个”或生命，与其说来自主体恣肆的宣泄，不如说寄寓在他自觉、独特的收敛里：收敛于格律，收敛于传统，收敛于中国。某种程度上，诗人对格律的体认，亦是对历史、现实的体认，一种隐喻的诗学实践。或许应该这么说，正是由于有了将自身链接或嵌入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责任与自觉，才会有“格律”的提倡与践行吧。后者绝非单纯的修辞或诗学律令，而是生存情境或困境的本体性绽露。总感觉由闻一多提出“格律”，水到渠成得近乎宿命。它可视为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中的过渡或进行的表征：要有所为必先有所不为。只有领悟了传统，才能现代；首先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那敛于“格律”中的渊默、力量，构成了闻一多诗性与“个”的来源。

　　看一下脍炙人口的《死水》和《也许》。诗人把火气及丧子之痛压抑在整饬的诗行中，环境愈是丑陋，态度愈是欣赏，用词也端的灿烂、雅致(“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绝不破口大骂；内心愈是悲痛，口气愈是客观、平和(“我让黄土轻轻盖着你，我让纸钱儿缓缓地飞”)，绝不涕泗滂沱。读这类诗，心里偶尔会浮上恶作剧的念头：难道，他的心弦不会断吗？但他的沉着偏偏自始至终地保持着。常情的预期落空了，我们于是再次领略了闻一多的男子气。它附着在“格律”上。诗与人格的象征性交集在于共通的承担意识。诗接受格律就像下棋须有规矩一样自然；而“男子气”则通过对丑劣、痛楚的超强忍耐与体面的反抗显现出来，一种抗击打力的别名。以此来看闻一多“戴着镣铐跳舞”的言论，其内涵便不限于新格律诗的写作境界，亦指向男子气概的塑造与锻打。“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镣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在闻一多的生活与诗歌创作间，并无内外的界限。“格律”的提出，不仅是针对新诗自由混乱局面的轨仪矫正，更显示了寻找自我“秩序”的憧憬，那是对自身的修葺、锻造与提升。按照闻一多的理解，格律系指form ，一种予以成形的规矩。格律和节奏密不可分。在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学习时，有两位外国教师曾盛赞闻一多，“你本人就是艺术品”，并夸其“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这是生命格律化的成形效果吗？

　　在给臧克家的一封信中，闻一多写道：“我只知道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发射出光和热来。”就燃烧喷薄的火而言，倘要免去其死亡的无谓与破坏力，实需要“格律”来铸型下的：在一定的范围内，燃烧适得其所、其宜。由此启动了闻一多一生的命运，他注定要将自己不断地置入某个正当的格局中，然后痛快淋漓地燃烧殆尽。自然，这过程绝不尽是惬意的。闻一多的情感生涯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1921年，22岁的闻一多奉父母之命与姨表妹高真结合。这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包办婚姻，此前二人仅见过一面。闻一多本不愿如此草率地结婚，但拗不过父母与孝道的观念，最终还是屈从了。突如其来的小家庭让闻一多的情绪一度低落到极点，他曾宣告：“情的生活已经完了，我将以诗为妻，以萤为子”，“浪漫‘性’我诚有的，浪漫‘力’却不是我有的”。新婚5个月后，闻一多赴美留学。让人诧异的是，他一路情书不绝。父亲担心儿女情长会耽搁他的学业，将信件悄悄没收了。闻一多得不到妻子的回音，忍无可忍，在信中写道：“你死了么？”这时高真方以实情告之。1923年寒假，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世了。闻一多闻讯后，奋战五昼夜作《红豆》50首。一个光心霁月、深情缱绻的闻一多，跃然纸上：

　　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万能的鞭丝啊！/叫我们赞颂吗？/还是诅咒呢？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么看也看不出团栾二字。

　　诗中并未回避包办婚姻的尴尬，“鞭丝抽拢的伙伴”便是这难堪、困惑的提示，也惟其如此，方显相思眷顾、彼此体认的可贵。没有惯常的抱怨与自怜，这自可看作闻一多对夫妻情感的精心培养；但从另一面看，这种行为本身，何尝不是一首荡气回肠的人生格律诗呢？在“包办婚姻”的苛严“格律”中，闻一多谱写了他最真挚动人的爱情，酿造了美的“小巢”(他有诸多“诗化吾家庭”的主张、举措)。这跟《也许》中的抒情方式多么想像啊！至于那“包办”的“格律”，虽让人不悦，却也是“正义”的，诚如闻一多在婚后对父母的表白：“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到后来他与高真的相携、厮守中，这最初的“格律”已全然被消化、忘却了。

　　这种由内而外的“格律”精神与诗歌创化，与古人精蕴天然合拍。中国传统的诗学评价体系里，描述修辞风格的语汇大多可兼用于人，《文心雕龙》中的“风骨”便是一例。“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这几乎可照搬用在闻一多其人其诗上。不难体悟，闻氏“格律”的诗学主张与“风骨”之“骨”大体相当。在闻一多看来，美不是独立空幻的存在，美的言说须借助“格律”的激发。只有接受现实的束缚、重压，才能感受到美的理想与必要。而在对实际缺陷的忍耐及忍耐中的反抗里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大约就是美的最高体现了。

　　这种格律精神亦渗透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中。他在《诗经》《楚辞》《周易》及唐诗方面多有建树。如果从实际的工作来说，其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训诂、考据上，或可称为学术的格律建设？以《楚辞》研究为例，闻一多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这亦可视为他全部学术研究的思考框架。闻一多的考据既严谨又胆大包天，郭沫若曾赞“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详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是无后来者的。”《〈诗·新台〉鸿字说》系名噪一时的考据文章。“鱼网之说，鸿则离之”，历来将“鸿”训为鸟名，以为是“鸿鹄”的“鸿”。闻一多反问：鸟为什么会掉在渔网中呢？他从多面考证，最后将“鸿”训为蟾蜍。如此，下了渔网，捕到一个癞蛤蟆，诗意就贯通了。本来研究至此可见好就收的，孰料10年后闻一多忽然宣布，“鸿”似乎仍以“训为鸟名为妥”。这种求真的戏剧性与他为人、作诗的“善变”一脉相承。钻研考据的“格律”，是为了引出“诗”，给胸中那团变幻不定的火苗“赋形”。这在他对《郑风·溱洧》(曾被斥为“淫奔者自叙之词”)的诗意阐释中表现得尤其触目：

　　时常有年轻的男子出现……他们都是怀了猎户的野心，而磨利了眼睛的。他们的矫健的身手和有力的臂膀足以擒一个温柔的野性的小动物而有余。他们永远在注意的尖端上辽望着，等候那样一个机会……

　　这究竟是《诗经》之“诗”的还原，还是闻一多心中之“诗”的借“体”发挥呢？纵观闻一多的一生，学者的时期最长，诗人次之，斗士的时期最短，但影响力却正好颠倒过来：斗士最为人津津乐道，次之诗人，最末学者。究其实，诗人、学者、斗士在闻一多这里并非孤立隔绝、历时发展的人格标签，而是彼此修饰限制的共时性构造。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格律派诗人。

　　关于闻一多的斗士形象，已谈得很多。显然，那个拍案而起的演讲者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的。近日重读他的《奇迹》，其中几句实可作为其临终的示现或谶语。若先生在天有灵，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吟出的恐怕就是这首绝唱般的“奇迹”：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

　　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

　　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

　　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过来

　　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

　　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

　　肃静，(日，月，一切的星球的旋动早被

　　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奇迹降临了。在民族大义与死亡的“轨仪”中，火山终于喷薄而出。这恐怕亦是闻一多一生写得最酣畅痛快的“格律诗”了，英雄气概与唯美之情被他完美地焊接在了一起。(李丹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