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闻一多致臧克家信

　　闻一多和臧克家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其亲密程度自不必说。《闻一多全集》(共12卷，湖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卷收有闻一多写给臧克家的三封信，写作时间分别是1943年11月2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10月12日。

　　在第一封信中，闻一多表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向臧克家表明没有及时复信的原因：“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但没有回信，一半固然是懒，一半也还有别的理由。”(2)表达对臧克家言论的不满。臧克家曾经诅咒过那些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对此，闻一多进行了反驳，并做出了解释。闻一多针对臧克家的指责——“《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也深表不满，他说：“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我插什么嘴呢？我是不急急求知于人的，你也知道。你原来也是那些人中之一，所以我也不要求知于你，所以我就不回信了。今天总算你那《流泪的白蜡》感动了我，让我唠叨了这一顿，你究竟明白了没有，我还不敢担保。克家，不要浮嚣，细细的想去吧！”显然，闻一多期望臧克家要深入了解原委，既不要“颠倒黑白，人家说，你也说”，也“不要浮嚣，要细细的想”。(3)诉说自己的学术理想、研究心得和文化心态。(4)表达要编辑一本新诗选的愿望，并向臧克家约稿。“关于《新诗选》部分，希望你能帮我搜集点材料，首先你自己自《烙印》以来的集子能否寄一份给我？若有必要，我用完后，还可以寄还给你。”

　　在第二封信中，闻一多向臧克家说明了自己的近况，澄清了自己被校方解聘的谣言，并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讲个痛快，但也不希望朋友对我过事渲染。我并不怕闯祸，但出风头的观念我却痛恨！”

　　在第三封信中，闻一多回绝臧克家来西南联大教书的请求，并阐明理由。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鲁迅给瞿秋白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臧克家和闻一多之间的友谊。在这三封信中，作为长者、师者的闻一多向自己的学生、挚友臧克家推心置腹地诉说了自己的心声，其情切切，其意绵绵。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三封信的内容对于研究闻一多在最后几年内的精神状态、文化人格和文艺思想，对于进一步认知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样态，都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既有助于验证、修补一些文学史的结论，也将有助于纠正廓清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闻一多认同“何妨一下楼主人”的称呼吗？

　　1938年5月4日，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其文学院设在蒙自，闻一多在此授课，住教员宿舍，专注学术研究，因为常常不下楼，被同事们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在知情者心中，这是对闻一多学术敬业精神的礼赞，在旁观者看来，这是对其故纸堆生活方式的反讽。显然，闻一多对臧克家的指责深表不满，觉得臧克家不了解自己十多年来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当这种很宏伟的愿望被身边人曲解成“故纸堆里讨生活”、做与世无用的学问时候，他自然是很委屈的。因此，他在信中着重强调了自己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深层原因——“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冤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鱼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这是我要抗辩的第一点。”并且他也说明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愿景——“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可见，“何妨一下楼主人”所做的都是一些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大学问，不是雕虫小技，也不是故纸堆的旧风景。实际上，他的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研究，知悉民族的过去，以服务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神话、《诗经》、庄子、周易、楚辞、唐诗和古代文学史分期的研究，再加上他在新诗理论、话剧、美术、篆刻、古文字、考据等方面的贡献，都足够证明他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已不仅仅是着眼于一己的喜好，而是超越了个人与时代的、着眼于中华文化整体建设之需要的宏伟目的。只要看看他对远古神话研究的成果，特别是他那未竟的有关四千年文学史写作大纲的内容，大概明白，这样的成绩或理想只有像郭沫若、臧克家那样的“球型天才”方才做得出。《闻一多全集》第12卷收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一文，足见其学术之宏愿，只可惜，这部愿景中的著作——即闻一多在信中所说的“……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随着他在1946年的喋血而中途夭折，实在让人遗憾备至。

　　学者身份是对闻一多的核心界定吗？

　　通常，我们认为闻一多有三个身份——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但在我看来，学者身份是据为中心地位的界定。从1931年创作出长诗《奇迹》后，他就基本停止了新诗的创作，全力转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一直到1946年去世，还尚有一大批课题没来得及做。总共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有9卷是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楚辞校补》《管子集校》《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等是其最富有代表性、对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的专著。他在文献学、文字学、新诗理论上的才华、创新能力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远超新诗创作。郭沫若曾经在《〈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1948年版)一文中说：“这样一位富有生命力的天才，我隐隐感觉着，可惜是用在文字学或文献学这方面来了，假如用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方面，不会成为更有益于人类的牛顿或爱迪生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指出闻一多早年对庄子的崇拜、对屈原的研究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也似乎说明，闻一多早在从事新诗写作的1920年代就已经在学术研究和新诗创作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流露出了向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转向的痕迹。

　　“民主战士”这一身份的界定是在其逝世后的当年，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学生报》《人民英烈》(图书)等媒体为中心，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人言论的深度影响下，在广大民众对国民党及其主导下的政府极其不满的情况下，才被迅速界定并广为接受的。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学者)身份的闻一多何以从事政治运动了呢？其实，这种转向也是他十几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使然，也即他在信中所说：“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愿景中的书写“一部文学史，或一首诗(史的诗)”的理想，到了1946年转成了实实在在的争取民主的政治运动了。

　　学术研究成果为他的新诗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和理论支撑。不必说《诗经》、庄子、屈原及楚辞研究为他的新诗创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资源，只要通读《唐诗杂论》中的那些考据式的、思辨性的学术论文，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他对宫体诗及其韵律体系的详细梳理与考证，对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岑参、李白、杜甫、孟浩然、贾岛等代表诗人的全面深入研究，直接启动了1920年代“新格律诗”理论探索与实践的步伐。当诗人们都在隔绝传统、效仿欧美进行“新诗革命”的时候，闻一多将唐诗的韵律体系和家国情怀，引入到现代中国的文化血脉里，再次复活了它们的生命，推动了汉语新诗的发展。不妨说，闻一多是从浩繁的古代文化中，找到了嫁接古今的诗歌路径。

　　他的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古为今用”，而且是“化用”、“活用”，而非信中所说的故纸堆里的“死用”，比如对杜甫的研究。杜甫的文化人格及律诗创作对闻一多的影响至深至巨。他与“致君尧舜上”的杜甫不仅在爱国思想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诗歌艺术探索上也有心灵的相通性。我觉得，他的新格律诗理论的直接来源就是借鉴自杜甫的律诗，因为唐代诗歌成熟的标志就是律诗，而杜甫的创作又是律诗走向高峰的标志。对比杜甫的《登高》和闻一多的《死水》，这种继承是非常明显的。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死水(第一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前者被前人赞为“杜集七言诗第一”(杨伦《杜诗镜铨》)或“旷代之作”(胡应麟《诗薮》)，可谓“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胡应麟《诗薮》)。后者被认为是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试验的作品。两者在诗歌形式上具有一致性，真正体现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因此，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还要归结到唐诗韵律体系上来。不过，所不同的是，古典的韵律是固定的，闻一多的韵律是灵活的，多变的，形式多样的，因而也是富有生命的。

　　《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吗？

　　《红烛》《死水》是闻一多的代表作。前者共103首诗歌，写于1923年以前，1923年9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者包括新诗28首，写于1925年至1928年的3年间，1928年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真我集》共15首，未公开出版。另外，还有《集外集》27首，《译诗》32首。闻一多是继胡适倡导“白话新诗”之后，与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学”、郭沫若的“情绪诗学”(也称“内在律”)并列存在的、将中国新诗扎实向前推进一步的现代诗人。

　　不过，也不断有人指出他的缺陷。邵冠华就认为：“闻一多的《死水》的长处是深刻和沉静，短处是太整体和太呆板。”(《现代文学评论》1卷2期，1931年5月10日)罗念生指出：“《死水》虽是没有词的气息，可是旧诗的味儿却带得很浓重。”(《文艺杂志》1卷2期，1931年7月)此后的批评也不断涌现，在此不再举例。在所有的批评中，臧克家所说的“《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一说，深深地刺伤了闻一多的心。他反驳道：“天呀，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哪里。假如我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可以看出，闻一多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他不承认自己是技巧派，他觉得这是颠倒黑白的。

　　从1944年11月25日的这封信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认识：(1)闻一多并不认为他的这种探索就是纯形式的、纯技巧，相反，他仍然在寻找切合于自己诗性的技巧。不过，在形式和内容之间，他暂且还没有找到适合表达的形式，因此而陷入了苦闷。他说：“我只说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我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他觉得“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是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这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一向重视内容表达的，而不是单纯技巧类的东西。(2)“《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这种认定肯定是不妥的。形式本身就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美”理论付之于新诗的实验，也必然从诗歌的节奏、韵律、平仄、行距等方面最先做起，但是，这并不就表明他就只是在单纯的技巧上做文章。它依然是以内容为基础的灵活变动的诗体形式。闻一多在他的论文《诗的格律》一文中，对此曾有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闻一多认同“新月派”或“新月诗派”吗？

　　“新月派”、“新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闻一多被认为是该流派的代表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这样的文学史界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是，闻一多对此多有微词，不愿认同，有时甚至极为反感。我们可举两个例子加以证明。1932年6月16日，闻一多致饶孟侃信中说：“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以至于如此！”1937年6月，臧克家去清华大学看望闻一多，劝他重新写作新诗，闻一多说：“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得一看了！”(臧克家：《海——一多先生回忆录》，见1947年《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可见，闻一多对“新月派”这顶帽子并没有好感，或者说不认同这样的命名。

　　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社交团体，类似于学人之间的聚餐会，因而，也就没有共同的宣言与组织。闻一多1922年7月赴美留学，1925年5月回国，所以，根本不存在参加新月派的成立大会的可能性。回国后，他应徐志摩的邀请，加入新月社，但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并不具有任何的约束力。只是因为他和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的私交深厚，来往甚密，常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久而久之，就被外界定为“新月派”中人了。实际上，闻一多的诗歌风格、主题思想都与他们有着巨大的区别。闻一多早期信奉“国家主义”，倡导“新格律诗”写作，1931年全面转向学术研究，其活动轨迹也与他们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闻一多和新月派并不构成直接的隶属关系，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的，他的文艺思想也不属于任何一派。

　　从更严格意义讲，闻一多和“新月诗派”也无多大关联，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月诗派”的成立应该是以1928年3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新月》杂志为标志的。1926年围绕《诗镌》形成了一个诗人团体，文学史通常将之纳入“新月诗派”的叙述范畴，然而，它与“新月诗派”并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当时的参加人之一蹇先艾就说：“《诗镌》是几个爱好写诗的人发起的，根本没有成立什么诗社，与后来新月社在上海出版毫无关系，更不是一脉相承。”(骞蹇先艾：《晨报诗镌的始终》，载《新文学史料》，1973年第3期)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将第一个10年的诗歌分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却独独没有“新月诗派”一说。要知道，“新月派”、“新月诗派”的提法在当时早就出现了。既然出现了，为什么不说闻一多是“新月诗派”的代表，而说他是“新格律诗派”诗人呢？因此，我们觉得，当下，很多文学史在叙述“新月诗派”发展过程时，显示了知识性的错误和述史逻辑上的混乱。

　　臧克家为什么没有去成西南联大？

　　臧克家一直怀有去西南联大教书的愿望，但是，这一愿望遭到了闻一多的回绝。他在回复臧克家的信中说：“本年联大未添一人，因米贴名额教育部有限制。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足重你？你看远大点，勿再叨叨。”可见，闻一多不让臧克家来西南联大的理由至少有三个：一是联大的编制有限制，进人很难。二是战争期间，人人吃不饱，生计艰难。三是西南联大人才济济，臧克家资历尚浅，担心不受重用。但是，从“勿再叨叨”这一措词中，可以看出臧克家曾经多次向闻一多表达过去联大教书的愿望，此次遭到回绝，他肯定会感觉很不爽，也或许有点怨气。(张元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