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奇迹》

　　文学作品的题旨不清或者说有多种解释，应该是文学欣赏和研究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像闻一多的《奇迹》那样歧义横生、不同的观点达到13种(李乐平：《作为奇迹之〈奇迹〉的多种解读及其原因》，《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之多，确实也创造了现代诗歌欣赏与研究中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这除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之外，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人们对于闻一多怎样创作《奇迹》具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知道，闻一多的《奇迹》最初发表于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诗刊》创刊号上，而根据1930年10月—12月间徐志摩给梁实秋的书信与闻一多给朱湘、饶梦侃的书信可知，这首诗的写作应该是在1930年的12月初期。而到此时，闻一多不写新诗已经两年有余，他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一鸣惊人”地创造了《奇迹》？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诗刊》的创办者，同时也是闻一多好友的徐志摩曾经在1930年12月19日给梁实秋的信中这样说道：“十多日来，无日不盼青岛来的青鸟，今日从南京来，居然盼到了，喜悦之至，非立即写信道谢不可。诗刊印得成了！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得挤他点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捻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很明显，在徐志摩看来，两年多不写新诗的闻一多不但创造了写诗的“奇迹”，而且这“奇迹”还是他帮着“挤”出来的。在这里，徐志摩自鸣得意的言说并非空穴来风，他是有充足的事实作为根据的。因为自他“发心要印诗刊以来”，曾经多次给梁实秋写信，要他和同在青岛大学的闻一多都给《诗刊》写稿。其中，1930年10月24日的信说——“一兄与秋郎不可不挥毫以长声势，不拘长短，定期出席”，而11月底的信中则又表达——“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丛，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这就显示出，徐志摩不仅诚恳、急切地向闻一多约稿、催稿，而且还让身在左右的梁实秋进行督促鞭策。所以，当闻一多的《奇迹》寄到，他不但为闻一多的重握诗笔感到高兴，而且也为自己所发挥的“挤”的“神通之效”感到自豪。

　　不过，徐志摩自豪归自豪，但作为知情人的梁实秋似乎并不完全认可。20世纪60年代，梁实秋曾经写过一篇《谈闻一多》的回忆文章，他在引用了徐志摩给他的上述两信并肯定其“催稿”的同时，却又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感情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梁实秋在这里明告天下，《奇迹》一诗的创作并非志摩所“挤”，而是另有原因——那便是作者感情波动与内心折腾的结果。然而，这感情如何波动，特别是引起闻一多感情波动的女性到底是谁，主张节制和纪律的梁实秋并没有明说。当然，从同篇文章中梁实秋对于闻一多“把妻室孩儿送还家乡，独自留在青岛”的不解来看，这位女性显然不是闻一多“先结婚后恋爱”的妻子高真，而是应该另有其人。这样，主张节制和纪律的梁实秋虽然明确肯定了《奇迹》的爱情诗性质，但他又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关于这个神秘的女人，美国学者金介甫曾经在他的《沈从文传》中作过这样的注解：“沈在小说中可能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八骏图》中那位非常随便的女孩子，则可能是俞珊。她是青岛大学的校花，赵太侔的夫人。而教授庚，则可能影射赵太侔。据说徐志摩在青岛时曾经警告过俞珊，要她约束自己，不料这时闻一多已经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很明显，这样的注解只是一种可能性的猜测，它并没有提供作为传主的沈从文的任何文字说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虽然没有留下关于闻一多爱上俞珊的任何文字，但他却在1931年11月13日给徐志摩的信中讲到了发生在青岛的一场男女情感风波。他说：“方令儒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青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放不下这个她不相宜的一份。” 在这封信中，沈从文认为有些“悲剧”与“可怜”的是当时任教于青岛大学中文系的新月诗人方令儒，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让方令儒产生“幻想”和“悲剧”的人是谁，但如果再结合闻一多在《奇迹》写完后给朱湘、饶孟侃的信(1930年12月10日)中所说到的——“此地有一位方令儒女士……能做诗，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梁实秋在《方令儒其人》中所讲到的——“一多与令儒成了好朋友……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儒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以及《诗刊》所发表的闻、方两人的题目相似、内容和情调基本相同的《奇迹》与《灵奇》等诗歌作品来看，沈从文所指的很有可能就是闻一多！至此，我们就看到，林斯德给闻黎明的信中所说的“某些好事者的流言”也并非完全都是捕风捉影，而是多多少少的有些事实根据。这样，对于《奇迹》的创作来说，那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闻一多确实因为一个婚外女人而“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并且还因此而直接促成了《奇迹》这首爱情诗的产生。

　　当然，如果说《奇迹》仅仅是因为爱情而生、或者说其内容只是表达了爱情的话，那也并非完全客观。因为一部“奇迹”般文学作品的产生本来就不容易，而闻一多两年多的停笔也隐含着更多与更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就在上述闻一多给朱湘、饶孟侃的同一封信中，闻一多开头便十分激动地写到：“足二三年，未曾写出一个字来。今天算破了例。这消息自然得先报告你们。听我先谈谈，不忙看诗，因为那勉强算得一首长诗。《新月》三卷二号中沈从文的《评死水》，看见没有？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奋兴。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便拿《新月》最近发表的几篇讲，我们的门徒恐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着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一欢喜，这一急，可了不得！花了四天工夫，旷了两堂课，结果是这一首玩意儿。本意是一道商籁，却闹成这样松懈的一件东西。……毕竟我是高兴，得意，因为我已证明了这点灵机虽荒废了许久没有运用，但还没有生锈。写完了这首，不用说，还想写。说不定第二个‘叫春’的时期快到了。”这就可以看出，虽然闻一多详细描述了《奇迹》创作时的具体情景和反复表达了作品完成后无法掩盖的“高兴”与“得意”，但他重点强调的还是《奇迹》创作的直接动因与对新诗创作的深层反思与渴望。从闻一多描述的创作情景来看，那一“喜”一“急”正是《奇迹》创作时的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则直接由沈从文和陈梦家、方玮德们促成。一方面，“不犯任何嫌疑”的沈从文对于《死水》的长处与短处的中肯评价，使闻一多得到了一个“知音”与“不少的奋兴”和“欢喜”，另一方面，作为学生的陈梦家与方玮德的近期创作成就则使他担心“门徒”变“劲敌”，并且常常感到手里“捏着一把汗”。很明显，这样的压力既使闻一多直接创作了《奇迹》，同时还反映了他对新诗创作的深层反思与渴望。我们知道，闻一多1928年后的停笔并非仅仅是因为学术与创作的矛盾，同时还伴随着对新诗格律化的深刻反思。所以，当沈从文站出来进行肯定，他似乎又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和限度”。他渴望自己创作，也希望中国的诗坛繁荣、“丰富”。于是，他对新诗创作的艺术思考也就伴随着感情上的“涟漪”而同时进入了《奇迹》。(阎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