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文物遗存小记

　　在现代历史文本叙事中，闻一多的身份定位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名目虽不少，却不足以概括其广泛的志趣和渊博的才学。他从丰厚的家学承继出发，年满12周岁(1912年)时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7岁(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二月庐漫记》；22岁(1921年)时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23岁(1922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并与梁实秋合著出版《冬夜草儿评论》；24岁(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29岁(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此后则致力于中华古籍的整理挖掘，尤以《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之研究成果丰硕。短短47年生命历程，却在诗歌、绘画、书法、篆刻、格律研究、古籍整理等多种文化门类中都有重要建树。其人其才，堪称凤毛麟角，郭沫若曾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誉之。

　　如此华彩人生，理应遗存丰厚，而文学馆所藏中却并不多见。现捡拾其一二小记之。

　　《冬夜草儿评论》等初版本

　　翻捡《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知文学馆所藏闻一多著作单行初版本有三：《冬夜草儿评论》《红烛》《死水》。

　　《红烛》是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1923年9月初版。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内收《李白篇》3篇、《雨夜篇》21篇、《青春篇》17篇、《孤雁篇》19篇、《红豆篇》1篇，共计诗作61篇。

　　《死水》是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1928年1月初版。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内收《口供》《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什么梦？》《大鼓师》《狼狈》《你莫怨我》《你看》《也许》《忘掉她》等28篇作品。

　　《冬夜草儿评论》是闻一多与梁实秋合著的新诗评论集。1922年11月由清华文学社出版。内容为《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两篇长文，前者为梁实秋所作，后者出自闻一多之手。

　　《红烛》与《死水》乃闻一多代表作，其名之盛，可谓妇孺皆知，无需赘述；倒是《冬夜草儿评论》，因为是合著，事关闻一多与梁实秋两个人，则不妨多说几句。

　　闻一多与梁实秋，一个生于1899年年末，一个生于1903年年头。两个人都在年满12周岁时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比梁实秋实长3岁高三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都从小饱读诗书，都在清华这所从教育思想到办学方针、课程设置诸方面都具国际水平和现代色彩的学校里接受了新的知识，又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鼓荡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勇气和理想。虽然后来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们的确是因为共同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共同的文学追求走到了一起，其标志就是1921年“清华文学社”的问世。

　　“清华文学社”前身是“清华戏墨社”，那是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应儿子要求，出资在清华校园内组建的一个小小社团。初建时社中同仁钟情的是书法篆刻，两年后转向与人生关系更紧密的文学，“戏墨社”随之更名为“小说研究社”。闻一多加入后建议其再次更名，“小说研究社”遂为“清华文学社”所代替。

　　“对于诞生于新文学运动中的新诗，梁实秋与闻一多看法相同而且坚定。他们无条件地拥护诗歌革命，对新诗的诞生表现出无比热情。但他们又同时都十分重视诗之为诗的基本条件：美。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根据这种标准，他们激赏、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而对与《女神》几乎同时产生的几部诗集表示不满，其中包括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他们认为，像胡适‘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俞平伯‘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康白情‘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类的诗句太‘恶俗不堪’，是根本不可入诗的。”(见宋益乔著《梁实秋传——沧桑悲欢》)

　　这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两人分别写出了《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把自己对新诗创作的意见尽情倾诉：“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这情感充溢的文章先寄给了北京晨报副刊，结果竟如石沉大海，请求退稿也不见回音。正无奈之时，又是梁实秋的父亲解囊相助，拿出100元送给两位年轻人，使他们得以把两篇文章做成一本书出版。闻、梁二人的合作宣告成功，“清华文学社”也因此有了自己的“丛书第一种”。

　　此后，两个人都诗兴勃发，着力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演绎自己的新诗理论。一年多后，闻一多完成了他的《红烛》，梁实秋也写出了《红荷之魂》《题梦笔生花图》《落英》等新诗30余首，拟以《荷花池畔》为名结集出版。此时正远在大洋彼岸的闻一多视其为《红烛》的姊妹篇，越俎代庖为其设计了封面写就了序言，不料梁实秋却突然取消了出版计划。情况突变，原因不明，闻一多不禁顿足叹惋：“《荷花池畔》千呼万唤还不肯出来，我也没有法子。但《红烛》恐怕要叹着‘唇亡齿寒’之苦吧！”

　　写在《晨夜诗庋》上的《跋》及其他

　　文学馆的唐弢文库、薛汕文库和图书大库中，各藏有一本1937年4月初版、由北平佩文斋书店代售的《晨夜诗庋》。这是一本诗歌戏剧集，彭丽天著，32开本，竖行直排，3页目录，142页正文，4页《后记》与《跋》。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收《十三夜有梦》《秋夜飘流吟》《天颂》等短诗19首，下篇收童话诗《一个旧传的故事》和诗剧《庞琪》2种。

　　平心而论，在浩浩荡荡的新文学版本队列里，《晨夜诗庋》只能算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小兵，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站在被热情遗忘的角落里。而近几年来忽然受到关注，应该说最重要原因来自它的《跋》语——此为闻一多所写，其全文如下：

　　这是一个人六年中的成绩，其间也并未以全副精力费在这上面。但这里，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这里有着几条蹊径，似乎都未经人涉足。正因旁人不走，道上许太嫌冷落，所以这本书的出世，才需要我来凑凑热闹，说得郑重点，便是作个介绍。然而奇怪为什么作介绍的乃是一个对走任何道都无兴趣的人呢？说来却是一段因缘。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不料把他(还有不少别的人)邀到了那里之后，我自己却抽身逃了。我之变节，虽有我的理由，但想起这些朋友们，总不免感着一种负心的惭愧。现在丽天愿意将已往的收获印出，以告一段落，便为替自己赎罪计，我也不能不趁此说几句话。也许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罢！

　　此跋写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六日”，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其时闻一多正担任着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晨夜诗庋》的作者彭丽天则正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据刘福春博文介绍，彭丽天1911年2月生于广东兴宁。1931年考取青岛大学中文系，1934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后又读外语系一年。1937年抗战开始后回乡工作，1941年经闻一多介绍至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晨夜诗庋》既收入了他“六年中的成绩”，可知他“初碰见”闻一多是在1930年前后。那时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不久，虽已开始将目光转到对中华古籍的整理挖掘上，但“对新诗还是热心的”。“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正是由于他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诚如《跋》语所言，像彭丽天一样被闻一多“邀到了”诗国的青年“还有不少别的人”，与彭丽天差不多同时者就有最著名的两个——臧克家与陈梦家。

　　臧克家的家是“诗家”：祖父爱诗，父亲爱诗，族叔臧亦遽、臧武平也都爱诗……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用他人创造的形式抒发着自己的苦闷、矛盾、幻想和爱情。只是“事先既不作绸缪的苦思，事后又不下功夫删改”，所以诗作倒是写了不少，而真正走上诗坛却是在1930年夏天之后。“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这是臧克家写在国文试卷上的“杂感”，闻一多慧眼识珠，凭着这三句诗语，就把数学交了白卷的臧克家拉进了青岛大学。入学后臧克家揣着一沓诗作怀着一颗“雄心”第一次拜访了闻一多，一席话，十年书，从此闻一多的《死水》便装饰了他的几案、他的心头。3年之后臧克家在北平出版第一本集子《烙印》，“闻先生为之写了序言，又付了三分之一印费——印了四百本，花了六十元——闻一多先生出了二十元，王统照先生出了二十元，另外，是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书印出来了，茅盾，老舍，韩侍桁……诸先生在《文学》《现代》上给了批评，其实是给与了鼓舞，而书很快地就卖完了。再版，有两家争着出……”

　　陈梦家与臧克家不同，他从16岁开始写诗就师从闻一多。那时他刚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适值闻一多在此校任教，两人有缘从师生而成吟友。1930年秋天，杨振声诚邀闻一多履职青岛大学，尚未拿到毕业文凭的陈梦家即被带到青岛作其助教。此后一段时间里，陈梦家的诗作水平长足进步，从1930年至1934年间，就有《梦家诗集》《铁马集》《在前线》等诗集相继出版。1979年闻先生80寿辰，北京大学拟出文集纪念，向梦家夫人赵萝蕤索文，赵在致友人信中谈到此事说：“我们对闻先生敬佩之至，不写一点是不成话的。不过这文章应该梦家写的，他已睡去，我犹醒着，只好写一点，哪能代替他呢？”

　　事实正如梁实秋在《谈闻一多》时所言：“一多从来没有忽略发掘新诗的年轻作者”。换言之，闻一多对新诗的热心表现在两方面，即除了“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对新诗的贡献，除了《红烛》《死水》树起的标杆之外，还有对后来者的无私帮助与提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正的大师风范，烛照永远。

　　《西南行》速写组图

　　从1922年至1925年，闻一多留学美国，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攻读油画专业。学成之后甫一回国，即担任了北平艺专的教务长，并曾短期兼任该校油画系主任。北平艺专即如今的中央美术学院前身，闻一多为其教学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个人的美术创作活动却鲜有精力顾及，因而留下的绘画作品不多。1999年11月中央美术学院与北京炎黄艺术馆联合举办的《闻一多美术作品展》，汇集展出了他创制于1921年至1946年的水彩、水墨等作品，其中的线描《西南行》速写36幅，是他跟随长沙临时大学南迁昆明途中的即时之作，应为其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首先告急。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火种，北京、天津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徙，先后有十余所高校迁入云南。在这场同样维系着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文化长征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继离京南下，先至长沙与南开大学一起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又因战火烧到了长江北岸而再度南下，到昆明后改临时大学为西南联合大学。为形势所迫与条件所宥，临时大学再度南下时不得不兵分三路：一路乘火车，沿粤汉铁路经香港、越南进云南；一路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越南入云南；另一路则是开动自己的两只脚，沿湘黔公路步行至云南。闻一多以其一介书生的文弱之躯自愿报名加入步行团，《西南行》速写组图则是那次艰苦备尝的远征之见证与收获。

　　笔者无缘得见其速写原作，只在文学馆收藏的陈年画报中见过照片。粗犷遒劲的线条，苍凉雄奇的画面，天、地、山、水，路、桥、树、石……祖国大好河山尽在其中，笔笔写实，却又笔笔写意，用一腔爱国激情描画出了中华民族的刚强与坚韧。一支350多人的队伍，于1938年2月20日由长沙动身，经由常德、沅陵、晃县……68天长途跋涉3600里，于4月28日安抵昆明。出发前得知闻一多要步行赴滇，有同事质疑他的选择，同为清华教授的杨振声甚至开玩笑说：“一多啊，你也要参加步行团呀，你要去的话，你得带个棺材呀，要是死在路上，还得让人抬回来。”而事实却让大家的担忧成为多余，闻一多果真用他的一双脚走完了西迁的全部路程。

　　事后，闻一多曾向其朋友浦薛凤述及此事，始有步行团“由长沙至常德系坐民船，溯湘江而上，行七八日。常德步行至沅陵，由此至晃县，则坐汽车。由晃县以西则一直步行”之记载。团中另外还有李继倜、曾昭抡、黄子坚与袁复礼等四名教授，其中惟袁复礼“略走”而“多坐”随团拉行李打前站的汽车外，“一多等则真算步行三千里”。“每日约走60里(一站)，大抵住宿县城”。走得最长的一天是53公里，而且既要爬山，还要涉江。“有一次深夜到站，无食无住处，而且大雨，坐县署之大堂上达旦”。一路所见风景，“以郑宁(谓广东人罗县长最近发现)之夥牛洞(今又称火牛洞)为最奇绝。洞口才能容身，而中空高大，能容数百人。石笋上下衔接，景象阴森神秘而丽奇”。所幸天道酬勤，闻一多此行不虚：既搜集了“尽是男女相悦相慕之词”的云贵民间歌谣，又创作了“尽是旅途写生风景”的《西南行》铅笔画数十幅。浦薛凤认为此画“笔意苍老，取材别致”，“可传不朽”，故曾面嘱闻一多好生“宝存”。

　　篆刻原拓印模

　　也是在文学馆的收藏中，见到过闻一多的篆刻印模数帧——不是原拓，是照片，如“吴晗”、“冯友兰之鈢”等，显然都是西南联大时期所制。但闻一多对篆刻这门国粹的迷恋，却是从1927年就开始的，有他当时写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为证：“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由油画而诗歌而篆刻，闻一多集多种才艺于一身。为学油画他曾远涉重洋，在对岸转过一圈之后，最终的选择还是祖国的传统文化。书信中的诙谐表述，既见其爱好，亦见其立场。只是他开始制印时的动力全在兴趣，到了抗战末期则不得不“为稻粱谋”了。那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连大学教授们的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生当此时，别无他方，闻一多只有刻卖图章补贴家用以自救。本是无奈之举，所幸深得同仁的理解与支持。为让他多赚几文钱，浦江清特在他的刻字摊旁悬挂起《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一则：

　　秦鈢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斵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搉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

　　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 冯友兰 朱自清 潘光旦

　　蒋梦麟 杨振声 罗常培 陈雪屏 

　　熊庆来 姜寅清 唐  兰 沈从文

　　同启     

　　自来君子耻谈利。切石索价，闻一多必羞于启齿。然浦江清此仿六朝骈体《润例》一出，化世俗为风雅，立解窘者之困；而12大教授的联合签名，更成就一段文坛佳话。闻一多深感同仁好意，刻工愈勤，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竟留下1400多方印谱。个人生活也赖此稍有改善，请看其信中自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此外尚有一点颇值一提：闻一多制印，每每把胸中丘壑化作长文边款，使小小印章顿生诗情画意。其中惯常被称道者有二：一是为孙毓棠印所题100余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一是为华罗庚印所题铭文：“甲申岁晏，为罗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两处边款，前者有“抗战家书”之誉，后者的主人则有专门文字记载此事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见华罗庚文《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除上述所记之外，文学馆还藏有至少一套《闻一多全集》，4册，精装，32开本，1948年8月开明书店初版。这套书是朱自清先生用尽生命的最后力量组织整理编辑的，是他对闻一多先生的一种特殊的纪念。闻一多遇害时，朱自清的胃病已相当严重，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全力投入工作中。闻一多精通各种文化典籍，研究指向既深且广。整理他的遗稿，实非易事。朱自清知难而进，挺身担当，他在写给学生王瑶的信中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文学馆现藏朱自清写给书店经理刘景超的七张便条，全为求书购书之事。最早一张是1948年4月16日，最末一张写于1948年7月6日。前后不到3个月，共索书十数种，除去《我们的七月》和《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外，余者皆为古代文学作品，如《封神传》《春灯谜》《白香山诗集》《元曲选》《红楼梦传奇》《长生殿》《西厢记》等等，不知是否为整理书稿时参考之用？只知道最后一次购书距他离世只有37天，而当《闻一多全集》出版时，他已先行远去了。忆起这些，便仿佛听见一个宏大的声音正在天际回响：“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许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