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崇选的文学评论集《镜中之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我的冲击震撼,前所未有。
郑崇选是一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非常熟悉的文学评论家,可谓耳熟能详,如数家珍。这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文坛的动态,并进行即时性、追踪性的研究。因此,当市场经济使文学的整体境遇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一下子就抓住了症候,敏锐巧妙地选择消费文化作为切入口,并从多侧面多角度深入地分析消费文化对于世纪之交文学深层渗透及其成因。该文学评论集紧紧围绕着文学叙事的审美性和消费文化的消费性两个主要问题逐步展开,并在最后指出当下消费文化在文学叙事上的两个失误,即文学叙事中审美性、超越性的缺失和历史化的放逐,从而导致文学离真实的现实生活更远,进一步边缘化。作者对此感到分外焦虑。该书论从史出。作者所作出的判断与评价,均建立在中外文学理论和丰富的文学史料基础上。作者并非从单一的局部的文学创作中作出评判,得出结论,而是通过消费文化这一无处不在的镜像,对世纪之交的诸多领域和多种文学样式进行整体性的比较观照,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生产方式、文学观念、传播方式、新的文学形式、文学表现内容、文学的未来命运等几个方面一一揭示了消费文化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层渗透。这种全景式的把握,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论及的命题都是牵涉极广的大问题,驾驭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作者的理论素养与把握材料的能力极强,对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发现和精当论述。与有些人采取大而化之的泛论不同,他从不纠缠枝节,而是抓住根本,举重若轻,如认为“性”是欲望抒写的核心,赤裸的性描写,成为作家自娱和娱人以及自我表达欲望和渲泄的工具。又如,认为女性文学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繁荣,是由于女性的无奈和男性的别有用心等,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颇有创意。
对大量作品的准确把握和深入细腻的分析,显示出作者超凡的艺术感悟能力。这其中有对作品主旨和美学风格一句话概括的宏观把握,有对作品精彩绝妙的文本细读,在感性、灵动、鲜活的感悟和体验上,不乏理性折光,富有学理性。至于文本细读的传神之处,更是随处可见。较有代表性的是对王安忆《长恨歌》的分析,作者认为,王安忆试图通过一生都处于时尚前沿的女人王琦瑶来描绘上海的历史,以表达作家的怀旧文化情绪和都市的消费文化心理。此外,作者通过对《废都》《欲望的旗帜》《沧浪之水》《桃李》《三人行》等作品的分析,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消费转型,他们由具有担当意识和批判性的文化精英,沦为世俗化的庸常之辈,成为消费文化的衍生品,境遇十分苍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理论结合实际,也是该文学评论集的特色之一。作者旁征博引,涉猎甚广。与那些以占领学术前沿话语、照搬西方概念以哗众取宠盗取虚名的人不同,他自然圆融地吸纳中外文学理论资源,并将它们化为自己的学问,自然恰切地佐证自己的观点。那熟稔自如,信手拈来,左右逢源,显示出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知己知彼的恢弘视野。更可贵的是作者严谨的治学志度和重在考据的立场。他从不做空穴来风的高蹈宏论,先进行一番名词爆炸,让人一惊一乍中不知所云,然后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言之虽然有序,但却无物。而《镜中之舞》在展开批评前,总是限定范畴,作出科学谨严的界定,然后由表及里,层层推进,通过对大量文本丝丝入扣的分析,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他往往在宏观上进行整体性把握,将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放置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的背景上进行审视辨析,呈现出从感性直觉到理性思辩的蜕变过程。在分析“欲望叙事的消费性”时,先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后的欲望叙事加以甄别,指出前者的欲望书写,“弘扬的是人性的健康发展”,它在那禁欲主义盛行的时代具有启蒙现代性的诉求,它对呼唤人性回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主要表现物欲的追求、性的消费化,以及各种消费形象的描写。紧接着作者通过对朱文颖的《高跟鞋》、毕飞宇的《那个夏天,那个秋季》、卫慧的《上海宝贝》、朱文的《我爱美元》、刘震云的《手机》等大量文本的精当分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真正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观点与材料相统一。
作者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和矢志不移的人文情怀,以及扎实的学风和问题意识,而并非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他把对文学叙事的考察放置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正是谢冕所倡导的:“唯有把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可靠的。”面对着分工精密化和知识专业化的现代社会,面对着骚动与喧哗、泥沙俱下的当代文坛,作者挺身而出进行精深的梳理,作出自己的描述和理解,以切实的分析警世。该文学评论集具有一种散文美和诗意美。与大多数学术著作行文生涩枯燥乏味不同,该文学评论集自然流畅、行文流水的散文语言,那由于愤激、焦灼而抑制不住的磅礴激情,那飞扬的文采、哲思和诗性表达,无不让人情思俱动,感到畅快,获得审美的愉悦。它自然使人想起李健吾、唐湜和谢冕等的文学批评,其中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和生命力的涌动。(陈 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