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批判》：历史责任　文学良心

　　《“文学台独”批判》(赵遐秋主编)，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由海峡两岸文学界与学术界专家学者撰写的批判“文学台独”的论文集。该书于2007年由台海出版社初次出版。为尽可能反映两岸文学界和学术界批判“文学台独”的概貌，该书编者在对初版重新厘订的基础上，又加入视野所及的近几年有关文章，辑为增订本，仍由台海出版社于最近出版。展现于读者面前的《“文学台独”批判》(增订本)分上下卷，150万字，收入数十位作者近百篇论文，可谓两岸批判“文学台独”的阶段性集成。

　　所谓“文学台独”，即一种分离主义文学思潮，宣扬台湾新文学与中国文学互不相同也互不隶属，乃一种独立的文学。“文学台独”的表现形态是文学的，其实质内涵是政治的，是要切断两岸的精神纽带，抹除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摧毁主张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谋求“文学台独”和“文化台独”，以最终实现“政治台独”和“法理台独”。

　　共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实践，人民、领土与主权，定义了现代民族国家。台湾历史上虽屡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其自古即为中国领土的事实。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发布《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签署(苏联后参加)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因此，台湾复归中国，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

　　现代民族国家又是想象的共同体，是基于相同历史与文化血脉的族群对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是民族的集体认同。现代民族国家是被集体想象、集体同一感与爱国主义精神所建构的。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与爱国主义精神，在台湾文学史上为许多作家所倾力表现。如台湾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吴浊流，在其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即塑造了不堪忍受殖民者压迫而逃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战争的主人公胡太明的形象。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中，吴浊流又深情写道：“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眼不能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这种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过外族的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是无法了解的吧！”台湾新文学诗人巫永福的《祖国》一诗深沉地吟唱：“向海叫喊：／还给我们祖国啊！／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在我心里反响／啊！是祖国唤我呢／或是我唤祖国”。民族和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一想象并非偶然的想象，这一共同体并非虚构的共同体，而是体现着一种深远的历史文化传承，反映着民族成员对于自由、尊严、荣誉、安全和幸福等等深层心理和情感的需求。因此，民族和民族国家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解体，往往给民族和民族成员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深重的苦难。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应培育真善美的心灵与情感。作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应是致力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与世界和平的人道主义者，更有责任以自己的写作为民族和解、同胞团圆提供精神之光与情感之火。然而“文学台独”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播扬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瓦解民族认同，塑造文化敌意，是一股不惜以民族灾难与悲剧为代价的危险的文学思潮。海峡两岸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在“文学台独”逆流初起之际，即洞烛幽微，深察其害。秉持着历史理性与民族大义，在台湾，陈映真等作家学者奋笔论战；在大陆，《文艺报》等媒体开辟阵地，两岸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展开了对“文学台独”的批判。《“文学台独”批判》(增订本)再现了这一文坛风云，亦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文献。

　　《“文学台独”批判》(增订本)从理论上分析了“文学台独”的本质及其特点。陈映真最初发表于《文艺报》的《论“文学台独”》一文指出，几十年来，“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族群和台湾史论以及“命运共同体”、民族定义和历史教科书等各种问题发表言论，宣扬在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都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观点；宣称远在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台湾的文学、文化就早已独立。赵遐秋在《“文学台独”的本质》一文中指出，“文学台独”是“台独”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文学台独”目的是使“台独”文化化、文学化，是“政治台独”的舆论准备。两篇文章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对“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性质进行了准确的定位。

　　该书回顾了“文学台独”思潮发生和泛滥的历史过程，以及“文学台独”呈现的主要问题。陈映真《论“文学台独”》和赵遐秋《“文学台独”的本质》二文一并揭示，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生和渗透，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即开始。“文学台独”论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台独”的主要论点包括：一、台湾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多源头、多语言、多元化的文学。其中，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远不如日本等外国文学影响大。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就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向着“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台湾主体”论的发展。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作家有“台湾意识”，且“热爱台湾”。四、汉语闽南次方言和客家方言是独立的“台语”；“台语”书面化，另造“台语文字”，创作“台语文学”。五、以“台湾意识”构建和写作“台湾文学史”。由此可见“文学台独”与“台独”运动的一体性。而作为“台独”运动的一翼，“文学台独”对历史叙述、历史诠释及语言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并进行激烈的争夺。正如有“文学台独”论者所声称：“夺回被剥夺的历史发言权，才是对强权统治的最好答复，也是对失落的历史链锁做最好的衔接。”

　　然而，“文学台独”的历史发言，却是对历史的颠覆与反噬。它无视历史真相，以政治代替学术，以意识形态代替历史论述，使历史叙事成为与历史的彻底决裂，从而生产出武断的历史独白。被“台独”论者推崇为“台湾文学早春的播种者”、“‘台湾文学’理论的指导者”、“为台湾文学创造历史并书写历史”的叶石涛，曾几何时，也抒情般地宣示：“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以其历史性的渊源而言，毫无疑问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环，也可以说是一支流……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人的文学，它并没有因时代社会的蜕变，或暂时性的分离而放弃了民族性，也没有否定了根本性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觉得骄傲与自负。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然而，随着分离主义思潮的汹涌喧嚣，叶石涛发生了人格分裂，转而激昂否认台湾文学的中国历史文化基因和中国文学归属，不断发出种种翻云覆雨的惊世奇论：“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台湾新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既广泛又复杂。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战后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文学的影响，如80年代以降的台湾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运动跟中国扯不上任何关系。台湾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环，它直接跟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学活动亦步亦趋地往前走。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由于叶石涛在台湾文坛的显赫地位，因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其“文学台独”论的萌芽阶段，即引起陈映真等文学界人士的警惕和批判。曾庆瑞的《新分离主义引爆的文坛统“独”大论战》《用本土自主性主体论对抗中国文学属性》二文，回眸陈映真等坚守中华民族立场的作家和学者与以叶石涛为代表的“文学台独”派激烈的思想交锋。文章资料翔实，语言犀利，令人震撼。

　　唯心史观与诡辩的方法论，造成“文学台独”颠倒错乱的历史立场。台湾学者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追寻“台湾人”的定义》《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概念》《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等论文，以严谨的学术理性指出，由于历史相对主义的滥用，“台独”论者在其台湾史和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往往未能克制其政治立场，遂使其研究成为其“台独”意识形态的注脚。在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滥用之下，连横的《台湾通史》被视为不是台湾人所写，因为其中“充斥着中华思想的偏见”；张我军对台湾新文学的创发之功遭到稀释，因为他代表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台湾的影响，更因为他说过令“台独”论者坐立难安的话：“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有人主张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才是台湾文学史的开端，因为在此之前的旧文学是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不是台湾人写的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作家吴浊流、叶荣钟、巫永福等人的“近似本能”的祖国意识令“台独”论者有芒刺在背之感……陈昭瑛并严肃指出，有操持解构主义以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台独”论者把马克思引为同调，这实在是对马克思的谬赏错爱，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一切绝对的主体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是冰炭难容的。台湾人应该培养对自己之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陈昭瑛的文论视野开阔、学养深厚、论点精辟，显示了一位正直的台湾学人的理论风采。

　　“文学台独”论者更发明了这样一种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日据的殖民时期、战后国民党政府的再殖民时期、解严后的后殖民时期。这一分期将国民党政权视为殖民政权，将台湾复归中国视为再次沦为殖民地，解严后的台湾文学即为后殖民文学。该论者又如此阐述台湾左翼史研究：“台湾左翼运动遗留下来的批判传统，在后殖民时期的今天仍然寓有高度的暗示。尤其是北京企图在台构筑代理人政权的事实，使台湾知识分子产生自觉，而这样的自觉与左翼传统是可以密切结合起来的。‘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台湾革命’的主张，是左翼运动提出来的；面对着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以及在台统治者的投降心态，这些主张还是带有强悍的现代性。”如此文学与历史“研究”，虽然极端荒谬，但在今日的台湾却颇有行情。杜继平的《跳蚤“左派”的满纸荒唐言》、吕正惠的《陈芳明“再殖民论”质疑》、曾健民的《“战后再殖民论”的颠倒》、朱双一的《评“战后再殖民论”之要害》等论文，对“文学台独”这种乖张的历史逻辑与历史建构进行了理据俱备的抨击。《“文学台独”批判》(增订本)中的多篇文章，并对“文学台独”的“乡土文学”论、“皇民文学”论及“台语文学”论等进行了颇为全面和系统的清理。

　　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战后长期的两岸对峙，共同造成了今日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民族认同的迷惘和错乱。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正迎来文化复兴。台湾文学应向何处去？刘登翰《历史的警示》、沈庆利《文学与政治的畸形扭结》和贺仲明《论台湾文学民族精神的缺失与回归》三篇论文，或许已经提出了很好的建言。刘登翰从台湾光复初期《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中，总结出这样的警示：台湾文学的中国归属不容否认，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不可忽视。沈庆利则尖锐指出，近些年来“台独”意识形态如传染病般在台湾文坛广泛传播。期待台湾文坛摆脱褊狭狂热的“台独”意识形态的左右，“尽早还台湾文学一片纯净的天空”。贺仲明更热切希望，台湾文学的发展以回归中华民族精神为目的地。只有这样，台湾作家才能真正思考历史和现实，才能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台湾人的生活，使文学的魅力深入到台湾民众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心灵中。

　　当前海峡两岸关系正处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而“文学台独”并未得到有效和根本的遏制，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对“文学台独”的批判仍具重要现实意义。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手稿》指出，“历史世界建构的首要条件就是通过批判清洗人类对自己本身的混乱和被多重败坏的记忆，这一批判存在于和解释的相互关系中。”并认为民众主体的统一乃建立于其与休戚相关意识、民族意识、民族感的联系的基础之上。《“文学台独”批判》的作者们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努力，冀望通过历史阐释清洗被“文学台独”淆乱和败坏的历史记忆，重新唤起台湾民众中华民族指向的休戚相关意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从而告别认同迷惘，成为身心内在统一的历史主体。该书论文角度不一，风格各异，其价值诚然需要接受读者与时间的评判；然而，这些两岸学者在关乎文学、关乎历史与关乎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缺席回避，没有失语沉默，而是选择肩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足以无愧于文学的良心。(石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