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梁思成

　　一

　　1957年初春鸣放时，梁思成身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曾随民盟中央负责人胡愈之等人到沈阳，胡出面邀请几位沈阳的民盟盟员进行座谈。与会的几位沈阳教授都反映在“百家争鸣”中，不敢大胆“鸣”，怕扣帽子，怕另眼看待。冷场之中，梁思成反而在会上再三说明共产党的方针，并以自己为例，鼓励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言。在场的新华社驻沈阳记者任步芳事后写了名为《梁思成在沈阳的言论》的现场报道，刊发在新华社只供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三月五日这一期里面：

　　梁思成介绍了他自己敢于斗争的事例。他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表面上经过1955年内部批判并自我检讨过关，梁思成内心里对自己前几年在北京城建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持赞赏的态度，能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争论也是他引为骄傲的一件事情，并上升到有否主见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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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读书》2013年第3期陈徒手文)

　　1624-04-02

　　周作人与李大钊的友谊

　　周作人与李大钊结识于北大，在北大多年共事中结成了始终不渝的友谊，成为同一条战线的战友。虽然以后他们各自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种友谊却持续了整整一生。

　　周作人是1917年9月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的，开始是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李大钊是1917年11月来到北大，1918年1月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后来又兼任经济学教授。文科教授与图书馆主任之间，当然会有许多联系，而李大钊与周作人，又同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者与作者，他们又会有许多接触，进而相熟、相交，就是很自然的了。

　　1921年以后，李大钊忙于建党工作，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仍是保持着亲密的友情关系。当1927年4月清明节那天李大钊等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抓捕以后，周作人看见报纸才知道了这事。李大钊等人牺牲后，周作人悲愤难当，他看到日本在北京办的华人报纸《顺天时报》竟以李大钊之死不怀好意地说三道四之后，他立即在《语丝》上著文驳斥。而后来，他就对李大钊的遗孤进行了颇有实效的保护。那一天是清明节放假一日，周作人约集几个朋友去海淀，找沈尹默之兄、燕京大学的沈士远，恰巧那一天李葆华也去找他的同学，住在沈士远家。等到他们回城里，才见到报纸上的消息。周作人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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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温故》第24辑马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