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中的家国情怀弥足珍贵

　　一个远离自己祖国的人，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在精神上远离自己祖国的人，不仅会有巨大的痛苦，而且也会有难以克服的迷惘。国家的概念不仅包含有自然地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包含有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含义，尤其是社会政治，几乎应该是与每一个人的生命最息息相关的国家要素，对它的关心构成了许多人精神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屈原遭遇政治社会(楚王庭)的放逐，他的内心遂产生了深重的痛苦和忧伤。他伟大的作品《离骚》就是这种痛苦的见证。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而离忧者，遭遇忧愁、痛苦之古语。正因为他对这种远离故国而产生的痛苦的描写，使他的作品有了光辉的背景和无穷的意义。所以司马迁继续评价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学是这样，其他艺术也是这样。我国中古以后崛起的水墨山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水墨艺术中成就最高者，并非只在于笔墨变化中的雕虫小技，乃在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语)观念影响下的对于家园与家国(包括伦理社会意义)的不尽留意与描绘，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中抒情、写意的本质。唐诗人崔颢所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对故乡的忧思就是对祖国的忧思。清初的“遗老”顾炎武深切感慨：“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论。”那是由于他怀念自己心目中的“九鼎”与文化，他甘愿做一个前朝的遗民。无论时代怎样变，祖国还是自己的祖国。祖国的概念在学人的心目中是与自己的学道深浅血肉相连的，有人可以随时运依附，有人也可以固守，有人可以殉国，有人可以随时代变迁而接受一个崭新的家国。但是宽泛一点，新人对旧人的宽容，不失为一种美德。近现代大学者、大诗人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痛苦，都是源于对自己曾朝夕相处的社会文化的怀念与执著，今人怎能对其肆意苛求？都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只不过有人沉入历史与虚幻，有人着眼现实与当下。欧洲人也一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俄底修斯历尽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挠、九死一生也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就是远古时代人类热爱自己祖国的见证。古希腊喜剧大师米南德在残存的喜剧片段中歌咏：

　　当我望见我的家乡的时候，

　　一切地方我都不看重，

　　只看重这地方，

　　因为在我看来哺育我的地方是神圣的。

　　数千年以来，人类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无法割舍、无法摆脱与家园或家国的联系。也确实如古代诗人所咏唱的，“哺育我的地方是神圣的”，神圣的故乡是人类所有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对社会政治无疑具有天然的影响力。也由于这样的关系，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曾经干涉过文艺的自由表达，而文艺受到伤害后就试图要远离社会政治。比如在文学领域，多年以来文学曾试图撇清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以复加地标榜自己“纯文学”的身份，似乎只有“纯文学”的标签才可以证明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问题是有没有远离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而纯粹表现自然与个体的所谓“纯文学”呢？我以为很难找到。即使有，这样的作品很难被认同和流传。纯粹表现自然的作品，如果没有人的视觉予以统摄，便没有意义；而任何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离开了家园与社会的关照，那么其最终的象征所指就是空虚和迷惘的，也缺失了被别人理解与接受的可能，作品同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现当代，那些大量沉溺于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文学作品与家园、社会的关系极大，而不是没有关系，只不过表现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作品。

　　卡夫卡19世纪80年代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他短暂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一个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度过的，只在生命的最后日子移居到柏林。当时在布拉格这个多瑙河王朝有着几十万人的北部城市，卡夫卡所属的德意志人只有两三万人，而他们这些作为统治阶层的德意志人又拒绝学习捷克语，捷克人也拒绝学习德语，尴尬的结局使他们既与自己的母语国家遥遥相望，又无法融于捷克的社会文化之中。作为在语言和思想上极度敏感的卡夫卡，他小说中所呈现的悖论式的情感与孤独绝望的情绪，并不是纯粹个人化的，而是遥不可及的社会与国家在他内心深处落下的一幕幕投影。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审判》中主人公是一位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有一天在自己的寓所遭到了法院的逮捕，但是所谓的逮捕只是名义上的逮捕，法院既没有公布他的罪行，也没有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从此以后，他被迫不断上诉，而法院却不断推诿，日复一日，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重，他要进入“法”的大门似乎越来越难，直到他耗尽精力，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依然不许他进去的“法”的守门人却告诉他，这扇门之所以没有其他人要进入，是因为这扇即将关闭的门就是为K而设的。你试图要进入，大门就会为你而设，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更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情境。作为上层社会的一员，遵纪守法的K成为自己阶层所制造的“法”的受害者，因而“审判”不仅是“法”对他的审判，也是自我审判的开始。他的另一部影响颇大的长篇小说《城堡》，其主人公K以及周围的其他人都被如梦幻一般的城堡的阴影所笼罩。城堡并没有聘请K为土地测量员，但却认可了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属于城堡管辖的村子并不大，可是管理这个村子的官员人数却比被他们管辖的村民多出好几倍；城堡的官员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玛丽娅，而阿玛丽娅拒绝了他的粗暴要求，从此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尽管城堡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可他们却发热病似的恳求城堡宽恕，为了能找到索提尼的跟班，阿玛丽娅的姐姐奥尔加竟然跑到客栈去委身于每一个下贱的仆役；K终日守望着城堡，试图进入城堡，可是他却无法接近城堡。城堡表面上看，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器或官僚机构，但其实它更像一则寓言，在描述一群漂泊于精神故乡之外的游子们可悲、绝望的无助境遇，隐喻着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国家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出现，从方式上来说，古典主义时代基本上是明喻的方式，现代主义之后基本上是隐喻的方式，隐喻的方式使作品所要表现的情境可能包容量更为丰富、更为普遍和深刻，但无论运用哪一种方式，任何作者及作品都无法超越家园、社会或国家的潜在而本质的影响。那些极具个人化特点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和反思兴趣，大概都是因为其象征所指仍然是社会及家园。历史文化与社会国家是我们主要的忧虑、欢乐、希望之所在，或者说个人的情绪及思索其来源及所指都离不开家国。家国的“神圣”就在于，当我的情感和思索与祖国的尊严相颉颃时，我宁愿选择我内心深处的这般“神圣”。

　　社会政治在不断走向文明，文明的政治具有全面的自觉与自信，自觉与自信的政治自然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人类杰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最终在宪法的范围内宽容文艺的自由表达，与文艺互相推动、互相进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文学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石 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