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的力作

　　袁学骏的《文艺科学发展论》对文艺科学发展这个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大胆探索。

　　坚定的学理信仰。该书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分析和探索当代中国文艺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其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巨变，正是因为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这个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才有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和发展。文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建构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见证和书写了泱泱大中华的百年沧桑。所以，看待和解决近现代中国的文艺问题，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无异于舍本逐末、弃明投暗。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有了相当的理论自觉和理性分析，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像以前那样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某种特定现象的个别词句当着神圣的天条，更不能把其他知识体系都否定掉。”“不能孤立马克思主义，不能以学习马列为累。要看到，马列当年揭示事物本质性、规律性的理论何等不易，今天它还远远未到全面开花结果的时候。”

　　开阔的理论视野。如何看待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也是任何一种文艺理论问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宏阔丰厚、博大精深。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明确指出：文艺属于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这是对文艺本质特征的崭新界说，是对文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的科学定位，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另外两个基本观点也极为重要，那就是“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和“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前一个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对于后一个观点，不少人还存在模糊的认识，经常导致对文艺地位作用和功能的“窄化”和“矮化”。袁学骏全面深刻地理解和准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论述，才奠定了文艺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作者对于文艺生产具有不同于其他精神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规定，以及文艺生产具有形象化、情感化和审美性的特征的科学把握，为全书的理论铺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显得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尤其是作者对于马克思明确地把艺术看作人类掌握世界的四大基本方式之一的独到领悟，从学理上建立在了鲜活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才使我们“在文化和文艺上渐渐走向理智、走向成熟”，才有了“我们不能娱乐至死，今天和将来我们都需要昂扬的前进声音”的呐喊。这些都是作者对于艺术本质的更高层次的把握和思考，也充分显现了科学理论武器的爆发力和穿透力。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振作，中、西、马三者融合的必然”，“走自己的路，应该以马为主、以中为主、以今为主”的理论思考，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兼收并蓄的理论追求和宽广开放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学者所具有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质。

　　坦诚的学术风格。当今的世界，纷乱熙攘。袁学骏说：“在这个祸福相依、悲喜交加的多事之秋……科学发展观便是我们当前应对、破解一切难题的良方。”正是这种坦诚而且真切的表达，才有了这个“可能”会招来“政治回潮”的文艺科学发展观念的尽情书写。在这个市场和资本冲动的年代，文化本身的价值在不停地被肯定和被否定中摇摆，文化强国的美好愿望容易被文化“GDP”所代替，然而“我们需要激情燃烧，更需要深刻的反思与前瞻”(作者语)。一个缺少科学理论指导的民族和国家注定不会走得太顺太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解读，饱含了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赤诚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睿智。“后现代主义最时髦却不是最先进，它最红火又最消极。它使我们看到过去被遮蔽的东西，但又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和历史局限性。”这种鲜明而辩证的学术思辨能力和胆识在当代学术界已经很难寻觅了。这种鲜明的语言风格在该书中随处可见，时而让人吟哦良久，时而让人振聋发聩。在总结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时，从不粉饰太平，讲求实事求是。对极左文艺路线的危害，用词也颇为大胆，入木三分、从不含糊，对“反对体验生活”、“反历史”、“反理想”、“反理性”等等的批评也一针见血。

　　学无止境。一部45万字的文艺理论著作，其可圈可点之处何止以上所言，但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值得推敲和完善的地方。只是袁学骏的理论勇气和执著追求确实令人钦佩。(周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