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遗址申遗之路

　　2012年6月29日，北京时间22点，俄罗斯圣彼得堡时间18点23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6届代表大会经过了两天的会议，全票通过将中国内蒙古的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时间，整个会场一片沸腾，申遗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欣喜若狂。

　　一

　　元上都由元世祖忽必烈建成，是元朝的第一个首都，是连接漠北蒙古族兴起之地与中原汉地的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在元上都曾经发生过影响世界或区域的重大事件，包括元世祖、元成宗等5位皇帝的登基，以及南宋灭亡后忽必烈受南宋君主的朝降。此外，元代皇帝接见外国使者、临朝、议政、修佛事、与大臣聚会等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正因为如此，元上都至今保留了众多的文化遗迹，如孔庙、乾元寺，以及郭守敬在上都城设计修建的水利设施。

　　元上都遗址遗产区面积25131.27公顷，包括整体格局清晰、保存完好的上都城、关厢、防洪渠、墓葬群等遗址遗迹；缓冲区涵盖了敖包群和保留至今的蒙古族“敖包祭祀”等传统人文景观，以及湿地、典型草原、森林草原和沙地等蒙古高原草原特色景观在内的遗址环境。元上都遗址是我国元代都城中创建最早、历史最久、格局独特、保存完整的都城遗址。它是北亚地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相互交融的见证，是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欧亚文明相结合的典范。

　　现在，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经在蒙元帝国时期作为草原都城而闻名于世的古代都城再度获得全世界的关注，这是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

　　此时此刻，只有一个人置身于热闹之外。他静静地站在角落里，泪水覆盖了他沟壑纵横的面孔……

　　他终于可以释然了。他内心全部的能量就是为这一刻而释放！他，就是元上都遗址考古领队、申遗技术组组长、申遗现场副总指挥、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塔拉。此刻，他内心深处翻滚着炽热的岩浆。兴奋、激动、感慨、无言……诸多滋味刹那间都涌上了心头。

　　当有记者问塔拉：“您此刻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塔拉努力克制激动的心情，噙着幸福的泪水，掷地有声地说道：“它是人类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啊！”一句话，凝聚了一代考古人几十年的心血。

　　二

　　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世界遗产零的突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塔拉和他的团队历尽了艰辛。

　　在严格的评审制度下，申遗之路大都历尽艰难，原因就在于历史文化遗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极易被破坏殆尽。一旦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就很难通过审查。申遗成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努力。申遗成功的中国丹霞花了4年，开平碉楼花了7年，五台山和西湖花了10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更是用了长达16年。2012年申遗候选名单上的元上都遗址，申遗工作已在16年前就开始了。

　　16年，对人类历史而言，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稍纵即逝的一瞬，但对一个行进在申遗道路上的忠实的考古学者来说，那近6000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跋涉，是永远不会抹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1992年初夏，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来到元上都，想评估一下元上都的历史价值到底有多大。已是夏初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尽管还没有完全展示出它丰满的绿色腰身，但大家在那片青中泛黄的茫茫原野上，面对隐约可见的元上都遗址，依然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

　　郭旃站在高处向元上都遗址一眼望去，那一刻凭借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敏锐判断，他知道元上都一定会在某一天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离别时，郭旃对时任锡林郭勒盟盟长的陈朋山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开始准备申遗工作吧。”

　　转眼4年过去了，除了挖掘了大安阁、明德门遗址外，其他一切都还静静地埋没在草原深处，申遗还只是遥远的梦想……

　　1996年5月，国家文物局正式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将元上都遗址的准确地理坐标、历史沿革、自然情况、考古调查、文物保护等一系列材料，以中英文两种文字上报国家文物局。从这一刻开始，元上都才算真正走上了申遗之路。

　　三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再次进入到锡林郭勒正蓝旗元上都遗址。这一挖就是16年。

　　这16年，一路走来有太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塔拉和他的团队勇敢地应对了这些挑战。很多时候这些长期在野外工作的考古人喜欢把自己比作空中盘旋的雄鹰，也喜欢把自己比作荒漠中的苍狼，这是他们的浪漫情怀。他们寂寞孤独，与天地为伍……

　　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有41处来自中国，但内蒙古却榜上无名。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物大省来说，太令内蒙古的考古人汗颜了！他们无法向历史交代，更无法向自己交代。

　　199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为了推进申遗工作，组建了专门的“元上都工作站”。紧接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调查测绘、钻探工作队前往元上都遗址，并会同蓝旗元上都申遗办就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布置。工作队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塔拉带队，测绘组成员来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洛阳市古韵勘探有限公司等，共45人组成。

　　此刻，塔拉心中回响着一个巨大的声音：不管路途多艰难，我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考古学学者出身的塔拉，他太清楚元上都遗址申遗的重要意义。元上都遗址不仅属于锡林郭勒、内蒙古、中国，更属于全世界。一定要让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发掘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作队克服困难，对元上都外城、皇城、工程等重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御天门考古中，获得了元代武库、石弹等一批极具价值的最新成果并填补了元上都遗址相关考古研究的空白，使编撰元上都申遗文本工作得到了有力支撑。

　　四

　　2008年11月，为了推动申遗工作的进展，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决定申遗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别牵头，组建“元上都申遗工作小组”，其中考古、保护与展示工作小组由塔拉任组长。

　　塔拉领命，第一次被真正推到了申遗工作的最前沿。他要把元上都的历史文献顺利地放到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桌上，进入他们的讨论范围。

　　如果把申遗比作运动员，那么元上都遗址和这些考古人以及所有参与申遗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条通往目标的跑道，他们必须把跑道做得没有任何瑕疵，尽可能的做到完美无缺。

　　塔拉所承担的部分决定着申遗工作的成与败。尽管他在元上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他熟悉这片草原，熟悉这里的一鸟一石，甚至熟悉这里疯狂吸人血的巨大蚊虫，但压力和紧张还是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是军人的后代，他常常为自己没成为中国军人深感遗憾，但他从来没放弃过对自己军人素质的培养。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立刻从会场赶回到元上都遗址，和他的团队在一起携手并进共同战斗，争取时间创造辉煌。

　　杨新宇是塔拉的学生。2006年考上塔拉的硕士研究生，2010年考上塔拉的博士研究生，他们除了师生关系外，很多的时候更像一对父子。2004年杨新宇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他怀揣理想和抱负，怀着对考古的神秘感进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没想到一进入考古所他便加入了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今天的中年人。杨新宇一直说自己是幸运的，有塔拉这样的老师，有里程碑式的申遗项目，他这辈子值了。

　　塔拉点兵点将第一个就把杨新宇放到了最艰苦最重要的岗位上，他要让自己的学生在这次争分夺秒的申遗中得到历练，来一次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杨新宇果真没有辜负老师对他的期望，他演好了申遗过程中交付给他的所有角色。

　　杨智广是转业兵出身。因为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扮演众多角色。杨智广不仅是司机，还要做后勤保障工作，被队员们戏称为“九门提督”……

　　五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塔拉带领着这支不足10人的队伍艰难地向前行进。在3年的时间里发掘遗址面积3000多平方米，勘探面积520万平方米，为申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正当这个团队在风雨中快速行进的时候，不可预料的事还是发生了。

　　2011年4月的一天，塔拉被召回呼和浩特市开了一天的会，第二天一早不到7点，塔拉和司机小杨就要赶回元上都。出门之前他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但这样的时候太多了，很多时候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却没能让他扛过去，他只觉得身体越来越难受，几乎让他崩溃。小杨决定返回呼市，立刻进医院治疗。

　　塔拉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说道：“必须赶回元上都！必须的！”

　　他的固执让小杨很不安，他既是塔拉的司机，又像他的亲人，他必须保护好塔拉，不能让他出任何问题，这不仅是出于他们的兄弟情分，更是因为申遗工作不允许塔拉倒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奔波，他们最终还是回到了正蓝旗。旗领导闻讯赶来，以最快的速度把塔拉送进医院，经医生诊断，塔拉的病是中风和带状疱疹同时爆发。

　　医生说他的这两样病都是因为超大负荷的工作造成的，身体透支，免疫功能下降，因此引发了今天的病情。医生建议立刻到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治疗，比如呼市，甚至北京。

　　旗领导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旦塔拉离开很多工作就有可能停下来，如果申遗再往后推怎么向内蒙古的上上下下交代？如果塔拉不及时治疗留下后遗症又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

　　塔拉看出了旗领导的两难，他说：“我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但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应该在哪儿。我的病就交给你们这儿的医生了，我相信他们。”

　　塔拉接受针灸治疗，同时配合中药。期间不乏各路关心塔拉病情的朋友都纷纷给塔拉发信息推荐各种土疗法，比如用鳗鱼血敷脸、用艾草熏脸、吃藏药等。

　　但是塔拉还是因医疗条件和药物治疗没跟上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有人戏弄塔拉说，为了你心中的申遗却在你的脸上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塔拉马上更正，为了我心中的申遗，在我的脸上留下的是永远的纪念，它证明我为申遗做过工作。

　　六

　　2011年4月7日，元上都遗址技术组成立，塔拉任组长。这一年也是元上都申遗最为关键的一年，是申遗冲刺的最后阶段。7月份他们将在这里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现场考察。4年的拼命工作，等待的就是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在最后冲刺的日子里，新成立的技术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无法发掘冻地。4月的华北和江南早已是绿草如茵桃花烂漫，但地处北疆的正蓝旗仍是冬末时节，白雪覆盖的地面冰冻三尺坚硬无比。考古工作者无法开展工作。有人提议用火煨，但这遍地的荒草一旦被点燃得不到有效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等待天暖地化则必然耽误工期。怎么办？塔拉陷入重重的沉思……

　　作为一名在田野一线奋战了30多年的考古专家，塔拉深知考古发掘的意义与重要价值。大面积的发掘是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于主动性发掘来说，争取到哪怕仅区区一平方米的发掘权限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对认识遗址的性质和全面了解遗迹现象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塔拉却不得不做出让他难过一辈子的决定：缩减发掘面积。

　　这是破解挖掘难题的惟一办法。无论塔拉是怎样的难以割舍！

　　经过调整后的发掘方案缩短了发掘周期，为确保申遗进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事实证明，这一调整为后期的保护和展示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

　　2011年6月，塔拉推翻了最先的展示方案。推翻的理由是：虽然先前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展示台坚固耐用，正因如此才会令人担忧。塔拉大胆地向前来视察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领导以及专家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一、鉴于元上都遗址为土遗址类型，当前使用的材料为超大重量，必然会对遗址产生重压，造成遗址的变形，保护变成了破坏；二、所有的材料均要采用焊接的方法联结起来，如造成不可逆的情况，必然有违文物保护可逆性的原则。随着高端科技的发展，将会有更好的保护措施和展示手段的方法诞生，一旦需要对其拆解时不会对遗址造成破坏；三、建议采用木质结构的展示用材，既减轻了遗址的承重，又具有可逆性，更为重要的是与遗址本身更为协调，符合元上都遗址所具有的民族特性。

　　这一变更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他们惟一担心的是时间。好在一切都进展顺利。此时元上都遗址的申遗工作基本落定，剩下的就是等待。等待联合国教科文申遗委员会第36届代表大会的通过。

　　七

　　虽是如此艰辛，但好在换来了美好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塔拉、魏坚、曹建恩、杨星宇、宝力格、李少兵、陈永志以及塔拉的8个研究生等，都参与过元上都遗址考古挖掘工作。还有其他很多的人参与到整个申遗工作中来。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岗位上，用他们的心血为元上都遗址的申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申遗成功的那一时刻，塔拉说：“申遗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今后对元上都遗址的保护任重而道远。”(茜吉尔)